记者 宋笛 2020年1月，Samson KHAOU履新达索系统亚太区执行副总裁一职，不久后疫情突至。一年多的时间中，Samson KHAOU的差旅次数减少，但也有机会用更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市场，更充分的了解诸如中国、韩国、印度等亚太市场的变化。

在Samson KHAOU看来，疫情后数字化目标更加多元，诸如数据安全、可持续性目标被更多企业纳入框架之中；另一方面，产业更加依赖数字化，它们不仅需要数字化来达成与供应商之间更加紧密的协作，也需要数字化来解决生产中遇到的诸如防疫措施、供应链波动等问题。

这种刚需性让更多客户不再仅是购买一个技术或一项解决方案，而是要求数字化方案达成一个结果，有了更强的目标性。换句话说，经历了疫情的“测试”，在数字化方面，工业企业更多的找到了那个“对的问题”。

疫情前后，亚太地区多国自上而下地推出了一系列围绕数字化建设的国家战略性政策，包括“数字印度”、日本的“社会5.0”和韩国的“数字新政”等等，Samson KHAOU认为， 这种数字化建设正在对各国供应链带来深刻的影响并成为产业链的重要支撑。这也意味着后发国家如果想要进一步承接外溢的产业链，需要建设的不仅仅是公路、铁路等传统基础设施，还需要进行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

“多目标”的数字化时代

达索系统是一家提供数字化建模、仿真的法国跨国企业，其客户覆盖工业、建筑、能源等多个行业领域。疫情发生后，达索系统与客户交流的方式以线上为主，这种线上交流对工作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交流前，工作人员需要做更多准备工作，事先想好需要传递哪些信息，哪些重点应该被客户记住。

这个细节显示了数字化的一个特点：数字化改变了形式，也影响了内容。

疫情后，更多达索系统的客户不仅仅是想买一个软件、解决方案或者产品，而是希望以结果为导向，看到一个明确的改变。“比如对于电池产品来说，客户希望我们交付的一个成果可以通过一次的仿真就能成功，可以去实现电池的生产。对客户来说，他的需求变成了结果或者成果导向。客户有一个结果或者目标，他们想知道的是针对这一个结果，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整套解决方案来帮助其实现目标，”Samson KHAOU说。

Samson KHAOU观察到，亚太地区的OEM厂商内部、OEM和供应商之间的协同在疫情后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交流需要远程在线进行，这使得他们对云技术的采用和响应非常迅速，这种技术可以使得这些公司不需要去等待硬件到位部署的时间；另一方面，由于疫情的影响，企业一边面临着巨大的需求，与此同时工厂生产中又受到防疫措施、供应链等多方面的制约，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生产环节和整个供应链数字化的技术、运营的重要性也得到进一步凸显。

疫情影响了供应链、生产等诸多环节，从而让数字化成为刚需，即需要数字化解决一些当下的、棘手的问题。以工厂为例，疫情发生后，工厂的产能受到制约，但市场的需求却得到释放，这种情况下利用数字化的技术优化生产环节就成为了一个迫切的需求，比如利用模拟、仿真生产线实现柔性制造等等。

在数字化效率要求得到进一步提升的同时，数字化的目的也在疫情后开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Samson KHAOU表示，疫情后诸多国家都开始关注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希望能减少对国外供应链的依赖，保留核心的生产技术和相应的知识产权，这就对数字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跨国协同的模式下找到创新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保护数据的安全，此外多国的减碳目标也需要企业将可持续纳入数字化的目标体系之中。

亚太地区的数字化浪潮

9月1日，经过近1年筹备，负责日本行政数字化的最高部门——日本数字厅正式成立。该部门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普及远程办公为议题，成立的目标则是“用智能手机在60秒内完成所有行政程序”。

疫情后，新一轮的数字化浪潮正在亚太地区推进。

Samson KHAOU曾经在印度、韩国、日本等多个亚太地区工作过20年时间，在他看来，这些地区数字化的共同点即数字化相关的路线图均由国家最高层面来制定和发布，同时也有针对于本土企业的政策和计划。这些路线图中普遍包含四个方面，即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数字化技术，新技术赋能的数字化人才以及初创企业的生态系统。

2015年，印度发布“数字印度”计划，此后日本、韩国也相继发布“社会5.0”、“数字新政”等顶层路线图，这些数字化计划均涵盖了大规模的数字化基建投入。其中韩国的“数字新政”发布于2020年7月，属于“韩版新政”三大主轴之一，数字新政中，政府将更为果断抢先投资，在社会、经济、教育、产业和医疗等各个领域力推数字化转型，推动韩国成为世界数字强国。按照2021年7月发布的 “韩版新政2.0”，韩国计划在2025年前投入160万亿韩元，创造190万个工作岗位。

在中国、韩国两个于5G等前沿数字化基建上具有优势的经济体中，数字化浪潮对于供应链的影响已经开始呈现。

“5G等技术可以重新定义公司或者企业与其供应链系统是如何协作的”，Samson KHAOU说。5G、云计算等技术让供应链每个环节的信息反馈更为迅速，而这种双向的信息流动让供应链正在变得更快、更短。

Samson KHAOU介绍，对于企业，新的数字化技术可以让他们在产品方面做到真正的以用户体验为中心，以用户体验为导向去开发产品。如果这家公司要真正能够快速的响应消费者的需求，不仅仅是这个公司本身，还需要整个上下游的供应商、供应链能很快针对于面向消费者的产品设计和制造的新模式去做出调整，这样才能够更快的响应市场的需求。这也需要OEM厂商和他们的上下游供应链之间有更好的协同。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对于上下游的供应商来说不仅仅是包括本土的企业，还包括海外的企业。所以为了实现实时高效的协同，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就非常重要的，能够赋能实现实时信息的共享，才能实现真正的协同”， Samson KHAOU说。这意味着当产业链企业出现迁移或“去本土化”之时，他们需要考量迁移的地区是否具有数字化的能力，比如是否有数字化基建、数字化人才以及相应的数字化技术。

在Samson KHAOU看来，从这个角度，后进的经济体如果希望承接更多的产业企业，不仅仅需要建设公路、铁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还需要将数字化的建设纳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