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文 广义上讲，企业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核心力量。企业所涉及到的技术迭代促进了一次次的社会变迁，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延续至今。当何为一家“伟大”企业的争论越来越被公众谈及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问，伟大来源于什么，企业应该为此承担什么？

八个月来，新型造车企业蔚来经历了三场重大交通事故，使这家一切都很“新”的造车企业看上去并不那么有“未来”。

最近一次事故发生在8月12日，企业人林某某驾驶蔚来ES8殒命于沈海高速。个中缘由警方正在展开调查，伴随家属悲愤情绪而来的是舆论对蔚来NP/NOP系统（辅助驾驶系统）的汹涌质疑。

从发生时间轴来看，该事故首次在公众视野中被披露是一则来自家属的“讣告”，时间是8月14日，距离事故当天已经过去了两天。紧接着，来自于媒体的、用户的批评与质疑瞬间席卷了这家企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蔚来于8月16日发出了官方声明，对事故予以回应 (后续声称是蔚来车主的人群，同时发布了一则看似划清责任边界的联合声明) 。

一切以正式口吻放出的声明，均默契地倒向了企业一方。这无异于一套歪打正着的昏招。

笔者想说的是，在面对致人伤亡的重大事故中，身为争议中的当事方，一则声明决策的时间链条需要有多长？在人身伤亡和责任边界这两件事上，我们有理由认为企业的应对陷入了僵局，与其说是因为缺少决策或真相，不如说是因为对责任没有统一的共识。

在警方对事故调查定性结束之前，企业还能做什么？是否可以做得更多甚至更好？蔚来所做的一切显然远远不够，舆论汹涌正是因为企业的应对与大家希望看到的样子有反差。公众期望看到的是，面对潮水般甚至带有情绪化的质疑声，企业与用户站在一起的责任与担当；面临被误解的可能性时，企业仍然努力与用户成为一个整体并采取一致行动的勇气。

汽车自诞生以来已经一百多年了，今天的汽车行业面临着百年之大变局。可以说这样的历史时期是汽车领域从未有过的。伴随着智能驾驶甚至自动驾驶技术的出现，汽车从纯粹的出行工具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想象力。有人说它将是一种新的场景，一种可以承载多样需求的生活空间。

这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美好。作为身处这种大变局中的潮头者，必然需要为此承担更多。如果说，企业的责任边界是100米的话，它将承担的道德边界恐怕不止于1000米。

身处出行领域，交通事故理论上本不可避免。倘若调查结果显示，蔚来并不是导致悲剧的关键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企业在事故前期和过程中的处置态度，助长了一种小心翼翼的、支离破碎的实用主义氛围。即便全身而退，这于企业也已经是一种失去了。

为什么不可以做得更好呢？且一定可以做得更好，这很容易从家属的情绪中得到反馈。

事实上，横向审视其他行业，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智能手机，或科技出行，无一例外不是技术革新于先，政策规则于后。某种程度上，最先的入局者有机会定义规则标准，当然它必须也同样是最终的引领者，例如，苹果于智能手机，网约车公司于科技出行等等。

更大的机会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就目前汽车行业大变局的当下，一切新的东西(如辅助驾驶、自动驾驶)都还处在雨后春笋的初期，大多数人对此一知半解，甚至似是而非。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承担更多的基于新技术的普及安全义务，既是企业的责任，更是长期价值。

要么企业和用户一起铸就长城，要么一起垮塌失败。但是，如果很多人坚持认为企业并没有在积极建设开拓呢？并且认为是一个讲着美丽科技故事的骗局呢，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