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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芝/文

1707年，虽然英格兰与苏格兰因为共主邦联在一起已经有一个世纪，彼此的经济联系也相当密切，但很难说有多少人对这一正式联合感到满意。英格兰的主导者是为了保护北方边疆的安全，避免苏格兰落入被驱除的斯图亚特王室手里，苏格兰人则是为了清偿债务，进入英格兰殖民地等经济好处。许多苏格兰人既不甘心这一联合，又希望在联合中与人口、财富是其数倍的英格兰平起平坐，而英格兰人更是恼怒一个古老的旧身份就此埋没在“英国人”名头下。

琳达·科利的《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讨论的就是，《1707年联合法案》将英格兰与苏格兰两个王国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新的国家认同的形成以及他们在新的框架内自我身份的定位问题。

与“英国人”这个新身份相比，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这些旧身份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苏格兰低地与英格兰北部在语言和文化上很相似，并可能晚至1759年尚因为高地的盖尔氏族支持斯图亚特的王位觊觎者所挑起的战端，将其看成不断侵扰文明地带的野蛮人而不是同胞，威尔士因为山脉分隔南北不通，而且与同样是凯尔特人为主的高地也没有什么共情感。

用作者的话说，大不列颠，也就是中文里的“英国”，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国家，“其存在深深依赖于泛新教文化、不断出现的战争威胁和滋养（尤其是与法国的战争），以及庞大的海外帝国所代表的胜利、利益和异己”，再加上自由立宪政体。而这也是为什么晚近三十年，苏格兰民族主义、威尔士民族主义以及英格兰民族主义在英国这个大框架内兴起的缘故，随着二战以后，宗教狂热的退潮、持久的和平、帝国的解体以及民主政体在欧洲的普及，英国已经找不到可以清晰与老欧洲分离的标志，于是许多英国人只能退往更加古老与独特的旧身份。

但在18世纪，这些标志与不同异常显著的鲜明，足以区分敌我，进而将这个孤悬海外的岛国整合在一起。这些符号里面最重要的是新教，尽管英国理论上有国教，对非国教派出任公职等有着限制，但实际上各种五花八门的新教教派渗透了公共政治的每一个角落，特别在1714年的汉诺威王朝由非国教派的辉格党一手迎立，而国教派的托利党在汉诺威王朝早期态度暧昧，与支持斯图亚特的詹姆斯党人关系不清不楚的情况下。

另一方面，所有新教徒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支持天主教的法国，以及更早之前的西班牙。在西班牙衰落后，从1689年到1815年，英国与法国又打了一百多年的战争，1688年后的英国没有被内战分裂，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居民的野心被定期和无怨无悔地释放到战争和帝国的海外扩张当中。在这场被英国史学家单方面宣称为“第二次百年战争”的对抗里，英法两国为了宗教、殖民地与欧陆均势残酷厮杀。在滑铁卢之前，英国人无时无刻不为法国入侵的威胁感到胆战心惊，深恐失去信仰与自由，在更早之前，又与西班牙有着漫长的战争，于是这种恐惧便转化为对西班牙、法国与天主教的憎恨。

是以英国将自己界定为新教国家，各种新教教派团结一致对抗共同的敌人天主教，并对国内的天主教徒残酷迫害，一如大陆的天主教徒迫害新教徒。这就是为什么1541年便与英格兰结成共主邦联的爱尔兰无法融入英国的缘故，后者始终信仰天主教，从西班牙强盛的时候，便是天主教国家军队登陆不列颠，入侵英格兰的跳板。

从很早开始，英国人便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所经受的斗争是罪孽深重的人类必有的考验，其目的是建立新的耶路撒冷，而英国则是另一个以色列，一个更加美好的以色列。这样的观念经由出版物与歌谣在18世纪的英国广为流传，虽然每个英国人要缴纳更多的赋税，头顶着一个严苛的刑法，但他们深信自己的国家要比天主教徒更加自由与繁荣。

而且这样的观点也并不是完全的自吹自擂，与宿敌法国相比，18世纪的英国已经没有饥荒，挨饿的人口比例更小，即使有食物短缺也是暂时的；英国人也更加富裕，相比欧洲人早早就取消了国内的关税和贸易壁垒，大不列颠各地之间商贸繁荣，伴随着持续不断的人员流动以及更高比例的城市化；由于英国的两个天主教死敌西班牙和法国都是绝对主义国家，因此英国人形成了天主教等于专制，新教等于自由的看法，而这自由便着落在议会上。

18世纪在欧洲大陆，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议会要么像法国已经不存在，要么像德意志各邦国被严重削弱，要么像波兰是良好和高效政府的绊脚石，而英国1688年建立的君主立宪制，一方面限制了君主的武断权力，另一方面又（在当时）高效廉洁，带领英国打赢了除美洲独立外与法国的所有战争。这一成就，被视为政体的优越性与上帝祝福的证明。

是以，在18和19世纪，人们对议会的意见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地高度一致，认为议会独一无二、卓越非凡和至高无上，是这个自由和信奉新教的民族来之不易的特权。这一观念并不局限于贵族阶级当中，而是整个国民的共同信念。尽管大部分底层民众在国会中根本没有投票权，但他们也深入卷入到议会生活中来，频繁召开平均三年一次的大选为男男女女反复提供了了解、欢呼或嘲笑其绅士代表的机会，每一次选举活动都是一场盛会，联合王国的国旗高高飘扬，乐队演奏爱国乐曲，焚烧教宗的肖像，免费啤酒激励人们为忠诚干杯，偶尔也激起不忠诚的示威游行。更何况，在地方自治市镇与教区，普通人也有选举权和发言权，即使是最穷的人，也学会通过组建大范围的组织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总而言之，新教的身份“给大多数人一种‘他们在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而且有价值’的感觉。它让他们为这种优越感自豪（他们的确很享受这种优越感），并帮他们在遇到困难和危险威胁时，能耐心承受。它给他们以一种身份。当然，还有其他强大的身份在起作用。新教徒的团结感并不总能超越社会阶层，它对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之间复杂的文化和历史分歧掩盖得也不多。但对‘谁是英国人，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这一问题，新教却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和有效的答案，可能是唯一令人满意的答案。”

因此，尽管托利党人对斯图亚特的觊位者充满同情，汉诺威王朝一开始的两位国王又缺乏魅力，但斯图亚特的天主教身份以及专制主义的黑历史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清教革命与光荣革命已经完成了英国的国家构建，革命的铁与火有意识的筛选共同体的成员，将反对新教、君主制和立宪主义的国民剔除出去，留下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这个全新的国家也为它的奉持爱国主义的男男女女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些支持者里商人格外突出，在18世纪的英国，有五分之一的家庭依靠贸易和销售谋生，并且商人要比其他阶层更需要国家保持秩序，为海外贸易提供保护。几乎所有从事贸易的商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英国对殖民地市场无情的攫取，以及它与商业和帝国霸权的另一个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的不断战争。

于是在新教之外，贸易是另一个英国人定义自我的符号。大量贸易不仅仅只是出于这个不可能像大陆国家自给自足的岛国物质上的需求，对这一时期的英国人而言，它也明确证明了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自由和最具有新教精神的民族。对贸易的推崇同样是跨阶级的，甚至包括土地贵族在内，尽管土地所有权仍然是获取最高权力以及社会地位最好、最可靠的方式，土地贵族对统治的掌控甚至维系到维多利亚时代，到很晚商人出身的富豪数量方超过土地贵族。

可能正是因为18世纪初商人尚威胁不到土地贵族的统治，再加上商业带来的巨大税收使他们不吝于夸赞贸易——光荣革命除了带来立宪政体，还包括消费税改革与国债制度等现代财政制度，使英国以不到法国一半人口，拥有旗鼓相当甚至尤有胜之的收入——到了18世纪最后三十年，他们的从容方才消失。

这个时期的英国的统治阶级以中世纪的威尼斯为榜样，在威尼斯的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商业精神、帝国版图、对自由的爱好以及唯我独尊的精英们稳定的统治，所有这些都能够轻松地结合在一起。由于新兴的议会政体提供了以往所没有的对商业的大量关注与支持，商人阶级也对自己的处境保持满意。

于是在地主和商人的合作下，英国在七年战争打败法国，决定性的证明其体制相对“旧制度”的优越性，并为自己带来了庞大的帝国。帝国的扩张，也为融合苏格兰人提供了一个途径，遥远的殖民地为在家乡穷困潦倒的苏格兰人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在詹姆斯党人越来越不可能有机会复位后，高地氏族纷纷为帝国出卖手中的剑，他们从中世纪起就有为欧洲各国充当雇佣军人的传统。在英军，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军官是苏格兰人，同时有大量的苏格兰人南下，跻身伦敦的文官系统和上流社会。

但苏格兰人的权势的扩张，激起了以威尔克斯运动为代表的来自英格兰人的不满，这背后伴随着乔治三世登基以后，允许以往被排挤的托利党人和国教派进入权力结构，激起了既得利益者的愤怒。不过威尔克斯运动本质是自觉受冷落的英格兰人以张牙舞爪的姿态，以抚慰自己受伤内心的运动，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真正严重的是一口气征服了如此之众的土地，特别是吸纳了大量异教徒的亚洲土地——在英国人眼里，亚洲同样意味着专制——英国人该如何保证自己的自由，而不像罗马那样被埃及腐化——这是腐败成性然而又是征服印度的大功臣黑斯廷斯回国后被伯克激烈弹劾的背景，以及如果剥夺其他民族的自由，英国又有何理由自称自由的民族。

该如何处理帝国的外缘成为重要议题，特别是紧迫的美洲问题。美洲的殖民地来自斯图亚特国王的特许状，因此自认只从属于英王而不是议会，17世纪英王忙着与议会争斗，又无暇处理美洲问题，建立制度结构，等到尘埃落定的18世纪，英王已经不可能抛开议会独自统治，于是美洲代表的这一主张在英国不切实际，为了王位安全，乔治三世更是反复强调自己会老老实实做一个立宪君主。

从本质来说，美洲的独立并不是因为英国政府的横征暴敛，而是因为在帝国的框架内找不到可以保护地方利益的安全机制，派寥寥几个代表去三千英里之外的伦敦议会并不足以防范多数人暴政和忽略美洲的利益。这在现代，是采用联邦制以及少数民族代表在内阁中有固定位置等方式予以解决互信，但在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思想资源，现代的联邦制还是美国独立后发明的，英国政府甚至无法理解美洲的这一忧虑，自觉帝国为了美洲安全付出了大量防卫开支，却没征多少税等一系列照顾美洲人感情的政策已经足够优容。

于是猜疑和不理解，最后走向了内战。战争分裂了美洲殖民地，也分裂了英国。对英格兰的战争支持者来说，这场战争是新教徒和英格兰同胞之间的内战，并不理直气壮。对反对者来说，由于后期法国加入战争，他们同样面临被指责叛徒的尴尬。反倒是苏格兰地区，向伦敦踊跃发出支持的声音，以显示自己的忠君爱国，期望伦敦政府日后能更加照顾苏格兰，并回敬威尔克斯对苏格兰的攻击。

美洲战争的失败，重塑了英国人的身份，在新英格兰这个外缘独立的同时，促进了英格兰与苏格兰这个外缘的融合，人们已经习惯了苏格兰人的存在，于是再也没有大规模攻击苏格兰的现象。失败以及战争中头一次被整个欧洲孤立，使英国人在舔舐伤口之余更紧密的团结，并解决了七年战争后关于帝国的犹豫不决和不确定性，其结果就是帝国的一系列改革，旨在明确和强化伦敦的统治：1784年的《印度法案》、1791年的《加拿大法案》以及1800年其重要性只会有增无减的与爱尔兰的《联合法案》。虽然帝国后来意识到这只会使殖民地变成下一个十三州，不过这就是题外话了。

对统治阶级的批评在美洲战争后也开始广为传播，批评者把地主阶级当作一个寄生于国家的单独的阶级，而不是当作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其天然的领袖。这样对贵族腐化的批评，不再局限于激进分子，在保守的中产阶级里也大量流传。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更加剧了对不事生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贵族生活方式的冲击。

于是，英国统治阶级开始重建他们的统治合法性。这一时期，由于土地通过继承和购买方式大量转手、土地利润史无前例的高涨以及凯尔特家族与英格兰家族之间越来越多的联姻，高级官职向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甚至爱尔兰人开放，再加上公学教育带来共同语言，一个全面融合的英国统治阶级形成。

这个统治阶级依然是封闭的，并且充满裙带关系，但是他们开始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心：对法国迷人的贵族文化的摒弃，大肆宣扬爱国主义，赞助英国艺术家，深入英国各地旅游接触本土文化等等。他们依旧会用各种符号与底层相隔离，但如今采用的是属于英国的文化形式。

同时他们也会强调自己的治国能力：包括充满男子汉气概的体育活动，准军事化的服装风格，大范围地投身军旅，战功赫赫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塑造，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以及无可指摘的私人生活……

对拿破仑幸运的胜利，使统治阶级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也影响了何为英国。作者指出，“公学、猎狐、对军事英雄主义的狂热崇拜和对一种独特的‘男子汉气概’的狂热崇拜、相信高贵庄严的府邸也是国家遗产的组成部分、喜爱统一的制服：英国生活中所有这些富有特色的成分——其影响在今天依然犹存——是在美洲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在贵族的推动下才第一次变得显眼。”

这也伴随着对王室热情的提升，乔治一世与乔治二世缺乏魅力的重要原因是他们是外来的德国人，更喜欢他们的汉诺威领地，从未巡游过威尔士、苏格兰或英格兰的中部或北部，不能满足民众对国王的向往。也没有钱建造宏大的宫室，像路易十四那样吸引全国人的注意力，并且他们也被视为辉格党国王，而不是超越党派的全国领袖，由于他们的王位来自辉格党，因此这一问题无解。正统性的不足也困扰着他们对英国王位心安理得的接受，因而自外于英国民众。

乔治三世则是土生土长的英国王子，像他有政治远见但早逝的父亲弗雷德里克亲王一样，拒绝做辉格党的傀儡，从所有政治集团中选择朋友和同盟，他花钱和时间，把自己与打造一种爱国文化的举动联系在一起。但他试图重振王权的野心使其一开始并不受欢迎，要到美洲战争的失败，以及他身患疯病，健康状态每况愈下，才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同情。

大革命的威胁，更是使英国人意识到君主制是团结整个国家的纽带，议会愿意为了国家安全而投入更多的金钱以塑造皇家威仪，为了与共和国及拿破仑竞争，出现了越来越多公开的皇室庆典和节日，以吸引民众参与。王室的巡游，也满足了民众渴望接触的愿意，虽然乔治三世太过虚弱，无法旅行，但他有一大把的儿子，访问了大不列颠各个角落，乔治四世1822年访问爱丁堡，更是1630年后国君首次访问苏格兰。

君主制能量的根基，就建立在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以及君主的近身接触，带给民众不假思索非理性的向往与认同。而一个超越党派，没有实权的立宪君主，能避免党派斗争不可避免的负面观感与攻击，反而更能实现国民纽带的功能。

大革命也影响了底层民众，对英国人这一身份的塑造。法国日复一日的军事威胁和传播的理念，点燃了整个王国民众的爱国心与政治参与，大量的受过教育的妇女踊跃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甚至推动诸如反奴隶贸易的事业中来，并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男人们则站出来组织民兵和志愿军以防御法军可能登陆的危险。据统计，英国政府动员了超过五十万名志愿军，下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动员是一战。这一动员对日后普选权的放开是促进因素，毕竟血税是最重的税，自然需要同等的回报。

天主教徒与犹太人也以其忠诚，迎来了1829年法案政治上的解放，特别是爱尔兰人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虽然这损害到了新教这一团结国家的纽带，但1832年对选举体制的改革以及下一年对奴隶贸易的废除，使英国人能以自由国家的身份自傲于遍地专制的欧洲和奉行奴隶制的美国。在宗教被理性不断祛魅的年代，这成了新的公共宗教。

英国政府也开始有意识地将爱尔兰融入到英国当中，然而遗憾的是，时间太晚了，或者说，作为一块最古老的殖民地，各种历史包袱使得爱尔兰始终不可能像苏格兰那样与英格兰平起平坐，最终还是走向了独立的道路。

不过，到了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冕，英格兰、苏格兰与威尔士已经在大不列颠这个框架内相安无事，在坚持地方认同的同时也有着作为英国人的认同，一个我们在文学作品里所认知的那个英国正式诞生，各种被认为是英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此时都已形成，并影响至今。

但也正如之前提到的，随着这些符号的抽离，英国在如今的世界不再与众不同，如何定位英国如今又成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就此分崩离析，还是如作者所说的，一个更加权力下放和多元文化的英国将最终在一个内部联系更加紧密和越来越强大的欧洲内确保其自身存在的位置。抑或者，英国可能会选择保持不确定和疏离的状态，其政治领导会紧紧保持与美国的不对称关系。这都取决于英国人民的智慧和包容，以及时运的安排。毕竟，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国家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