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CFP/供图)
柳展雄/文
从古罗马到现代美国,犹太人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几乎都是当地最富有的群体。犹太人每到一个国家,就会占据商业、金融业,获取巨额财富,他们也因此蒙受贪财的恶名,时常遭到反犹迫害。
普通人习惯用国民性来理解,法国人天性浪漫,德意志人性格严谨,而犹太民族脑子好,生来擅长经商。真实原因要复杂多了,《犹太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从大视野审视犹太文化传统。作者S.N.艾森斯塔特是享誉世界的以色列社会学家,他以非凡的博学、同情心与感染力,带领读者探寻繁荣的犹太文明。
全民教育的民族
按《犹太文明》一书所言,犹太教制定了阅读学习的教规,没有高识字率,就没有犹太人的独特成功。在欧洲,每个犹太教圣堂的旁边,都有一所学校,教育机构占据社区的核心黄金地段。即使是最小的定居点,也设有学校。
一个少于1000人的社区有一所简易的学校,繁荣热闹的犹太大型社区,教学机构较为正式。学校的教师人数,班级的规格有科学管理。每个孩子到14岁都会上学,阅读识字,简单的加减算法,以及神学课程。
16世纪,一位欧洲旅行家在波兰观察到“整个波兰王国,几乎没有一个犹太家庭不学习《托拉》(宗教典籍),要么户主本人就是学者,要么他的儿子或女儿常年投身学习,最起码户主赞助一位青年学生”。
古代儿童的身份首先是个劳动力,一个农民的孩子上学,意味着他不能帮家里干活,并且父母连续数年倒贴钱,花在教育支出。犹太人是少有的实现全民教育的族群。
或许按照现代的标准,宗教学校的课程内容狭窄,可是在几百年前的农业社会,一个孩子上得了学校,获得文字写作技能,在文盲面前,就拥有了降维打击的优势。
识字后,就有机会摆脱种庄稼困在土地的命运,可以开店经商。做任何一门生意都要记账、商业通信,文盲是胜任不了的,如果是金融业,从业者还要擅长计算利率。没学过数学,高利贷都放不了。
在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手工业行会,师傅通常要提供教育,徒弟每周两次去公证人或者教会那里学习认字和简单算数。跟目不识丁的放羊娃相比,工匠商人子弟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出一截。
反过来看,工商业属于高成本高回报行业,徒弟在学徒期其实充当了免费劳动力,以青春期的无偿工作,来换取未来光明的前途,学到包括识字在内的职业技能。因此,教育局限在城市,无法惠及到广大农牧民。
根据以往的观点,犹太人擅长商业是形势所迫,他们法律上不允许拥有土地财产,所以只能从事工商业。其实这种职业选择是市场自发行为,欧洲各国最初没有禁令,犹太人照样一窝蜂涌入到工匠商人岗位,数百年后,禁令才颁布。
在罗马和阿拉伯人治下,犹太人不受限制,可以购买地产,但他们仍抢破头进城,毕竟做生意比种地的收入回报高太多。马克斯·韦伯推崇的新教资本主义,其实没什么奥秘。马丁·路德主张唯独圣经,要求信徒必须阅读经书原文,识字率一提高,前途骤然光明。
16、17世纪的波兰地区,德裔路德派移民和犹太人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也是最富裕的,波兰统治者还称呼后者为“知识百姓”。在周边的文化荒漠里,犹太社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宗教改革促成商业成功
希伯来文明的优势奠定于公元前一世纪的一场宗教革新运动,法利赛派(Pharisees)为了捍卫纯洁信仰而推广教育,并没有预见到经济效用。这个无心之举造福子孙后代,功在千秋。
在基督教的话语权中,法利赛人是伪君子的同义词,名声不佳。事实上,这些人并不迂腐,恰恰相反,法利赛派产生于政治不满,充满了改革精神。
当时统治以色列的马加比王朝实行政教合一,王室既掌握了世俗之剑,又控制宗教资源。强大的王权引起了部分犹太教学者的警惕,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担忧教会丧失独立性,沦为统治者的装饰门面。
这部分学者文士因为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获得了法利赛的称呼,这个词在希伯来语意为分离派。为了打破宗教资源的垄断,法利赛派把思想的种子传播到民间,向平民百姓教授知识。原本封闭在祭司圈子里的《托拉》,普通人也能阅读学习。一个人无论多么贫穷,多么卑贱,只要通晓《托拉》,便可成为真理的代言人,人人皆祭司的进取精神蓬勃生长。
专心研究上帝的律法,是每一个犹太人的权利,不该让祭司阶层独占。在法利赛派内部,教会领袖(名号头衔为拉比)经过学习考试,由信众推举而产生,普通人要经过千辛万苦,一步步努力才成为团体的领导人。官方犹太教的教会领袖,尽管这些人也有着优秀学识,但祭司的位子是通过世袭继承而来。
这种坚信奋斗的个人主义精神,使得法利赛派藐视那些含着金钥匙出身的王公子弟。宗教上从道不从君,维护律法纯洁性,跟政治上遏制特权,倡导平等主义,两股思想力量合起来,产生了令统治阶级畏惧的民间力量。
不过,法利赛人是思想的激进派,行动上的稳健派。以社会下层农牧民为主的奋锐党人,民粹主义更加浓烈。在教义理论方面,双方的相差无几,在政治活动上,奋锐党人比法利赛人要激进暴烈。
法利赛派的群众基础是小本经营的商贩工匠农场主,也就是前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偏爱温和渐进的改良,教书扫盲,捐款慈善,保护妇女儿童弱势群体。
法利赛领袖约翰兰·本·撒该(Johananben Zakkai,公元30年后担任拉比职务)参与司法修订,在他的努力下,惩罚通奸嫌疑妇女的法律有所宽松。约翰兰还在圣殿祭祀仪式等议题,抗议上层的特权,但斗争严格局限体制内,不谋求暴力革命。
法利赛派和奋锐党人的路线分歧,仿佛是先秦儒家墨家之争的翻版,结局也如出一辙,精英化的团体获胜,主导了本民族未来两千年的意识形态。
马加比王朝末年,国王的女婿希律(公元前47—前4年)谋朝篡位,沐猴而冠地称王。新君得位不正,进一步动摇了王权的神圣性。希律家族依附谄媚罗马人而起家,夺权后又不能有效控制臣民,政权被罗马废黜吞并。
法利赛派愣住了,反了王权这么久,没想到马加比王朝真亡了。国家领土被外族吞并,法利赛人兴高采烈,甚至身上没有一丝亡国奴的哀伤。按照他们的教义,神圣的国度与世俗的国度本该就分离开来,当下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时机。到了耶稣生活的年代,法利赛派成了气候,势力不容小觑,不过法利赛人因死守规矩,而被耶稣贬斥为伪善者、道学先生。
犹太国灭亡后,法利赛人掌控了犹太教。成功主要归因两个长处:第一,有教无类的智识主义,儒家在百家争鸣中胜出的关键就是教育,孔孟的门徒掌握了典籍,拥有文化话语权。
第二,敏锐的政治嗅觉,在公元66年至70年的民族大起义中,法利赛人站对了立场。
相信弥赛亚即将降临的奋锐党人,犯了左倾盲动错误,揭竿而起,反抗罗马帝国主义。沉浸在狂热情绪的起义者,丝毫没顾及到敌我力量悬殊对比。
法利赛派领袖约翰兰·本·撒该,很清楚罗马的强大实力。民间传说,为了逃离耶路撒冷,他藏在一口棺材里,由门徒抬着,以防奋锐党的搜查。
贵族祭司起初受到起义者裹挟,不情愿地加入叛乱,后来因为意志不坚定,被革命群众收押监禁。贫下中农坐上了宝座,随心所欲地处置上等人,在对外作战之余,抽空清算了国内阶级敌人。约翰兰如果不是及时跑路,可能也会遭到清洗。
法利赛人不是不恨罗马,他们只是认清现实,采取曲线救国的方案,假装服从外族,换取有限度自治。奋锐党人,简单粗暴,直接开打。
起义结束后,旧权贵们被奋锐党人屠杀,奋锐党人被罗马军团屠杀。法利赛的领导层及时逃走,自动成为最大的势力团体。约翰兰得到了帝国代理人的身份,协助官吏收税,维持治安,而罗马总督不干预犹太人的内政,尊重犹太教习俗。
原本是旧制度下政治异见人士的法利赛派,终于获得自由。他们设定了任人唯贤的规则,犹太教权力机构的领导人,不是由权势和财富推选,而是由才学品德推选。
没有贵族阶层后,学者享受的待遇大幅度提升。每个犹太公会都设有宗教典籍,院长享有丰厚的薪金,以保证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钻研上帝的律法。有的院长一年到头,除了从书房去祈祷室外,从不离开自己的房间,他夜以继日地伏案读书,专注于《托拉》的研究。
为了保障人才不断档,一些年轻的学者受到招募,每天定时跟院长一起学习课程,而每个青年学者又至少带两个未成年书童。
天赋普通的男孩,接受完最基础的教学就毕业,当工匠或者商人,而这些天赋异常的人,可继续深造学习,生活费用由慈善机构承担。一个50户人家的犹太公会,大概能资助至少30位职业学者。
这些学者在婚姻市场很吃香,男人天天看经书,不用干活,而女人在家挑大梁,挣钱养家。因为一旦丈夫通过神学考核,获得正式神职,地位骤然上升,相当于中国科举制的秀才中举,很多岳父偏好招这种有资质潜力的女婿。
在前现代的农耕社会,大规模的识字普及不是桩易事。法利赛人因上帝的感召而积极办学,他们的宗教教学,误打误撞,打开了本民族的财富上升通道。
因为《托拉》是必修课程,这本犹太教典籍是生活指南,包含了详细的经商知识。借贷期限多久,利息多少,发生商业纠纷怎么仲裁,都记载在里面。可以说《托拉》是半本商业手册,反过来说,按照一神教的理论,宗教典籍和生活指南原本就分不开,界限模糊,因为尘世的一举一动,都应服从上帝的指引。
在远距离长途贸易领域,犹太律法的优势更加显著。两个犹太商人天南地北,相隔上万里,遵循同一套商业法规,而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打交道,就麻烦多了。
受惠于低成本交易,犹太商团大规模扩张,到了9世纪,巴黎到开罗之间的跨国贸易合同几乎都是希伯来语。同样的,印度和东南亚的交通航线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所有商业规定都以沙里亚法为依据,阿拉伯商团遵循同一套商业法规。阿拉伯人的足迹从马六甲跨越到广州。犹太商团在阿拉伯世界畅通无阻,阿拉伯商团在远东畅通无阻。
一个非犹太教的商人,稍有事业心,都会读一下《托拉》,知己知彼。有的非犹太父母会付高价,送孩子到犹太学校,增加见识。而且犹太人本身教学质量高,品牌有保障。在罗马和阿拉伯帝国,都有外族孩子在犹太学校上课的现象。
发达而脆弱的经济结构
实现全民教育的犹太人,与其说是个民族,不如说,更像是个社会阶层。识字后,即便不经商,当个铁匠金匠也比当农民强,新一代的犹太年轻人离开父辈的农田,在城市打拼扎根。久而久之,犹太人几乎全是工匠、商人。
根据考古发现,犹太教团在帝国的分布点,跟罗马城到粮仓埃及的贸易路沿线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加入到地中海世界头号商业航线的运营,犹太人在首都罗马的第一个立足点正是码头。罗马出产了大量犹太精英人才,耶稣的弟子、使徒保罗也是出生在罗马。
做贸易生意的收入回报远远超出种地,由此形成了一个循环,受过读写教学的犹太人从事工商业,赚到钱后信徒又有足够的资金来回馈社区,维持学校运营,总体财富滚雪球一样壮大。
刚开始,法利赛人办学起步艰难,教育改革的经济好处,不是立竿见影的。马加比王朝时期,多数人一辈子在田野抡锄头,靠体力活吃饭,回报识字没多大用处。
教育普及持续了三四个世纪,宗教体系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经过法利赛派改造的犹太教,跟摩西大卫王、时代的犹太教,看上去完全不同,仿佛计算机硬件重装了系统。
旧体系皈依犹太教的路径,主要有三个:一联姻,娶犹太老婆;二集体改宗,弱小部落主动或者被动臣服马卡比王朝,改换宗教信仰;三当犹太人的奴隶,等干满一定年限,主人有可能以抛弃旧神,顺服上帝为条件释奴。
经过法利赛派的变革后,新信徒必须要通读一遍经书,接受神学考核,方可入门。贵族也不例外,遵守规定。学识是决定一个人在教团地位的首要因素,权势一文不值。法利赛人傲视王侯的精神,从马卡比时期,一直延续到罗马时期,法利赛派连以色列自己的王都不尊敬,更何况异族人的王。
基督教在传教过程中,表现更灵活,成为一个全民向的大众宗教,教会既接纳皇亲国戚,又吸引文盲贫农。各阶层从上到下,一网打尽。犹太教的基本盘,局限于受过文化教育的工匠商人。无论宗教团体,还是党派团体,仅在工商业群体发展,很难壮大,因为中产阶级是脆弱的。
在奋锐党人起义前后,罗马波斯总共约有500万犹太人,这个数字不小,今天美国的犹太人口也是这么多。到了下一个世纪,人口出现可怕的骤跌,减少近一半。到了公元650年,犹太民族只剩下一百万人。
超大规模的人口减少,跟经济危机密不可分。以工商业为命脉的犹太教,一旦遇上贸易生产停顿,就岌岌可危,而经济危机又加速社会震荡,反犹暴动四起。
晚期罗马帝国,整体国计民生走下坡路。犹太人是城市化的民族,而城市文明衰退了,罗马城的高架引水渠遭到废弃,社会倒退到小农经济。
工商业阶层的贫困化,继而导致教育事业的不振,拉比的宗教学校极度依赖商业利润回馈。盖学校建筑要钱,印刷书籍课本要钱,支付教师工资要钱。教育是一项昂贵的投资,这也是古代大多数文明不能支撑义务教育体系的原因。
当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谁还有心思念书。大批犹太人主动脱教,融入到周围的族群。犹太人口大量消失的真实情况是,多数人退出教团,不当犹太人了。扎根基层的基督教,不容易出现信徒流失。
中产在太平盛世里可以凌驾于贫民之上,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刻,中产就只是待宰的羔羊,犹太商团又是所有羔羊里最软弱可欺的。为了自保,大批犹太人口改信基督教,融入到周围人群。
古往今来,有着诗书教育传统的民族,易于发财致富,但也容易遭到灭顶之灾。犹太人如此,下南洋的华人也是如此,高级文明是一个脆弱的东西,在野蛮力量面前,就像花瓶一碰就碎。无情的历史,将多次证明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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