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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自我的幻觉术》作者汪天艾

冯周/访、文

在西班牙语译者身份之外，汪天艾在今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随笔集《自我的幻觉术》。书名来自于诗人马雁的诗《自我的幻觉术》，马雁在诗中写道：“世界必有出口，你必有脱身的时刻。”

对汪天艾而言，“有好书，有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就是马雁写到的世界的出口。”从某种意义上，汪天艾将自己的写作视为和翻译很相近的规律性劳作。在这本书中集结的25篇文章，来自于她在2016年到2019年间基于书籍的报刊专栏写作。也因此，她强调她的写作者身份仍旧始于读者身份，正如她在翻译时的“工作”，是将“分享的记忆进行镌刻”（访者改自马雁诗）。

这个出口不仅为她，也为她的读者提供了逃离的时刻。在因疫情封城被困于武汉时，她曾于社交网络上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告知她，她相当久远的某篇文章中写到的书，和其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共鸣。这让她终于摆脱了“自我审视的羞赧”，在“外部世界剧变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勇气”中，将这些散落于报刊的文字结集。“这些文章背后那些没有被我缩手缩脚的书写折损的故事，无论是历史片段、人物经历还是作品情节，它们本身是珍贵的、值得被读到的。”她如是写道。

在这个疫情连绵、联结被撕裂的剧变时代，笔者愿意相信，汪天艾的这本《自我的幻觉术》或许可以将同样的出口和勇气带给读者。当我们了解曾经的人怎样度过封锁、抵御精神危机，或许能获得一种力量。正如在专访中，汪天艾所引述的战后诗人别德马为悼念塞尔努达写的诗：“而我想要一样我们时代罕有的东西/那种美德，古典的美：/用尊严和力量/扛过多年的磨难。”

访谈

冯周：在《现实与欲望》这本您翻译的塞尔努达诗集的译后记中，我看到您引用了马雁的诗句“你成为众人分享的记忆，/而我此生的工作是对记忆的镌刻。”在如今出版的《自我的幻觉术》这本集（不知道您愿意怎么称呼）的后记中，您引用了马雁的另一句诗“世界必有出口，/你必有脱身的时刻。”来分享自己作为写作者的感受。对于您而言，翻译者和写作者的身份有哪些不同处（亦或是相同处）？您如何看待这“两重身份”，又是如何平衡的？

汪天艾：关于怎样称呼这本书的文体，我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可能勉强算一本随笔集吧。里面的文章最初确实都是作为发表的，只是大多篇目在写作的过程中都没能真正行使到作为人与原书作者在齐平的视野上进行评论的职责，更像是作为（能够阅读外语原文并第一时间接触到新书的）普通读者囫囵吞枣一番，再作为中文写作者吐露出一点皮毛。

翻译者的身份至今有十年了，体会到诗歌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劳作（正如马雁那句诗里写到的“工作”与“镌刻”），最理想的状态是规律的匠人生活，每天定时定量，绝不贪多。虽然随时可能凿坏了，随时可能需要返工，最终的成品尽如人意的时候并不多见，但是译过的诗人都是自己珍视与钦慕的，会希望他/她能被更多人读到乃至记住，那么这份工就可以无尽期地做下去。

写作者的身份在我的情况下可能与翻译者差别不大。

一方面，写作被我（恐怕有些古板无趣地）转变成了和翻译很相近的规律性劳作。从2014年中到2019年初，我接续地为《文艺报》和《经济观察报》写过每月4000字左右的专栏，除了在博士中期和毕业答辩前夕中断过两次，其余时间几乎每个月都要经历一轮选书——阅读——做笔记——写稿的过程。《自我的幻觉术》里的文章是从那几年写过的五十来篇专栏文章里选取出来，再重新进行修改和编排的。

另一方面，很惭愧，我实在是个完全没有虚构之力也没有什么奇思妙想的人（身边有不少师友拥有神奇的创造力，读他们的作品每每令人感叹“这是怎么想到的！”）。如果没有材料作为基础，就很难写出什么来。从收在《自我的幻觉术》这本书里的文章也能看出，每篇文章都脱胎于对某一本或几本书的阅读，如果说有任何体现我作为创作者主体性的地方，恐怕只是在材料取舍、叙事方式、结构排布之类的方面展开的种种不见得成功的尝试。

从这个角度上，翻译者和写作者这两个身份对我而言都是始于作为读者。在任何无力翻译、无心写作的时候，也都会退回到读者的状态。有好书，有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对我而言，就是马雁写到的世界的出口。

冯周：您在书中的《我们在书店相遇》这篇文章中，以相当有感染力的笔触记述了弗朗西斯科·布里内斯在书店偶然阅读到塞尔努达诗集后所引发的热情和共鸣。您认为这间小书店成全了塞尔努达感叹过的作为写作者“令人艳羡的命运”：“穿过同代人的视而不见，在身后未来的读者那里找到道路。”在您对于马雁的不断引用中，我似乎能看到同样的热情。此外，《哈利·波特》也是在您的文本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意象出处。所以很好奇，除了您所热爱的西班牙文学之外，您所受到影响比较深刻的文学作品有哪些？它们对您的生活道路有没有起到过一些独特的影响？

汪天艾：《哈利·波特》第一本书的中译本出版的时候，我差不多刚好是书中主人公收到霍格沃茨录取信时的年纪（10岁出头），那本书是母亲送给我的儿童节礼物。第七本出版的时候，我刚刚升入高三。因此几乎是“追连载”一般跟着这套书度过了整个青春期。后来在西班牙饱受入睡困难之苦的几年，也是靠着“油炸叔”StephenFry读的《哈利·波特》有声书催眠，从头到尾听过好几轮。回想起来，这套书对我来说，也有点像是在渴望脱身的时刻提供了另一个出口。

对我的语感和语言观影响比较深刻的文学作品追溯起来，可能最早的源头是张爱玲。小时候读的次数太多，被她的细理入微、不动声色而蓦然惊奇的描写和比喻收得服服帖帖，以至于多年来都对于语言（乃至结构）的精巧、妥帖、不赘有一种执迷。直到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慢慢懂得欣赏粗纹理的语言的劲道。

喜欢的文学作品太多，一时间都罗列不清。对生活道路最大的影响恐怕就是虽然没能如愿地念上中文系，至少最后还是以文学研究为业，以文学编辑为生，这一生应该是都会与它相伴了。不过总还是难免想起本科毕业时候导师跟我说的话，他说：“事实证明你还是不够喜欢文学，不然哪舍得把它变成专业。”

冯周：您引述了阿根廷小说家皮格利亚的一句话，“文学评论是自传的一种形式，一位作家以为自己在写他的阅读经历，其实写下的却是自己的人生。”同样的，在您书中收录的25篇评论中，不难找到关于您在马德里、伦敦时的生活的碎片。当您身处在西班牙，阅读并评论西班牙语作品时，是否会获得某些理解上的加成？对于身处因疫情被迫封闭的世界的我们而言，“在地”地通过旅游和实地授课去了解和学习他国文化不再那么容易，我们如何能克服这种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否能寄希望与文学？

汪天艾：在马德里的时候，每周都会去逛书店，文章里写到的西语作品大多是逛书店的时候逛出来的。这种体验造就了一些很难通过搜索引擎实现的惊喜，因为出发的时候并不知道想找什么样的书，很多时候是很偶然的，因为封面的吸引，因为随便翻看一页看到的某句话。这种“在地”的经验真的是很令人怀念。

疫情之后，所有此前视为理所当然的旅行便利都突然失效。有时候甚至不免会想，可能即便等到一切过去、边境重新开放的时候，心态也不会完全和此前相同了。因为疫情似乎除了实体地割裂了交通，也暴露和撕裂了更为深层次的联结。在这样的时刻，我还是愿意相信经过上一个、上上个乃至更久远以前的动荡时代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里存有曾经的人怎样度过封锁、抵御精神危机的见证。

冯周：打开《自我的幻觉术》，第一部分“消磁的空带”直接将我们带回了充满西班牙内战硝烟的艰难时世中，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开头。为何您和编辑在体例上做了这样的选择？您在一席的演讲中，将新冠时代和西班牙内战联系到了一起：身处于“时代和历史”的重大转折中，个体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和坚持。亲身经历了武汉封城这样强烈的历史瞬间之后，您如何回望和评价您在这两年以来的疫情时代的生活？

汪天艾：西班牙内战及战后佛朗哥时期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执迷的一段历史，研究方向也一直是同时代的诗人及作品。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开始越来越被内战及战后知识分子的心态演变史吸引，想要知道那些人在历史动荡面前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又是为什么做出这些选择。“消磁的空带”这部分里的文章基本是在回应这种关注。在我看来，历史不仅是记录在案的一盘盘录影带上的磅礴恢弘的画面，更是当时当刻被摄录下来、此后却在时间或际遇的作用下变得含混不明、充满杂音乃至消失不见的部分，像是被消磁了或是坏掉的空带。

大历史面前人很渺小，有许多的无可奈何，许多的力不从心。塞尔努达在1945年给朋友写信说：“我们都在这里浪费时间。如果仅仅是浪费时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原本可以用来工作和共同生活的最好的年月，就这样被白白挥霍过去了。确实，谁的生命没有被白白浪费呢。”后来我读到沈从文先生在《湘行散记》的序里写“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能体会到是同一种情绪在其中流动。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些经历内战及战后的具体个体的经历与故事里，有一种精神力的东西令人震荡，有一点像战后诗人别德马为悼念塞尔努达写的诗里的几行：“而我想要一样我们时代罕有的东西/那种美德，古典的美：/用尊严和力量/扛过多年的磨难。”把这部分放在全书的开头，是因为对我而言，这样的严肃与沉重里有一种力量，我不希望这本书寄于轻渺的文艺，而是希望它能有一些力量吧。

这两年疫情时代的生活，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好像是因为外部的不确定性，自己此前很多无谓的恐惧反而消弭了，人也平静了许多。可能也是年龄的原因，对于分享的欲望也没有以前强烈了，无论是翻译还是写作，速度都变得很慢，现在主要的身份又回归到了读者。

冯周：在这本书中，《幸存者阅读》这篇文章相当打动我。它并不关乎文学家或是艺术家，而是关于两个体育界人士的抑郁症之死。您在这篇文章里关注了非文艺领域抑郁症患者更艰难的处境。大众对于文学其中一个误区是，认为其只是小圈子精英先锋的自言自语，和普通人毫无关系。您如何看待文学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写作者，您是否会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并希望吸引到他们？作为小众的西语文学的翻译者，您对吸引大众市场仍会抱有希冀吗？

汪天艾：特别开心你专门提到这篇文章。《幸存者阅读》是我自己觉得写得格外“掏心掏肺”的一篇。之前翻译出版皮扎尼克的诗集之后，在新书分享会上被问起过为什么诗人总是和抑郁症以及自杀联系在一起。但是其实有数据显示，在中国自杀比例最高的群体是农村的女性和老人。大家有一种印象，文艺领域的抑郁症患者特别多，只是他们被看见了。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有更多的承受着痛苦的人。

关于文学与普通人，奥登在《诗人与城市》中有一段很著名的关于现代诗歌写作对象的论述，说到现代诗歌特有的主人公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男男女女，他们顶着现代社会所有的非人的压力，试图获得并保持他们自己的脸孔。也就是说，文学的创造者（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本来就是普通人，同样要面对大到历史动荡的洪流、小到的日常生活的复杂。

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一直不是太有执念，可能是因为读到过太多真的值得被读到的作品，相比之下就觉得自己的写作本身其实真的像我这本书的后记里写的，只算是“书写”。但是确实是托了可以读西语原文著作的福，把一些没有在汉语语境里出现过的历史和文学片段用中文写出来，这些人和故事我想它们会吸引到一些读者，那就很足够了。

作为西语译者，可能这种希望所翻译的作品被读到的执念会重一些，尤其是之前翻译做得比较密集的那些年。西班牙语文学里有太多真的很优秀的作家作品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译介，所以每每想起来，总有一种迫切感。现在没有之前那么迫切了，觉得来日方长吧，只要还在做这一行，对得起自己的职业良心，其他就交给时间吧。

冯周：最后仍不能免俗，需要问一下您近期有何翻译和写作的计划？此外，可否将最近读过的书推荐一二？

汪天艾：近期的翻译计划还是在做已经做了好几年一直也没完成的几样，一个是战后诗人吉尔·德·别德马（JaimeGildeBiedma）的诗集；一个是塞尔努达诗歌全集的后半本。写作的话，从2018年底到今年年初写完了一本细读塞尔努达诗歌的书，我一直很敬仰前辈学人在对中国现当代诗歌批评中以细读为方法产出的成果，这本书尝试用这种范式对塞尔努达一些诗歌代表作进行了评论与研究。如果顺利的话，今年年内就能和大家见面了。之后暂时还没有新的计划，未来几年应该是以阅读和积累为主了。

最近读过的书里，印象比较深的一本是钱理群老师写的《1948：天地玄黄》，读下来酣畅淋漓，还有姜涛老师的《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这两本书关注的都是特殊历史节点上知识分子的心态与抉择，这种人与历史的写法，是我特别仰慕和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