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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其实很简单】

陈志武/文

我们从一开始就谈到金融对草根、对普通人的重要性。当然，在过去金融市场不发达、没有金融工具的时候，人们就以各种变通办法去应对今天靠金融解决的问题。曾国藩的故事也再次说明，过去许多“坏文化是因为金融不发达造成的”。曾国藩是否出身豪门贵族呢？如果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他怎么可以中进士、做大官呢？

曾国藩的一生

如果说近代中国离不开湖南人，那么，近代湖南人离不开曾国藩。他的出身很普通——在19世纪之前的五六百年里，湖南湘乡的曾家，一个秀才也没有过，更不用说举人进士了。直到曾国藩的爷爷辈，经济状况才改善，家里有一些田亩，在当地称得上小地主。有了一些经济保障，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才能致力于科举考场。不过，他父亲在这方面天分有限，考了足足17次才于1832年考上秀才，使曾氏进入下层绅士行列。

曾国藩很聪颖，4岁开蒙，8岁能读《四书》、《五经》。尽管7次才考上秀才，但23岁就中举人，1838年27岁时中进士，标志着曾氏正式跨入上层绅士门槛。这是个什么概念呢？1838年那一次科举考试共194位进士，占4亿人口的比例不到千万分之五！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就有机会出任高级官吏，就是光宗耀祖了。曾家世代努力攀登，到曾国藩这一辈终于实现梦想。

不到40岁，曾国藩已经是二品官，分别掌控过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之后也任过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他为朝廷立下的汗马功劳包括：编练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处理教案，兴办洋务，等等。1870年左右，清朝进口第一批“机器的机器”并以此建立江南织造局，开启中国制造业先河，也派出第一批学生留学英美，这些都是曾国藩的具体贡献范例。此外，曾国藩还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日读书练字、记录心得，给世人留下丰富人生哲学。总之，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无论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就还是思想层面的贡献，很少有人能超越曾国藩。

曾国藩考中进士后的挑战

事后看，曾国藩的仕途一帆风顺，荣耀和财富都做到了。但是，当初他面对过哪些挑战呢？或者说，即使在他中进士之后，仕途成功是那么必然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在清代，即使你是新科翰林，有做官的通行证了，即使你后来风光并有钱有权，但当初家里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让你进京，未必有资源把通行证的潜力变成现实。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你未来可以很有钱，但那是未来的钱，今天靠什么让你进京城呢？

对曾国藩这种出身并不显赫的学子，中进士可以说是“甜蜜的烦恼”：一方面，这毫无疑问是畅快的事；另一方面，从中进士到真正做官，他要很大一笔“过桥资本”，就如今天说的“过桥贷款”，甚至即使他做官了，但在做大官、得到大好处之前还需要很多投入。比如，来报喜的官员，要给赏钱；亲朋好友来了，要设宴款待；家里还要竖旗子、挂牌匾、整修祖宗陵墓；从湖南到京城需要200两银子的路费开支；在翰林等官员的薪俸很低，而朝廷又不给予补贴，期间住房、官服、佣人、马车等开销都要自己负担。按照张宏杰的介绍，新进士的进京资本在500两银子以上，这相当于20多个京城工匠的年收入！过桥资本不低。

正因为过桥资本这么重，时有进士无法凑足而耽搁去京报到。在康熙时期，魏象柜就说，“起初得京官时，亦患无力，不能供职”。在晚清，“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被任命刑部主事，但因付不起过桥资本而一度准备放弃。

那么，进士一般是怎么凑足这笔过桥资本呢？如果是有钱家庭出身，自然家里出，这是办法之一。办法之二是找亲戚族人出资。办法之三是找金融机构借债。如果还不行，办法之四就是找朋友和非朋友捐赠，此即所谓的“拜客”门路。

前面说了，曾国藩家境不那么富裕，家里之前供他读书赶考，已经卖掉不少土地，所以第一条路不通。根据张宏杰（2015）的统计，中进士后第二年1月至10月间，曾国藩共四次“拜客”湖南10个县州，先是岳父家和其他至亲，然后分别拜会各地官员和企业老板。四次拜客历时7个月，走3千里路，访问了1200多家庭和宗祠。

曾国藩为什么要拜客这么多地方、这么多人？原因之一是他第一次拜客，7天马不停蹄走访至亲后，“贺礼”、“骄钱”收入不多，才得到13.2两银子。所以，前面讲到的第一和第二种筹资办法远远不够。

当然，曾国藩可以借债。但当时，金融市场欠缺，即使曾国藩未来收入很好，也没有金融途径让他提前变现部分未来收益。或者，虽然有民间借贷，但利息高得吓人。按照江晓成（2017）的统计，在当时的京城，针对侯任或在任低级官员的京债，年利60%-100%算是比较低的水平了，一年翻上两三倍的也不少见。而在小地方，几乎不可能借到超过几十两银子的大额长期贷款，利率高就更不用说了。假如那时候的金融像现在一样，那么，曾国藩一家至少可把房子或土地做抵押，以5-6%利率借到相对大额的长期贷款，情况就会大为不同。

所以，没办法，曾国藩必须在更大范围内拜客募集资金。

过桥资本的来源和后果

曾国藩第二次拜客是到湘乡境内的曾氏族人和官员处，共得到386.2两银子的“贺礼”、轿钱”。第三次拜客是道光十九年3月底开始，花了近三个月时间，历经衡阳、衡州府城、耒阳、永兴等县，共募集相当于466两银的资金。第四次拜客从7月下旬启程，走遍宝庆府城、高沙市、武冈州、新化、安化、永丰等地，花费两个多月时间，共得到566.6两银子的“贺礼”金。

拜客过程中，每到一处，大概要见四类人：一是自己的至亲故旧；二是族谱上记载的曾氏族人，一般是第一次认识；三是各县官员和重要乡绅；再就是当地企业店主。他们除了宴请款待新科翰林外，也多有请他“议修谱牒”、送卷挂匾。当然，最重要的是送上一笔“贺礼”钱，有时还有实物。

四次拜客下来，曾国藩一共收获1495两银子。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60多位北京工匠的年收入，也等于50亩良田的收购价！数目不小。当然，开销也大——除了前面提到的各项开支，曾家这一年还办了三次红白喜事，花费几百两。到道光十九年11月初，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将进京银两封好，行李捡拾。”然后，离家出发，前往京城。

进京路上经过湖南、湖北、河南，沿途继续拜会官员。路过湘乡县城，县令等再送银32两；路过长沙，湖南巡抚、按察使、粮道、长沙知府等又送77两；在汉口，湖北巡抚、布政使等送银171两；路过河南省城，拜客四天，巡抚等政经军官员再送156两。

因此，北上途中，曾氏一共再得到500多两银子。所有拜客收入加在一起，超过2000两。这就像《儒林外史》里讲的，范进中举了，与他素无来往的张乡绅立刻带银子送上门，只是曾氏得到的比范进多多了。

那么，这些“礼”钱是不是白给的呢？

当然不是。这些当年致以馈赠的人，日后都要连本带利讨回，所谓最重不过人情债。茨威格有句话很合适：“她（指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的安托瓦内特王后）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那时的曾国藩，没有弄清楚这一点。那时别人送他“贺礼”、“骄钱”，等后来任职高官了，找他开后门或者做黑暗勾当，曾国藩能拒绝吗？那是别人以曾国藩为载体对未来做投资，而曾国藩收下这些钱等于是承诺未来给予回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赠送礼钱其实跟“买官”无本质区别。

多年之后，曾国藩后悔于家信中：“我自从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引自张宏杰（2015年）第29-30页）

这种告诫当然珍贵，是功成名就、衣食无忧以后的反思。可是，当初如果没有这笔横财，不要说张灯结彩、光耀门庭了，家里说不定连办红白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回头看，如果当时有足够发达的金融市场，曾国藩就可以以合理利率直接借钱，靠以后的收入还，而不是背上沉重的人情债、滋生腐败。

新科翰林的过桥资本要靠拜客募集，而做上年青京官后，收入不高但开支又大，像曾国藩早期一年有将近400两的短缺。这就又逼着他们要么借超高利率的京债，要么接受黑金，任由别人贿赂。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市场的缺失和过去朝代的贪贿盛行，有着内在的联系。尤其草根出身的官员更是被迫铤而走险接受贿赂。历史上的“腐败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金融市场不发达逼出来的。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第一，在清代，新科进士需要很大一笔“过桥资本”才能进京。如果家里有钱，当然就没挑战。可是，曾国藩家境一般，中进士后，至亲的“贺礼”“骄钱”也不多。第二，由于当时的金融市场不发达，虽然曾国藩前途无量、未来收益看涨，但无法通过金融转移部分未来收入，来解决当下过桥资本问题。最后，曾国藩的唯一出路在于广泛“拜客”筹资。曾国藩拜客四次，加上后来北上进京途中又接受多项捐资，解决了过桥资本问题。但是，这些“贺礼”、“骄钱”实质为出资人对曾国藩未来官位的投资。因此，金融市场的缺失和过去朝代的贪贿盛行有着内在联系，尤其逼迫草根出身的官员走腐败之路。

从曾国藩的故事看到，过去的人即使未来收入很多、财富满满的，也未必有好办法把未来的钱转移到当下用。所以，各种变通办法就被推出来。除了“拜客”、“卖官”这些办法外，过去的中国社会还推演出了其它办法吗？等金融市场出现之后，过去的“坏文化”是否能得以纠正？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探讨、思考。

（本文为向知《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