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文 今年上半年，最受中国人关注的动物，无疑是迁徙的大象。

大象为何迁徙？专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现实中大象的迁徙，让人想起英国汉学家伊懋可的那本《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在这本书中，伊懋可提出了一个问题：几千年前，一直活跃在中国华北与西北地区的大象，为何在千年之后，最终退却到了中国西南地区？大象在过去几千年的千里迁徙史，其实就是华夏地区的自然环境在几千年里的变迁史。

这里，既有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又隐藏着中国迟迟未发生西方式工业革命的秘密。

一、大象退却背后

中国的远古时代，大象在中原地区还比较普遍。这可以从两个个方面得到确证。第一，先秦诸子的文化典籍中经常提到这种动物。《孟子》一书中就有“周公相武王诛纣……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的记载。与之相印证，河南省简称“豫”，豫字右边是一个象，有人由此认为当时的河南就是大象的聚集地之一。第二，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很多关于大象与犀牛的化石。这些化石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记录恰好互相印证。

那么，生活在这里大象为何最终退却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呢？在《大象的退却》这本书中，伊懋可认为：除了气候变冷的因素，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大象栖息地的根本性破坏，最终导致了大象的退却。在他看来，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汉族，其古典文化中蕴含着对森林的敌视。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商代甲骨文中的农的象形字，似乎表明了在林间开展的活动。”这一点，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农耕的关键在于土地，而扩展土地的最好方式就是以刀耕火种的方式毁林造田。建立在对森林敌视基础上的农耕文明，必然对大象生活的栖息地造成根本性破坏。

伊懋可认为：与汉族相比，汉族周边的少数民族似乎更能与大象和谐相处。唐代文人在涉及傣族的文字中写道：“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这段文字就描述了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

伊懋可谈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环境保护方面迥然不同的表现，让人想起谭其骧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的那段名言：“历史时期一个地区的植被情况如何，主要决定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的方式。如果人们以狩猎为生，天然植被可以基本上不受影响。畜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活动同样都会改变植被的原始情况，而改变的程度后者又远远超过前者。因为人们可以利用天然草原来从事畜牧，只要放牧不过度，草原即可经久保持，而要从事农耕，那就非得先把原始森林和原始草原予以斫伐或清除不可。”

伊懋可与谭其骧，真可谓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了。

然而，历史的反讽就在于，恰恰是与大象和谐相处的游牧民族，间接导致了大象的退却。具体而言，是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战争间接导致了大象的退却。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讲，每当气候变冷，游牧民族草场上的草变少，牛羊严重匮乏时，游牧民族就会向南迁移，并由此入侵农耕文明的汉族。战争频繁发生，一方面导致了五胡乱华，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出现；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汉人的迁移与南下。

为了躲避战乱，汉人纷纷南渡，于是农耕文明伴随着汉人的迁徙来到了江南地区，并逐渐引发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而这种农耕文明方式的扩大，再一次侵蚀了大象的生活环境，促使大象再一次迁徙。就这样，游牧民族驱赶着汉族南下，南下的汉人驱赶着大象迁徙，仿佛一个连环套一般。可以说，这样的连锁反应是饶有趣味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伊懋可看来，农耕文明导致的对森林的滥伐，一方面是对环境的极大破坏。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周边地区土壤流失，并逐渐沉积到河床、洪泛区、三角洲等地，逐渐扩大了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面积。如今，这些地区，毫无疑问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这不仅让人想起中国古人所说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箴言。

二、技术锁定与内卷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当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如何将北方的政治中心与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在一起，就成了一大难题。最终，京杭大运河就像现在的京沪高铁一样，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局面。不过，运河的修理与治理，就成了一大难题。在伊懋可看来，大运河也好，黄河也好，治理这些水域所建立起来的水利工程，既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又与经济发展与政治机制相互作用。

在伊懋可看来，中国历史上的水利工程是前现代中国技术锁定的主要形式。所谓技术锁定，即已有的次好技术因其先确立所带来的优势而继续居于支配地位。也就是说，当一种水利工程建立之后，一开始总会给地方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工程一方面给地方带来的利益开始减少，另一方面，维护这一水利工程所耗费的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却越来越大。最终，负担远远超出了利益。这种水利工程成为了鸡肋。但是，由于这一水利工程在建造时耗费巨大，人们又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于是，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再也无法继续发展，最终陷入停滞状态。

与水利工程的停滞相类似，江南农业的发展也陷入到了这一窘境之中。在书的第二部分中，伊懋可用江南地区嘉兴的农业发展故事阐述了这一点。当汉人将农耕文明的方式带到南方后，伴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精耕细作式农业成为了江南地区的主流。这一劳动极端密集型的农业发展方式，通过持续增加农作物的劳动时间来获得粮食的高产。

在经过一番比较后，伊懋可发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业的亩产量要远远高于西方。然而，这完全建立在中国农民起早贪黑拼命劳动的基础之上，也就是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基础之上。更让人痛苦的是，即使如此拼命，农业产量并非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增加。毕竟，农作物也有增长的极限。于是就形成了劳动力报酬的递减效应，用人类学家舒尔茨的话来讲，就是内卷了。在内卷的情况下，中国就只能徘徊在前现代的经济增长中，西方式的工业革命就很难在这里发生。人们最终只能选择通过开荒的方式来拓展耕地面积，而这一粗暴的方式再一次带来了对森林的滥采滥伐。而森林环境的破坏，将迫使大象再一次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迁徙。

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伊懋可在讲述了嘉兴的经济发展之后，顺便分析了西南地区贵阳与华北地区遵化的经济发展。他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就是：前现代经济的增长与人均寿命呈现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在嘉兴，作为中国江南的富庶地区，人均寿命却不如贵阳。贵阳的经济要比遵化好，结果贵阳的人均寿命也不如遵化。就这样，经济越是发展，人均寿命反而越短。

我想，这恐怕也与内卷息息相关。毕竟，嘉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基础上，这必然会减损人的寿命。于是，问题来了，建立在环境的破坏与人均寿命降低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还有意义吗？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三、动物的悲剧

大象退却的背后，不仅仅是大象的辛酸史，也意味着着其他动物的悲剧。

在中国古典籍中，与大象一同出现的犀牛，在9世纪末还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游荡，现在早已在中国灭绝。在古代中国的西南地区，有着巨大身躯的巨蟒早已不见，它倒是没有灭绝，只是蟒蛇的尺寸早已变小，我们很难看到古人所看到的蟒蛇了。

每个中国孩子都是读着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与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长大的。但是，如今，在长江两岸，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些围观诗人的“吃瓜动物”了，它们是什么时候消失在长江两岸的呢？我们不清楚。或许，我们只能在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长臂猿考》中追忆那些猿猴往昔的风采。

伊懋可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诗来印证中国的历史，而在阅读一些中国古诗时，我总是禁不住出神。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过“鸡鸣桑树颠”，由此可见，在东晋时期，中国人养的鸡还住在树上。与陶渊明遥相呼应，杜甫在《羌村三首·其三》中有一句“驱鸡上树木”，由此可见，唐代的鸡也是住在树上的。那么，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鸡逐渐离开了树，来到了鸡舍当中呢？中国的鸡的生活变迁史，其实不也是我们中国人生活的变迁史吗？

同样的，大象的退却，也不仅仅是大象的命运，更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命运史。如今，退却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象再一次踏上迁徙之路，一退再退的大象，它们的目的地又是在哪里呢？这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