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继/文 2016年初，日本电影《濑户内海》上映。主角是学霸内海想和“中二青年”濑户小吉，两个关西地区的高中男生。内海虽然学习出色但并不快乐，自从认识濑户后，每天在补习班开始前，在小河边与濑户聊天成为他最快乐的时光。片中内海提出一个问题：人的一生只能跑步流汗吗?就不能在小河边虚度吗?

这个问题被2021年的中国青年给出了一个新选项：躺平。直到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一次演讲中质疑躺平，该话题的热度达到顶峰。不限于青年的广大网友对白岩松表达了愤怒。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社畜、打工人等话题与躺平一起，再度引发公众关注。与“躺平”相伴的话题还有互联网大厂的996、大小周变局等。鉴于公众对这些话题较感兴趣，今天就与大家一起探讨这些话题背后的社会和商业逻辑。

不必为“小镇做题家”太悲情

曾经的“985工程”高校共有39所，是中国顶尖大学的代表，“985”逐渐成为优质生源和受过优质高等教育的代名词之一。如今，中国各种高等教育在校生的总规模超过4000万，原985工程高校每年的毕业生总数（本硕博）近百万。

过多的供给导致用人单位普遍过度消费人才，如果没有先赋的资源优势，毕业生想凭借己力在大城市谋生、适婚年龄购房成家，相当困难。

2020年5月10日，社交网站“豆瓣”上“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成立。由此，“985废物”和“小镇做题家”等迅速成为网络热词。如果有人对“985废物”和“小镇做题家”直接进行字面理解，就大错特错了。

浏览“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的帖子会发现，这里只是名校学生互动的网络社区，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悲情。“小镇做题家”和“985废物”的称号，反映了部分国内顶尖高校学生的处境。但“985废物”一词广泛流行而未遭抗议和封禁恰恰证明，自称“废物”反映了该群体自我认知的准确、心态调适的努力和直面现实的自信。

青年们自我标榜“打工人”也大抵如此，他们清楚自己作为普通人的社会角色，也由此展示了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谋取到白领工作的另一种体面。没人怀疑，作为名校毕业生的“小镇做题家”和“985废物”仍处在就业鄙视链的顶端。

今年高考前，曾获得高考作文满分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杨奇函，在短视频平台分享了写作文经验，手段之一就是通过编造能把阅卷老师唬住的二线名人的轶事,征服阅卷者打出高分。

考生作为被选拔者，为考入顶尖名校竭尽全力无可厚非，考进清华北大不失为寒门学子最理想的逆袭路径。问题在于，中国人口众多，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竞争激烈。正常的学习和考试不足以使一个努力的聪明人进入名校。包括刷题在内的各种手段发挥到极致，是不得已而为之，人们只能选择适应规则。

被金融和互联网改变的社会

近20年来，现代金融和互联网手段的采用，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市场化的房地产行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更为迅猛，在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金融寡头和互联网巨头汲取。

以蚂蚁金服为例，其成立后5年的估值即与拥有250年历史之久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相当。社会各阶层也都卷入到以互联网和金融手段构造的经济秩序中。

当前的经济新秩序下，公司治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上市公司的生产安排、战略布局和裁员，均遵从股东利益。机构投资者崛起后，上市公司更加注重公司估值，而不是企业规模。公司业务的增减不再取决于公司的实际需求和长远利益，而是更多地服务于股权溢价。

活跃的资本市场，使很多互联网巨头和科技企业在美国和中国诞生并迅速成长。排他的垄断性地位更有利于获得超额利润，帮企业获得垄断地位是投资人收益最大化的主流路径之一。通过“烧钱”，互联网平台公司能迅速占领市场。尽管多数平台公司还没有真正盈利，但创始人和投资人纷纷成为富豪榜靠前的几个人。

投资人的天职并非为全人类创造价值，也不是缔造一个伟大企业，而是最短时间获取尽量大的收益。于是，大多数投资人都想在短期内把公司的估值拉高，并及时把公司股份出手。陪伴公司成长和获取利润分工不是投资人的目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平台公司的繁荣带动着社会的巨变，人民也从中获得效率，同时，更多人默默承受着社会变迁的代价。公司凭借获得的投资迅速做大，同时受制于投资方的支配。

某网约车公司为降低政治风险，瞬间下架非京户京牌的网约车，而不考虑一同创业的哥们的死活。曾有大量小镇中青年，在网约车大战的高潮下进入大城市，以不菲的价格购买或承包了网约车，却因为京户京牌的限制而瞬间血本无归。

在中国，尽管很多政策是刚性的，但企业对司机权益漠视的背后逻辑则是资本主义的。为满足股东尽快盈利的需要，平台逐步取消对网约车司机的补贴，平台提成大幅增加。此外，随着几大网约车平台并购和解后，对网约车激励的减少导致供应减少，打车的成本却更高了。打车人也要像网约车一样为平台贡献利润。

在传统社会中，被剥削的工人可以直接罢工和到厂抗议。在网络社会，实体店的老板找到不到可以直接抗议和反对的人，即便他们知道某些平台压缩了他们的利润、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也找不到老板本人抗议。有意思的是，大公司的创始人已经纷纷英年早退。

受制于各种“理性化”的预期，无论是快递小哥还是没有“上岸”的大学青年教师，抑或公司白领，都陷入各自的系统中，按照绩效评价的指标循环往复地加班加点，挑战极限。

被异化的行业越来越多。受苦、有资格被剥削的精英，恰恰是那些自我群嘲的名校毕业生。社会巨变之下，被压缩的除了公众的财富，还有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很多工种也因为异化，失去价值感。

“躺平”是一种反支配机制

在白岩松的言论之前，马云说“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也曾引起舆论风波。诚然，在大厂加班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能获得的机会。但事情的悲哀也正在于此，不健康的社会状态被价值正面化，社会各界在公共问题常常是非观念不清。

好在90后和00后，不再对简单化的市场理论和商业精英过度迷信。那些不能逻辑自洽的偶像已然过时。如今的“躺平”是社会变迁的表征，也是前几年社会流行状态的一种延续。

前几年的流行语：“感觉身体被掏空”“丧文化”都反映了青年们社会处境的艰难和自我保护的意识。热词的发明和广泛传播，并上升为人生观和生活实践，是青年们对工具化社会价值观的温和反抗。

这种反抗并非一无是处。它好过一个人成为行尸走肉；好过“内卷”，没效率、无意义地竞争；好过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好过青年自杀，中老年失独；更好过患得患失，报复社会。剧变中的转型社会充满矛盾和冲突。高压锅如果没有解压阀，结果就是爆炸。在很多问题短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前，青年们选择“躺平”是最好的自我调节方式，无奈但珍贵。

我在想，不同年代的人有什么不同？如果可以选择，我更愿意成为哪个年代的人？我其实很难不选择现在。早年的大学生、中专生甚至工人的地位都很高，大学生一毕业便是社会精英，但不得不依附体制，离开单位几乎等于被社会抛弃。

现在的高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单位概率很小，顺利就业凑齐购房首付很难，但他们可以拒绝给领导订盒饭，可以随时换工作，也可以选择间断工作。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幸福感也不强，但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内员工，如今社会产品已经极大丰富和廉价，他们过得也并不痛苦。他们没有社会主人翁的心态，没有单位的庇护，更没有“以厂为家”的集体主义伦理观念。换句话说，当拼搏失去意义，同时回报有限，我们更无法责怪青年对此失去兴趣。

人生而为人，除了活着，重要的还有活着的意义。选择“躺平”的人可能正是在思考人生意义的人。青年们面对真实，放弃幻想选择“躺平”，表达自己的无力和脆弱，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勇气。青年们由此不仅可以缓解焦虑和无力感，同时也是对各种支配力量的反抗，背后其实是社会的进步。躺平的他们比奔跑的他们，更有存在感，也更能引发旁人驻足思考。

（作者系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