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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大唐航海第一人杜环是个战俘，航海第一书《经行记》也残不忍睹。杜环从海路回国，可海路上,《经行记》里只提到一国——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宋岘《杜环游历大食国之路线考》，只考了陆路，没考海路，所以，海归的行程尚不清楚。

不过，我们可以参考另一本书。这本书据说出自一位名叫苏莱曼的大食商人，在中国有两个译本，一本译作《苏莱曼东游记》，题苏莱曼著，为刘半农、刘小慧父女合译本，另一个译本，书名为《中国印度见闻录》，未署著者，译者为穆根来等人。书中，附有一张九至十世纪阿拉伯人航海东来路线图，这张路线图，能为杜环海归行程，提供一个大致的路线参考，同时能为其行程展开一个文化比较的背景。

阿拉伯人哪来的文明底气

谈起世界，《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第二十四说，印度人和中国人一致认为，世界上有四个国王，排在第一位的是阿拉伯人的国王，说他是最伟大的国王，最富有的国王，最豪华的国王，是无与伦比的宗教之主，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国王，第三位的是罗马国王，第四位国王，不说他是印度人国王，而说他是穿耳孔人的国王，用了鄙视的眼光。

这当然是阿拉伯人的观点，只是用了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口吻来说。印度人会怎么说，我们不好揣测，但印度人总不至于把自己说成“穿耳孔人”吧？中国人会怎么说，那就更不劳阿拉伯人来代言了，肯定也要自认为天下第一，否则，那就不是天朝上国了。

每一位国王，都拥有一个帝国，将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统合起来，就形成了世界，前面三位，相应的有阿拉伯帝国、唐帝国和东罗马帝国，而第四位印度，其时，已难称帝国，但它在欧亚大陆居于中心地位，从阿拉伯到中国去，无论陆地，或者海洋，它都是必由之路，即便不能成为世界的地缘政治中心，它也是绕不过去的世界地缘经济中心。

三个大帝国，阿拉伯居中，西与罗马为敌，东同中国贸易，连接东西方，表现出世界文明的样式，这大概是阿拉伯人除了宗教信仰以外所具有的文明底气的由来。

这一时期，阿拉伯人对中国的认知，郭筠在《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一书中作了综述，其中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将大地的形状比作一只巨鸟，中国是鸟头，印度是右翅，易萨是左翅，麦加、汉志、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是它的胸腹，北非是它的尾巴。很显然，这是对伊斯兰化世界的一个描述，因为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没有包括进来，可出人意料的是，它竟然以中国作为鸟头，难道中国已被阿拉伯人纳入其伊斯兰化世界的蓝图？

带着这样的蓝图，阿拉伯人纷纷前往中国，对于中国便格外关注起来，最先关注的，当然是商人，最早有关中国的书写，也出自商人之手，由苏莱曼开了个头。这个头，开的比马可·波罗早了400多年，可这两位，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商人，推动阿拉伯人去认识中国的，虽有圣训作为流传的口碑——“知识虽远在中国，当亦求之”，但第一推动力，显然并非求知，而是求利，是在求利过程中，为了利益最大化而去求知。

他们的学者，跟在商人后面舞文弄墨，可最终，还是没有一人来到过中国，相比之下，可以说，那时的阿拉伯学者，还没有一人像杜环了解大食国那样真懂中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拿“中国”来说，其中，有一位名叫雅库比(Yakubi)的历史地理学家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果从海上去中国，需横渡七海”。

这“七海”，也就是从波斯湾到中国南海，若按照那时的说法，便是从法尔斯海(Fars)到涨海，中间经过的海，出了波斯湾，就是阿拉伯海，那时称作拉尔海(Lara)。接下来的，是孟加拉湾，时称哈尔干海(Harkand)。再往东去，是安得曼海，那时叫箇罗海。由此而南，就到了石叻海(Salahit)，石叻，为马来语Selat音译，意为海峡，此即马六甲海峡，石叻海，乃海峡附近海域。由此往东，至中南半岛，于湄公河口入海处，有昆仑岛，其所在海域，称军突弄海(Kundrang)，亦马来语音译，中译为“昆仑”。再往东去，到达中国南海，阿拉伯人称“涨海”，即阿拉伯语Cankhay音译，涨海尽头为海南岛，由此入“中国之门”。

了解了阿拉伯人说的“七海”，我们就大略可知杜环的海归路线图了，其归路，当与苏莱曼的来路同为一路，但在时间上，两人前后相差约90年，分别处于中唐、晚唐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正是这两个阶段的差异，使得大唐与大食两个帝国此消彼长。

杜环那时，新兴的巴格达作为“中国国王的礼物”，尚以大唐长安做榜样，到苏莱曼来华时，巴格达还在蒸蒸日上，而大唐长安却已是一副衰落的模样。所以，苏莱曼在他的见闻录里，将大食国王排在世界第一，并非其妄想。将大唐国王排在第二，那也是照顾了大唐的面子，借了中国的光，因为，丝、瓷、茶等美好之物，实在要比国王强。

失去了航海家的海通时代

如果杜环从巴格达出发，他先要到巴士拉，并在其附近，找到一个名叫斯拉夫(Siraf)的海港，在此，登上一艘装完货就要“抢路”，亦即正在扬帆起航的中国船。

为什么不直接在巴士拉下海呢？因为中国船大都在斯拉夫港装卸货。斯拉夫，是波斯湾最大港口，城里没有田野，没有牲畜，但人口密集，有的是豪华建筑和往来于印度和中国的商船，为什么中国商船多停泊斯拉夫港等待装运？

由于两河流域出海口及其附近海域多浅滩，且风浪大，使得体积庞大的中国商船殊难航行，故将货物先载至斯拉夫港，然后，用小船转运到巴士拉和巴格达，至于阿拉伯本地物产，也是由小船先载运至斯拉夫港集中，然后再由中国商船运往东方。

那时，大唐虽已内乱，但繁荣尚在民间，那些中国民间商船，就像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的“马尼拉大商帆”，自由的往来于东洋和西洋之间，以其对海洋的征服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承担起海上物流的职能，只可惜那些商船的船长们，他们之中，应该不乏哥伦布那样的航海家，可他们的名字，一个也没留下，因为他们不入史官文化的视野。真正的航海家失踪了，一不留神，像杜环、杨良瑶那样的海客，便成了中国大航海的代表。

真正的航海家，是那些自己驾驶船只，自我指引航程，开辟航线的人。而杜环等人，只不过是海船上的一名过客，一个搭渡的海洋边缘人，可一部中国航海史，多半是由这样的海洋边缘人记录的，记录中，没有航海家的名字，更谈不上为他们立传了。

用史官文化来看，航海记录之海域，应当成为在王朝史观主导下的域外地理志的一部分，作为王朝中国天下观里的海国舆地之例示，王朝中国的海通，在思想上，最多也就通到了这里，从《汉书·地理志》到《海国图志》，都是有志没史，见地不见人，只留下一连串航海记录的地名，而看不到一个与这些地名有关的人——那些航海家们。

也许中国的航海家们，换了一种形式出现，非以历史形式，而以神话形式，非以历史人物，而是作为神仙，出现在方士传或神仙传，如秦汉徐福、安期生等。

王朝中国海通，在唐以前，除了朝贡，便是游仙，自唐设市舶司以后，海外贸易才上了国家利益的航船，派了朝廷官员，尤其太监来监管。但对于民间自发的航海活动，还是不闻不问，一部中华航海史，依然被海外奇谈充满，只留下了“海客谈瀛洲”。

没想到纷纷“海客”中，竟然有一位像杜环这样有来历的人，他有族父杜佑关照，虽不至于被“烟涛微茫”所埋没，但杜佑对他知根知底，也使他难有“传奇”。

若将他放在秦汉时，他或许能成为海外仙人，或位列海上方士，但隋唐以来，踏浪而至者，多是佛法僧人，接踵来的，亦多为传教士，来东土传法，来传有“大食法”——伊斯兰教，有“大秦法”——基督教，还有“寻寻法”，亦即波斯人的拜火教。他本人，显然不在僧人之列，似乎也不太可能作为传教士来华，即便入了伊斯兰教，他也不会以传教士的面目出现，我们从经过杜佑摘录的《经行记》里看到的杜环，依然是那个有着中国传统士人底色的杜环，是用中国式天下观来打量世界的杜环。

阿拉伯人的中国印度比较

杜环和苏莱曼一样，也是从波斯湾北部沿岸的斯拉夫港起航，然后，泛游七海，来到中国，苏莱曼写在游记里的那些海域见闻，想必杜环多少也会有所经历。

例如《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提到了“在真主创造的人类中，中国人在绘画、工艺以及其他一切手工方面都是最娴熟的”，对于这一点，杜环在巴格达时就已领略，那些中国工匠、画匠，若在本土长安很平常，可出现在巴格达，就出类拔萃了，以至于阿拉伯人认为“没有任何民族能在这些领域超过他们，中国人用他们的手，创造出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出的作品”，阿拉伯人对于中国人的手艺，佩服之情，那可真是溢于言表。

但是，一谈到宗教，就不以为然了，苏莱曼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他们的宗教来自印度”，这对一个宗教至上的民族而言，心理上会有怎样的一种感觉？

可奇怪的是，阿拉伯人并不因此而小视中国并以中国的价值观为敌，那时，阿拉伯人早已在西域开始了用伊斯兰教来取代佛教的工作，苏莱曼等人前来中国，虽不能说没有传教企图，但其主要目的还在经商，对于商业利润的信仰可以量身打造天堂。

可不，那时的中国政府就专门为阿拉伯人搞了个伊斯兰贸易特区，以河流为界，同中国人的城市分开，让穆斯林自治，苏莱曼在其见闻录里提到“在商人云集之地的广州”，就有这么一处“蕃坊”，由“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来管理，授权他以伊斯兰法律“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还说“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

看来，苏莱曼对那位被中国官长任命的穆斯林还比较满意，因为“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做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还说“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因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是合乎尊严无上的真主的经典的，是符合伊斯兰法度的”，他对这样的管理——将阿拉伯人的重商主义与其宗教伦理相结合的管理赞不绝口，其中亦含有对大唐政治文明的赞誉。

在宗教方面，印度人是中国人的老师，苏莱曼从中国人那里听说，“印度人给他们带来了佛陀，给他们讲经说法”，总之，印度人的佛教，已经在中国先入为主了，后来的，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来中国立足，但都难以为主，即便一神教来到中国以后，也不得不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在中国，没有宗教战争，也没有由于宗教原因而引起的文明的冲突，形成了一个不同信仰都能各得其所的共和的大格局。

苏莱曼还说，他在印度和中国，“没有见到过一个伊斯兰教徒，也没有一个会讲阿拉伯话的人”，但他却没有什么违和感，那时，阿拉伯帝国还在上升时期，阿拉伯人的心态也很开放，要把各国好的文化都拿来为我所用，还没有出现那种经历过衰落之后的文明过敏症，因此，他们喜欢拿不同的文化来做比较，《中国印度见闻录》里，就有许多中印文化比较，这些比较的素材，可以拿到他们的“智慧之家”去提升，成为新文明。

在第一卷里，苏莱曼讲他如何看待中国和印度，对于印度，他是这样看的：在印度，医学很兴旺，哲学也很发达，中国也有医学，主要是灸，中国也有天文科学，可印度更为发达。这样的看法，当然是片面的，由此可见那时阿拉伯人未将其目光投注在中国学术上，也就是说，吸引他们的不是中国人的学术思想，而是关于中国的“帝国想象”。

苏莱曼认为，大唐国土规划与制度安排以及衣冠人物等，都与大食相像，都有那么一副“帝国模样”，而印度，“国土面积比中国大两倍”，“有更多的国王”，但都是一副“小国寡民”的模样，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口要多得多”，“在印度，很多地区是荒无人烟的，而在中国，所有土地均被耕种，全国各地人口密集”，因此，“中国更美丽，更令人神往”，因为，“印度大部分地区没有城市，而中国人那里则到处是城墙围绕的城市”。

除了人口众多，苏莱曼还发现“中国人比印度人更为健康”，“中国人看上去较为健壮”，他告诉我们，“在中国，疾病较少”，很少见到一个残废人，而在印度则屡见不鲜，而且“中国人比印度人好看得多”，好看的不是长相，而是衣着，他说“中国人的礼服很像阿拉伯人衣着，穿长袍，系腰带”，而印度人则“不分男女，一律披两块布当衣服”。

在制度安排上，印度比中国有更多国王，有更多军队，因为印度军队不用国王发军饷，“国王只是召唤他们去作战，战士们自己花钱去打仗”，而中国却不一样，对于军队必有军饷，还另有犒赏，阿拉伯军队也如此，反映了部落国王与帝国君王的差异。

最后，苏莱曼用了一个传说，来为他的中国想象结尾，他说：中国东部，面临大海，海上有锡拉诸岛，岛民是白色人种，每年向中国朝廷纳贡，他们对苏莱曼说，“如果不向中国君主纳贡，那么他们那里就不下雨”，而苏莱曼却表示“我们谁也没有去过这些岛上，因此也就不能谈有关岛上居民的情况”，苏莱曼同他们相遇，或于通往朝贡之路上，这本来是为了讨取赏赐的一句说辞，可说着说着，虽未能说成真理，却也说成了传奇。

杜环归来时，正是传奇盛行时。苏莱曼到来时，已快接近传奇的尾声了，再怎么传奇，到了“中国之门”的海域，都必须等待南风起，因为，只有在起南风时，方可在南海扬帆，乘风北上，直抵一条大江的喇叭形河口，从那河口上行，便到达了广州。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