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近日，南京爆发聚集性疫情，并呈现向其他省市扩散的趋势。截至7月25日24时，南京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75例，已关联五省六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江苏省政府发布紧急通知，将7月10日至20日进出南京禄口机场的所有人员，全部按照苏康码（即健康码）“黄码”进行严格管理，原则上对上述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条件不具备的地方，按规定严格实施居家健康监测。与此同时，对所有“黄码”人员一周内实施3次核酸检测。

当疫情中心是一座年旅客吞吐量超过3000万人次的大型国际机场，病毒传播路径尚不清晰的时刻，宁紧勿松、宁错勿漏的公共卫生应急措施实属无奈之举，也在短期内对遏制疫情蔓延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中国早已进入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疫情防控与需要经济社会发展被置于同等优先级。微博、微信上传来不少“黄码”人士的求助，一方面，政策规定存在逻辑矛盾，要求“黄码”人士居家隔离，但又要求他们自行前往制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另一方面，一些仅仅驾车途经南京禄口机场的人士，也被标注为“黄码”，有人还遭遇强制性隔离措施。

正是回应社会呼声，南京市政府在7月25日凌晨紧急发文，对有南京禄口机场经停史人员进行分类甄别，并对两类人群放宽了管控标准，一是“在机场短暂停留（半小时以内），且未进入机场大厅的，做1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可转绿码”。二是“乘交通工具途经机场、未去过机场的，通过大数据筛查后可转绿码”。这个操作办法与前述政策文件形成了“计划—执行—检查—调整”管理闭环，消除了基层政府对防控措施随意解释甚至层层加码的空间，提升了疫情管控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其实今年以来，围绕基层政府疫情防控措施合理性的讨论还有很多。有的地方为提高疫苗接种率，违反“自愿接种”原则，把公共资源（低保救助）、公共服务（进入政务服务大厅）与接种疫苗挂钩，甚至误伤一些不具备接种条件的未接种疫苗人群。

公共卫生发端于工业革命浪潮下的“城市病”。19世纪，英国医生约翰·斯诺等绘制出伦敦的“死亡地图”，查找并封闭烈性传染病霍乱的根源——宽街水泵。此后180年间，伦敦再没有发生大规模霍乱流行事件。在近代，公共卫生更多是对单一传染病/单一疾病风险因素进行溯源与干预。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区与生活区相区隔、富人区与穷人区相分离，“一刀切”的公共卫生措施即便牺牲了某些区域与人群的利益，依然实现了城市总体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具有政治伦理、社会道德的正当性。

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现代服务业与居家办公（SOHO）模式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不同地域与阶层人群被赋予平等的公民权。今日，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任何一项疫情防控政策，一旦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调整，都需要审慎对待。

当前，在城市及社会治理中，只管今日不管明日的“一窝蜂”决策、只管一事不管其他的“一股脑”决策，再也行不通了。比如，疫情防控须在构建全口径人群、全病程管理、全治理要素的管理闭环基础上，总体上还要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避免“疫前怀有侥幸心理，疫后战时状态滥用”，不能让某个管理漏洞击穿防疫大网，甚至击穿公众的心理底线、城市的治理底线。

因此，城市治理需要从基于长官意志、历史经验的决策，升级为基于数据与证据的决策。在现代管理学、社会工程学基础上，后一种决策机制充分考虑到多元主体的博弈机制、多种场景的模拟预判，甚至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沙盘推演”，实现公共政策模型的自我学习与优化迭代。

当然，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充足的人力、财力，不必非要建设高大上的“城市治理指挥中心”，依然有可为之处。比如，面对台风“烟花”及其带来的特大暴雨，杭州市某区级政府主动协调交警部门，暂时不对停放在空旷路面的车辆进行抄牌罚款。再比如，在武汉疫情阻击战期间，为解决快递员进不了社区、居家隔离者出不了家门的生活物资配送问题，居委会人员用“铁脚板”完成“最后一公里”递送。实际上，只要城市决策者同市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自然就可以“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算不上什么高智商、高科技决策，却体现一座城市的温度及其治理水平的高度。

（作者为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