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缘/文 一位职业经理人的最大成功，是在他离开后，他曾领导的企业仍在创造辉煌。

2021年9月10日，英特尔公司宣布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旭将于今年年底退休。原市场营销集团中国区总经理王锐晋升为英特尔公司高级副总裁、出任英特尔中国区董事长，全权领导英特尔中国区的所有业务和团队。这是英特尔中国区组织架构的全新升级，也是杨旭作为中国第一代跨国公司本土领导者，最后的谢幕。

1986年,就读美国GMI工程管理学院（美国通用汽车工程管理学院）主修电机工程的大二学生杨旭，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英特尔。彼时，英特尔刚刚在北京的民族饭店设立代表处不到一年。推销其在全球的非核心产品：工控机与单片机，并与当时的中国航空航天部建立深度合作关系，计划成立第一家合资公司。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代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杨旭经历了英特尔在中国市场的高速增长期。1987年，杨旭作为翻译接待了当时到访英特尔的15人的中国代表团。1992年，杨旭正式踏上回国的征途。为英特尔在中国本土的个人电脑OEM业务开疆辟土。开始了与英特尔35年的渊源。

杨旭曾表示，自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他在采访中曾回忆九十年代初，中国市场如何以开放的心态与跨国企业合作，自己如何与创业初期的中国企业家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当时我每天都去拜访客户，当时与刚成立个人电脑部的联想走的很近，中午与杨元庆午饭，一起聊产品怎么定位，市场、渠道策略，如何销售等等。”杨旭回忆称。彼时，杨元庆正带领联想个人电脑业务，开启大刀阔斧的改革。

1993年5月，英特尔推出 “奔腾Pentium微处理器”，“Wintel联盟”（奔腾芯片与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组成的）席卷了整个PC市场。联想等中国企业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崛起。到1997年，全中国PC销量为180万台，其中95%的电脑中装着英特尔芯片。中国市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英特尔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2007年1月1日，中国市场“升级”成为英特尔全球五个独立报告区域之一。新的英特尔中国区成立，与美国、欧洲、中东部非洲、和亚太区等区域并列。杨旭与蒋安邦（John A. Antone）共同出任英特尔亚太区总经理。

杨旭认为，英特尔所经历的中国电脑产业、计算机产业、信息产业的变迁，正是中国信息产业三十多年的发展轨迹的缩影。2012年底，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革使得PC市场出现了11年来的首次下滑，与此同时，中国正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PC市场和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

随着各种新应用和产品的面市，英特尔正面对不同以往的道路和挑战。在华业务的重点也从过去与OEM厂商一起提供个人电脑，到智能终端的用户体验；从销售产品到赋予用户能力；从向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到与中国的合作伙伴追求技术和产品的协作共赢；从技术转换到合作创新。2012年，杨旭升任中国区总裁。

在他的推动下，2014年底，英特尔宣布投资16亿美元升级英特尔成都工厂，将全球最先进的封装测试技术部署在中国。同时展开了在华历史上最密集的投资与合作布局。2015年，英特尔将最新的非易失性存储技术引入中国，落地在英特尔大连制造。并依托于多年来在大连所建立起的世界级的工厂运营能力和精尖制造专长。项目投资高达55亿美元。

2015年元宵节，杨旭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说，“我们目前的战略是‘不变’与‘变’，即：响应中国国策的方针不变，但会随时根据中国ICT产业创新趋势的变化而变。” 在采访时，他多次提及英特尔正在努力布局中国市场，而有效运转的生态体系是其中的关键。“英特尔要帮助中国的产业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进行快速、更有效地增值和创新，提供最好、最强的计算和分析平台。”他相信，一旦英特尔能与这些看似彼此有巨大差异的企业伙伴协同合作，就能取得突破性的成功。作为创新者和整合者，英特尔将最终汲取各家之长，再次建立新的生态联盟，进而释放巨大的可能性。而中国，在其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在过去35年的职业生涯中，杨旭构建了英特尔在中国的生态系统，将英特尔带入了为实体经济赋能，为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助力的主赛道。

2021年是英特尔进入中国市场36年，在过去36年间，中国成为英特尔除美国总部外业务部署最全面的区域市场，业务覆盖前沿研究、产品技术开发、精尖制造、产业生态合作、市场营销、客户服务、风险投资等。

2021年3月24日，英特尔信任CEO帕特·基辛格在宣布英特尔开启IDM2.0战略，其核心能力覆盖设计、制造、封装一体化，“是一家拥有从软件、芯片和平台、封装到大规模制造制程技术的公司”。

对于英特尔而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这里有许多极具创新力的公司，是英特尔重要的制造和研发中心之一。目前，英特尔大连、成都工厂，在英特尔全球制造网络中的地位和技术领先性正不断提升。成都工厂不仅是英特尔全球最大的封装测试基地，也代表了英特尔在该领域最顶尖的技术；英特尔大连工厂，则从最初的芯片组业务转型到战略性的存储业务，正从96层的3D NAND过渡到144层的3D NAND技术，标志着3D NAND产业在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已第一时间落地中国。

此次英特尔做出重要的组织架构调整和人事任命决定，赋予中国区领导团队更大授权。继任者王锐拥有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以及电子工程和哲学的双硕士学位。在英特尔工作长达27年，在技术和业务等高级管理岗位有数十年宝贵经验。作为英特尔内部培养的新一代中国掌门人，王锐将带领中国团队执行英特尔IDM2.0全球战略，并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时代创造价值。

目前，英特尔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多家国内领先企业深入合作，推动智能应用落地和突破；开放Thunderbolt协议规范，参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边缘计算产业联盟；实施AI未来先锋计划，创设英特尔创新加速器，建设英特尔全球最大的FPGA中国创新中心等。在中国，英特尔已累积投资了140多家中国创新公司，总额超过21.3亿美元。

对王锐和英特尔中国团队来说，中国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物联网、云、5G等领域充满机遇。英特尔的中国布局不仅会拓展出更为庞大和完整的生态系统，改变整个行业，更将再造英特尔。

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当中国第一代跨国公司本土领导力完美谢幕，新一代的继承者们将继续在中国市场和全球经济的融合中实践企业家的责任和使命，继续走这样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1985年英特尔在北京设立代表处。（英特尔供图）

以下是2018年杨旭参与《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人”专题时，接受本报的独家专访。虽然时隔三年，现在看来仍有时代意义——

访谈：

经济观察报：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如果用三词概括，您会用哪几个词？

杨旭：“受益者”肯定是一个，从公司到个人，到产业的发展，我们都是共同的受益者。我们也是“参与者”“见证者”，同时还是“贡献者”。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个经历很独特。那时候，我还在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出现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曲，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非常深，本身这就是一种见证。

从个人到后来自己从事的这个行业，包括英特尔公司本身在华发展，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在一个这么激动人心的年代。

经济观察报：作为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批科技领域跨国公司，在英特尔看来，过去几十年中国科技领域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英特尔对此有何贡献？有何收获?

杨旭：我从92年开始就回中国。当时还是出差。但整个产业、整个市场对高科技就表现出极大的渴望。即使到今天也还是这样。这个产业从无到有，变化最大的就是(中国企业和行业参与者)学习能力特别强，进步的速度特别快，像海绵吸水一样。在过去二三十年走过的路，中国比其他国家很多产业快得多，是走在一条加速的快车道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芯片产业不仅和世界接轨了，而且在多领域已经有世界数一数二的市场规模，对未来技术的走向和需求有主导作用。现在，中国产业已经不是简单的跟随者了，已经从跟随者向引导者过渡。

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点上，全球范围内很多技术已经很成熟，未来的趋势也很明显，我们应该要练内功了。我相信，高科技产业是要一代一代要做下去的，这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产业需要不断的持续创新和延展。所以，一定要有长远的投入，多做事，少说话，最后去市场验证成功，这才是高科技很重要的文化。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英特尔在华业务的发展机会和挑战？

杨旭：改革开放40年，实体经济将迎来一次新的腾飞。我们不断谈论企业数字化转型、寻找新的增值点。那么增值从哪里开始呢？那就是 “+互联网”。作为高科技企业，我们要想如何通过高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在智能基础上完成增值。让企业和消费者，和他的客户更近，可以让他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以前除了产品之外的服务。

很多人知道我不参加“互联网+”的活动，只参加“+互联网”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在“互联网+”上不断创新，那也是一种模式，但是风险更大。然而，实体经济其实才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如果说我们这些高科技技术可以帮助实体经济找到未来的创新增值空间，那就是改革开放到今天一次新的腾飞。

当然，英特尔现在面临很多挑战。虽然在过去30多年，与国内产业合作验证了的很多成功的模式，当然这当中也有很多的教训。有一点，需要明确，在看不清楚未来的时候要去研究历史。

现在英特尔处于转型期，从传统的供应PC芯片、服务器芯片的信息技术时代，到现在云计算、数据洪流的时代。但云计算也好，数据洪流也好，无外乎是完成一个从采集数据到传输数据到挖掘处理数据，最后使数据完成增值，最后把增值业务推给用户。它是在完成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已经在提前布局，提前研发、也为并购做好了准备。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营商环境的变化？

杨旭：我觉得一定有变化，有很大的变化。因为路是越走越宽，不是越走越窄。我们看到所有的产业在融合，这也是改革开放40年来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行业和行业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明确，而且很多的行业都在融合。

现在是到了考验跨国公司的时候。技术加工这已经是40年前的模式。我们的心态一定要变，这是跨国公司要去探索的。探索对了，那这个企业就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如果说找不到那是你自己的能力不行。

英特尔的策略就是做正确的事儿，跟随国家政策走。英特尔在大连、成都都有非常成功的投资和发展，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当地政府提供的高效、务实、专业、诚信的重要支持与出色合作。相信未来中国的环境会更加开放，知识产权的保护会加强，在这些方面对政府有信心。希望和合作伙伴保持长远互信的关系，合作不是短期的，互信也是要长久的相互信任才能走得更远，国际关系是这样，企业之间也是这样。

我们目前在寻求新互补性的合作模式，这是一个双赢策略。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哪些是跨国公司可以做得好的，哪些是中国这些企业不断建立起来的能力，找到双方的特征，形成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才是更长远的合作模式。

经济观察报：作为“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首批跨国企业的本土领导人，英特尔的职业生涯，对您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杨旭：第一，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最关键的是信任，公司可以信任这样一个中国背景的人，从一线的销售做到后来管一个小团队，后来管一个大的团队，现在可以帮助公司未来的大的战略策略进行一些布局，能够这么多年下来，还在不断给你这样的信任，这是最难能可贵的。英特尔中国在英特尔的话语权是很强大的。

第二，公司给你这个平台，这个是最了不起的。你不仅可以影响到他，而且他在你去施展的时候，去做事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说，你怎么去做，从来没有。我20年前回来怎么做的，总部始终是百分之百信任。

这么多年来，英特尔延续了这样的文化，他的连续性、稳定性以及信任的加强，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

经济观察报：目前，英特尔进入了数据为中心的智能互联时代，大力推进AI、无人驾驶、5G等领域。你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你与团队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杨旭：改革开放40年来，英特尔在中国30多年，跟中国真正深度融合。未来，从大的方向来说就是如何与中国深度合作。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技术创新帮助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我们都希望在这里继续推动落地，突破。

对于英特尔中国而言，我们经历了初期迅猛的增长之后，后来到了一个稳定发展期，现在到了一个很挑战，很复杂的环境。当然路越来越多，大家想不清楚应该怎么走了，到这个时候要经历一个惶恐期，继续找到未来的路，再在一些新的路上去尝试，这是一个调整期，一旦找对了，这就是一个深入合作，互相依赖，更长远的战略合作了。

当然，想好方向的同时，还要为未来提前布局。首先自身要布局。

现在每个公司都在想通过数据能做什么？英特尔想的是，以前是处理信息技术当中的数据，办公数据，现在面临个人数据，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还有未来的加速、深度学习、神经拟态计算，量子计算等，对这些的处理是不是也要布局？

其次要合作。这些东西不是你一个人在做，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时候中国的发力点和时间一点都不滞后，我们寻求双方都认可的共同点，我做这个，你做那个，最后加在一起，互补性很强，而且双方都认可，这是我们现在要探索的。

经济观察报：英特尔在华研发、多元化的创新合作以及革新性产品线的已有布局和未来规划是什么？是否会有新的投资计划？

杨旭：我经常说永远是要动态来看而不是静态来看。比如说我们对外公布了和澜起科技、清华大学共同合作的项目（备注：指2016年英特尔和清华大学和澜起科技联手研发融合可重构计算和英特尔 x86 架构技术的新型通用处理器）。

以前照理说是很敏感的领域，英特尔拿一个我们的核心技术，和清华大学的IP他们开发出来了可编程架构进行对接，在我们的芯片上共同开发，做出一个可以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安全可控的技术。这个案例很经典，说明了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和展望，这样的合作在未来很多领域，国内的创新，国内的能力，我们共同的能力加在一起真的可以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证明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但共同发展，不能为了深度合作而深度合作，深度合作的目标是为了在新的领域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仅靠英特尔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