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图虫网）

陈季冰/文

今年1月6日，在愤怒的特朗普支持者闯入美国国会，上演了一幕举世震惊的骚乱后不久，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离职一定会非常乏味。”

现在，这位在国际政坛上“乏味”了16年的女人终于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倒计时阶段。在本月26日举行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之后，新一届德国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将会产生。

最近一段时间，德国的选战已进入白热化。

7月中旬席卷欧洲西北部的百年不遇的洪灾以来，联盟党（全国性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其姐妹党——巴伐利亚州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结成的政治同盟）、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三位总理候选人的选情异常胶着和不明朗，不要说有谁能稳操胜券，就连比较明显的优势都看不到。加之德国选举历来的格局就是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赢得足够单独执政的得票数，历届政府都是多党联合组阁。因此可以说，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场不再有默克尔的大选。默克尔早在三年前就已明确宣布，本次任期结束后将不再寻求继续连任，并且还让出了基民盟党主席的位子。所以，德国很快就将来到“后默克尔时代”。

然而，向一段长达16年的历史告别，显然不会是一桩容易的事。没有了默克尔的世界政治肯定会有所不同，但对于德国人，甚至欧洲人来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仍将生活在默克尔的阴影中。与展望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相比，眼下德国人——以及欧洲人——更关心的是清点和梳理默克尔留下的政治遗产。

一

2005年9月，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大选中仅以几千票的微弱优势勉强击败时任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的社会民主党，她也因此成为联邦德国第八任总理。当时，没有多少人认为这位来自东德地区的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具备了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魄力和才干。这更像一个天方夜谭似的故事，在她之前的德国领导人大多是爱酗酒和抽雪茄的大男子主义的大块头西德老男人。

默克尔于1954年7月17日出生于汉堡，原名安格拉·多罗特娅·卡斯纳，现在使用的“默克尔”这个姓是她的第一任丈夫的。她的父亲是一名新教牧师，母亲是英语教师。默克尔出生后不久，她全家就搬到了东德。1990年德国统一后默克尔加入基民盟，那年她已经35岁，在东柏林一家物理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在她的政治导师赫尔穆特·科尔的提携下，默克尔在统一后的首届政府中先后担任妇女与儿童部长和环境部长。被科尔亲昵地唤作“那个小姑娘”的默克尔在这两个职位上都没有留下特别大的声望。

1999年，当科尔卷入政治献金丑闻时，默克尔果断地与他划清界限，并于2000年成为基民盟领导人。

不过直到5年后当选总理，在许多人看来，安格拉·默克尔依然只是一个过渡人物。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于2009年底、2010年初爆发，那时默克尔已在国内大选中顺利连任。危机的最初两、三年里，她因为在救援决策上的犹豫、笨拙、“总是拖到最后一刻”而广受指责。媒体嘲讽说：“欧洲需要一个像玛格丽特·撒切尔那样的领袖，结果只得到了一个安格拉·默克尔这样的家庭主妇。”

然而，在看似波澜不惊地度过了四个总理任期后，默克尔追平了她的政治导师赫尔穆特·科尔的16年连续执政时间。这不仅将使她成为现代历史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女性领导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连续执政的时间是11年零208天），还将使她成为有史以来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领导人中在任时间最久的几位之一。

甚至在许多年以前，默克尔就已经成为欧洲的“无冕女王”、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

16年来，西方媒体授予默克尔的头衔也一天比一天崇高：从“德国领导人”到“欧洲领导人”，有一度（自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她还成了“西方自由世界的领袖”（据说她自己对这个称呼非常恼怒）……

2016年底，巴拉克·奥巴马即将离任的时候曾说，“当我回首过去8年时，世界舞台上再没有比默克尔更稳重更可靠的合作伙伴。”他还说，如果自己是德国人，他会投票给默克尔。

今年7月中旬默克尔任内最后一次出访美国时，接待她的乔·拜登多次用“安吉拉”这个英语发音亲切地称呼她，并且在告别时动情地说：“（未来）我会想念我们见面的时候。”

甚至连默克尔政治生涯中最主要的对手——骄傲的“普京大帝”都说，默克尔是唯一值得打交道的欧洲领导人。

默克尔刚当选德国总理的那会儿，她打交道的西方领导人是乔治·布什、托尼·布莱尔、雅克·希拉克……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读者记得他们？

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这位喜怒从不形于色的“家庭妇女”也将德国从一个富裕的二流国家带上了万众瞩目的世界之巅——今日德国的大国地位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道德上的。2013年，英国BBC在21个国家所做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这项民调还显示，默克尔低调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领导风格对德国在世人心目中的正面形象贡献良多。

最令人吃惊的不是默克尔所取得的这些惊人政治成就，而是这些都仿佛是理所当然的。16年来，柏林在欧洲的权威和影响力稳步增长。政治上冷漠而迟钝的德国人终于发现，自己的这位毫无光彩的领导人，实际上是整个欧洲的发号施令者，尽管他们和她本人都并不享受这样的结果。

但事实就是：今天人们已经不敢想象，一个没有默克尔的德国和欧洲会是怎样的。德国媒体在2014年底所做的一份民调显示，有相当多的德国民众认为，默克尔是比昔日拿破仑成就更大的欧洲领导人。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70多年历史上，有三位领导人将会因为他们的不朽功勋而永载史册——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共和国新生之初通过加入北约、锚定与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实现与法国的“百年和解”等一系列大战略，将战后德国牢牢定位于“西方”（Westbindung），从而解决了生活于中欧的德意志民族数百年来摇摆不定的政治身份认同。

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则将视野转向“东方”（Ostpolitik），他主动向二战时遭到德国侵略的东欧国家请求谅解，并寻求与苏联缓和。勃兰特在华沙以下跪的方式作出向犹太人悔罪的一幕，已成为世界现代史中的定格场景。

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主持了分裂的德国的重新统一，上一次这样的统一要追溯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科尔还带领德国加入欧元区，将欧洲一体化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

现在，当安格拉·默克尔即将离开之际，如果人们细致而严苛地审视她的时代，就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默克尔将因为什么而被铭记？

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的16年是不折不扣的“危机时代”，从华尔街金融危机到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到自中东北非汹涌而来的难民潮，从旷日持久的英国脱欧之战直到新近的新冠疫情大流行……

但是，默克尔成功地把这个残酷动荡的外部世界同德国民众隔绝开来。

也许很多年以后，德国人仍会记得这段平静而美好的“黄金时期”：经济持续繁荣增长，社会前所未有地稳定。自2005年至今：德国的失业率从超过11%下降到低于4%；最近10年里的大多数年份，联邦财政都有数百亿欧元的盈余。如果拿它同债台高筑、危机四伏的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相比，这样的成绩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凭借这这份成绩单，默克尔和她的政党在国内巩固了权力，连续赢得了之后的三次选举。而且，在民粹主义浪潮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21世纪第二个10年里，德国成功地抵御了政治极端势力的侵扰。今天，甚至大多数德国人自己都不相信这样的“黄金时刻”将会继续保持下去。

而在应对上述危机的过程中，默克尔本人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德国的形象也变得日益高大和有力。与16年前相比，今天的德国要自信和外向得多，越来越多地投入世界事务。

此外，还有人正确地指出，作为一名来自前东德地区的领导人，默克尔的成功还是一个显著的象征，标准着两德统一的最终成功。2012年，同样来自东德的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当选德国总统，这在1990年统一之初是无法想象的。

二

更具体地来说，默克尔将因为两个标志性事件而为历史所铭记。事实上，她在这两个事件中都留下了重重的争议。

首先是欧元危机。

像所有德国主流政治观点一样，默克尔也是欧盟和欧元的最坚决的捍卫者。

“如果欧元失败了，欧洲就失败了。”

“如果欧盟撑不下去，我们所知的欧洲也就走到了尽头。”

“德国对欧盟和欧元有一种由衷的使命感。”

“我把欧盟视为我们的人寿保险。”

……

这是默克尔和她的部长们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某种程度上也向外界展示了德国对维护欧元和欧盟的坚定决心。她显然很清楚，德国是欧洲一体化、北约、跨大西洋联盟以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它们不仅是德国庞大的先进制造业的出口市场，也是德国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德国比谁都更希望维系现有的体系。

但另一方面，默克尔也一再地让人们的幻想落空。她经常说，外界不应对德国怀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虽然德国是强大的，但德国没有强大到可以单独解决问题，不应要求德国承诺无法做到的事情……

于是我们看到，作为最有能力应对欧元危机的人，默克尔自始至终采取的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零敲碎打的“边缘策略”，而且反应总是很迟钝。她有时也会提出一些笼统的愿景，但从没有描绘过一个富于远见的系统性框架和蓝图，更别说付诸行动了。用默克尔的尖锐批评者、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话来说，默克尔只愿意采取对于让欧元区免于死亡的最低限度的行动。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将艰难的决定拖延到最后一刻”的最大风险在于：它不仅不可能真正终结危机，还会使处理危机的成本不断提高。当危机最严重时，就连带领德国加入欧元区的赫尔穆特·科尔都抱怨说，自己完全搞不懂“德国目前的立场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默克尔并不为所动。相反，她告诉批评者：所有危机的解决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人说，这得自她从德国统一中获得的经验。她认为，这也是一个更强大和更统一的欧洲的必经之路。

默克尔顶住了来自左右两边的压力：在国际上，她始终以德国国家利益强硬的捍卫者面目示人，让德国纳税人感觉到，她把自己的钱保管得非常妥当。她很清楚，这才是自己的权力来源。但在国内，她也努力说服那些对“不负责任”的南欧国家心怀不满的人们，德国若不掏一些钱出来拯救欧元，将要失去的会更多。这两点她都成功做到了。

2011年到2013年是默克尔最煎熬的一段时间。今天客观地说，默克尔和德国是那段风雨飘摇的欧元危机中的中流砥柱。如果没有她，欧洲单一货币乃至整个欧盟很可能已经解体。更重要的是，默克尔和德国所坚持的应对欧债危机的路线，例如，量入为出的节俭财政、共同的财政纪律先于共同财政等等，大部分在付诸实施。你不能否认，她挽救了欧洲，也主导了一场变革，虽然看起来只是小修小补。她理应得到欧洲人的感激。

不过默克尔的批评者说得大体也没错：她所做的仅仅是扑灭了一场迫在眉睫的火灾。不要说推动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上一个新的台阶，就连彻底消除这场火灾的潜在风险都谈不上。

在欧洲问题上，默克尔可能是一位有效的政治操盘手，但她真正展现领导力、以达成一些重大成就的时刻并不多。这个使命将不得不留待其他人来实现。

与拖拉笨拙地处理欧元危机相比，默克尔对难民危机的果敢应对使她站到了历史和人性的高度，当然也使她至今都没有得到一些人的原谅。

2015年，大批中东难民涌向欧洲。经过了短暂的犹豫和摇摆后，默克尔压上了自己的所有政治赌注，敞开国门，并在两年内接收了多达100万难民。当她说出“Wirschaffendas”（“我们办得到！”）这句话时，她和德国其实并没有具体的可行方案。这对于一贯严谨小心的她来说，是极罕见的。

凭借着这种瞬间闪现的人性光辉，默克尔成为很多媒体的“年度封面人物”。这件事情，也在国际上一举改变了世人对德国的印象。自那以后，过去人们注意得并不多的德国成了一个“正能量”典型。

这无疑是默克尔长达16年德国总理任期内所面临的最艰难的选择。并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个纯粹基于道德信念的决定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它在政治上的后遗症至今仍在发酵。

这波移民潮直接推动了极右德国新选择党（AfD）的异军突起，与此同时，默克尔所在的中右翼基民盟则受到了持续侵蚀。而在难民众多的巴伐利亚州，它的姐妹党基社盟更是遭到了公开鼓吹排外的AfD的重创。有人说，这是“公众迟来的报复”。

在2013年9月举行的德国大选中，执政的联盟党以42%的全国得票率创下该党历史上的最好选举成绩，并赢下了联邦议院630个席位中的311席，比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多了近120个席位，距离改写历史的单独组阁权只有一步之遥。就连默克尔自己都说，“这是个令人惊叹的结果”。历史上，只有康拉德·阿登纳在半个多世纪前取得过这样骄人的成绩。

但是，仅仅过了4年，也就是到2017年9月的那次大选，联盟党的得票率就跌到了33%的二战以后最低水平。而且在以后的4年里，各项民调支持率仍在继续下跌，目前维持在30%以下。反观以反移民和疑欧论为核心诉求的新选择党，则从议会里一席都没有迅速崛起为民调经常能够超过10%的重要的全国性政党。目前，该党不仅在联邦议会中，而且在德国所有16个地区议会中都拥有席位。

开门接纳难民的政策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受到压力的邻近国家指责默克尔的决定诱使更多移民涌入欧洲。而且，事实上，德国最终还是不得不对难民关闭了边境。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默克尔对自己在2015年夏天作出的这个惊人之举的内心感受，但她还是留了一些蛛丝马迹给我们。

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前，她曾说：“将这个任务看成是对欧洲的历史考验并不夸张。”

而在宣布这项决定时，她说：“是时候翻开新的一章了。”

稍后，面对源源不断的批评声音，她曾这样表态：“如果我们现在必须开始为以友善态度应对紧急情况道歉，那么这不是我的国家。”

但一年多以后，她明显放低了身段：“如果可能的话，我将让时间倒退回许多、许多年前，这样我就能让自己、整个政府以及所有负责人员更好地准备应对2015年夏末让我们措手不及的局面。”

三

几十年来，德国从未如此繁荣和重要，默克尔也依然是深受德国和世界欢迎的政治家，这让她能够充满尊严地离去。然而，如本文之前已经说过的，默克尔领导的政府眼下却并不受拥护。在大选仅剩下三周都不到的时候，它的民调支持率仍没有止住下滑趋势。

许多不满正在暗暗滋长。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默克尔长达16年的统治中，她将德国政治以及自己的政党牢牢地控制于中间路线，她所践行的是一种共识主义。在她执政的前期，这是一套大获成功的策略。它使得德国避免了席卷其他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和政治两极化，也让历来厌恶风险的德国社会安稳而放心。

但到了“默克尔时代”的尾声，这种共识政治日益显出其捉襟见肘的一面——过去的两面讨好，变成了如今的两面不讨好。在自己的党内，很多人批评她向左走得太远了，脱离了保守派政党的根基，虽然压倒了长期的政敌社民党，但却让基民盟自己变得与社民党难以区分。而在她的党外，伴随着更左的绿党和更右的新选择党的强劲崛起，它们正在蚕食过去联盟党的地盘。

这似乎表明，默克尔式的中间路线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全球性的政治两极化趋势下，就算德国也很难免疫。在没有默克尔的未来德国，政治妥协将是一项越来越艰难的任务。

除此之外，默克尔执政16年的成就之下也掩藏着诸多败笔。

也许德国的确从未像今天这样繁荣和稳定，但在一些人看来，这是牺牲了未来的结果。

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这些年来德国保持了高增长、低失业率，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政府财政也出现了令人艳羡的盈余。然而，默克尔虽然推行亲商的经济政策，但作为右翼的她并没有改变德国的过度监管和“谨慎行事”的商业文化，这会扼杀创新和冒险精神。由于德国未能推动关键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和数字化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德国可能已经错过了新一轮数字革命。在面向未来的竞争中，德国和欧洲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给了美国和中国。

默克尔有时也会公开提及欧洲急需的一些经济改革，诸如形成数字单一市场、推进银行业联盟、整合金融市场等等。例如，她曾说，欧盟应该识别自己所缺乏的技术能力，然后迅速采取行动填补空白。“我认为，芯片应该在欧盟内部进行制造，欧洲应该拥有自己的能够无限扩大规模的巨型企业，应该能够生产电池。”她还曾援引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例子来说明，欧洲应该在未来的数字经济领域成为一个规则制定者、而非规则接受者……

然而，一如在许多重要的战略性问题上的惯常表现，她在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系统性的蓝图，也很少花力气推动持续的行动。

因此，如果做一个浓缩的概括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对她进行“盖棺定论”——

在默克尔治下，德国各方面过得都不错，欧洲也避免了一场几乎不可避免的灭顶之灾。但是，默克尔并没有带领德国和欧洲为迎接未来的挑战做好充足准备。

默克尔自己曾经说过：“我专著于我的工作。”这是政治家的优秀品质，尤其是与当今世界上那些只会挑动民众分裂的夸夸其谈的民粹主义政客相比。然而，如果一个被众人寄望制定战略的政治家仅满足于做好眼前和手头的工作，那么他（她）就不可能成为历史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