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文 进入7月以来，美国、加拿大遭受高温热浪侵袭，数百人因极端高温死亡，其中多为贫困而年老者；德国北部遭遇洪灾，死亡一百多人，数百人受伤。这几国所受极端天气的侵袭，据信都与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变暖、气候恶化攸关，使得全球暖化、气候灾难的话题，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滚滚热浪中，读到比尔·盖茨的《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一书，可谓是恰逢其时。该书英文原书名是《如何避免气候灾难:我们拥有的解决方案和我们需要的突破》(HowtoAvoidaClimateDisaster:TheSolutionsWeHaveandTheBreakthroughsWeNeed)，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探讨气候灾难的新作。该著2021年初在美国出版后，很快有了法文、西班牙文、中文等语种的译本，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一

该书作者比尔·盖茨，无需多加介绍。盖茨作为曾经辍学的哈佛学霸，富可敌国的世界首富，在该书的写作中体现出了惊人的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正如盖茨所说，他的专业是软件工程，并非气候科学，但盖茨花了十年时间研究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其收获在此书中可见一斑。该书虽非专业著作，且少不了“影子写手”的贡献，但说理清晰、语言平易，极富可读性。

多年来，盖茨好学不辍，孜孜不倦，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的支持下，专注于探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在该书中，盖茨从电力、制造业、农业、交通等碳排放的主要领域分析了要进行“零净排放”面临的挑战、可使用的技术工具以及我们需要的技术突破，并提供了一套涵盖广泛但每一步都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盖茨指出，要想阻止全球变暖，要想避免气候变化的影响，人类需要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要基于创新驱动。盖茨在书中还预言了未来的投资机会，指出“零碳”产业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那些能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将是未来十几年引领全球经济的国家。

盖茨在书中强调，实现零排放并非易事，但如果遵循他的设想，这个目标可以实现——人类可以共同努力，使这个世界避免气候灾难。

二

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警告说，国际社会有12年的时间来限制气候变化灾难——到2030年，须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的增幅上限。全球变暖如果超过1.5摄氏度，哪怕只是再变暖0.5摄氏度，就会使数亿人面临干旱、洪水、极端高温和贫困的风险。

IPCC提出了四条途径，通过土地利用和技术变革的不同组合，实现1.5摄氏度的目标。重新造林、转向电力运输系统和更多地采用碳捕获技术，这些都至关重要。其目标是：到2030年，碳污染必须减少45%；到2050年，碳污染必须减少到零。

盖茨此书基本是按照这一报告设定的目标，计划在2050年将全球碳净排放降到零。

盖茨阐述了实现全球碳零净排放的策略，其中包括: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取代化石燃料，实现发电零碳排放，尽可能使人类活动电气化，他提供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绿色溢价”，即计算相对于化石燃料的清洁替代品的成本，二者之间的差价即为“绿色溢价”。

盖茨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政府政策来降低这种溢价，最终达到全球碳零净排放的2050年目标。盖茨指出，我们需要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更少的化石燃料(占目前排放量的27%左右)，改变我们生产商品的方式(31%)，种植食物的方式(18%)，旅行的方式(16%)，以及让我们的建筑保持温暖或凉爽的方式(6%)。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盖茨倡导绿色新政、碳定价和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盖茨最重要的提议涉及新技术。他在书中写道：“给我一个问题，我就会寻找一种技术来解决它”；他的主要兴趣是技术突破，就像环境方面的曼哈顿计划或登月计划一样。

盖茨的出发点是制定一项开发清洁能源并降低成本的计划。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太阳能、风能和波浪能、电池储能、电动汽车、遥感监测和智能电网的价格出现了惊人的下降。但如果要提供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我们还需要走得更远。

盖茨提出建立能源定价的“可再生投资组合标准”，将与气候相关的研究和开发增加四倍，包括投资于核聚变和核裂变、地热、碳矿化、以海洋为基础的碳清除来降低海洋的酸化、用清刷机器直接捕捉空气等创新技术；还必须在被释放回大气中之前捕获能源、交通运输和制造业的碳排放，将其深埋或存储在混凝土中，甚至于用钙结合二氧化碳生成石灰岩，以取代混凝土。盖茨还提到了科幻电影般的“地球工程”，比如向云层播撒颗粒物或制造火山灰，使其反射更多的阳光，以降低地球温度等。

盖茨认为，这些技术创新措施结合起来，可以达到世界净零碳的目标——如果政府能够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制度创新和政策激励。但是，盖茨很清楚，他擅长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在书中写道：“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工程师，而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他也谦虚地写道:“我没有气候变化的政治解决方案，”虽然他知道，他寻求的技术解决方案与政治决策密不可分。

盖茨在书中一再公正地强调，工业化国家应该在阻止全球变暖、阻止气候灾难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它们对于全球变暖责任最大；而贫困的农业国则需要更多的帮助和扶持，不仅是因为它们对于地球变暖的责任最小，还因为穷人更容易受到干旱、洪水和热浪等气候灾难的袭击；同时，贫困国家的人民追求使用更多的电力、能源的合理权利，亦应该予以保障。

三

盖茨此书甫一出版，即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其法文、西班牙文和中文译本很快推出，一些国际知名人物也撰写了，褒贬皆有，异见纷呈。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就在《卫报》发表，高度评价此书。在赞同盖茨书中的提议的同时，布朗还提出了四个“进一步的措施”。首先，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协调所需要的全球财政刺激措施，其核心是一项“绿色新政”，即大规模扩张“环境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创造数百万急需的新就业岗位。第二，新的公司法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确保跨国公司披露其碳足迹，采用影响加权会计，以揭示其运营的全部环境成本，并发布向零碳经济的过渡计划。第三，通过达成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协议，并通过采纳拜登关于边境调整机制的计划来推进碳定价事业——该机制首次对碳密集型进出口产品征税。第四，大力推动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从造林到更好的土地利用，以实现十年前计划的1000亿美元绿色气候基金的承诺，该基金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缓解和适应筹集资金。

布朗指出，人们需要认识到，分享主权对各国有益，并且协调统一的全球集体行动，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唯一可行的方式。

一些评论者在高度评价盖茨的“技术创新乐观主义”的同时，也含蓄地指出：单纯强调技术创新而未全面考虑国际\国内政治和权力博弈，是盖茨论调的弱点。

比如，美国气候活动家比尔·麦吉本认为，盖茨正确地理解了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即尽快“实现零（排放）”。盖茨提议加强投资于一系列广泛的新技术是正确的，却是不够的，因为不涉及政治，很难解决全球“碳净零排放”的问题。麦吉本指出，电力\权力（power）有很多种形式，从地热和核能到国会和经济，盖茨要在气候问题上取得进展，还需要彻底研究影响全球暖化的各种力量——其中也包括国际\国内政治。

在盖茨此书面世前后，还有两本关于全球变暖、气候灾难的著作问世，即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的《在白色天空下》和迈克尔·曼的《新气候战争：夺回我们星球的战斗》。

科尔伯特是著名的环境作家，《在白色天空下》对于“技术乐观主义”或“技术宿命论”持有深深的怀疑态度。科尔伯特认为，像比尔·盖茨这样杰出的人出面倡导技术创新以阻止全球变暖、争取实现全球脱碳，绝对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仍然需要全球政治的权力博弈，需要实现全球集体行动。

迈克尔·曼本人是知名的气候科学家和活跃的气候活动家。在其《新气候战争》一书中，他批评了盖茨和梅琳达2016年的年度信——盖茨和梅琳达在信中强调减排的挑战，宣称人类需要新的能源奇迹。曼指出，许多化石燃料的零碳替代品在成本上已经具有竞争力，我们不需要奇迹，只需要依靠目前的可再生技术，就可以实现100%的清洁电力。

曼支持系统性的变革，以使全球“脱碳”。他指出，以风能、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形式出现的技术是实现脱碳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要过度依赖未经证实的解决方案，比如盖茨书中提到的“地球工程”，因为这可能会分散人们对更简单、更便宜、更安全的替代方案的注意力——“地球工程”只是吸引了自由市场的保守派，因为它迎合了市场驱动的技术创新论，即认为可以在没有政府干预或监管的情况下解决任何问题的观点。

四

2001年，美国政府对微软公司的反垄断诉讼达成最终和解，盖茨从此享有了“好亿万富翁”的名声。通过盖茨\梅琳达基金会等机构广泛的慈善项目，盖茨资助全球反贫困、反流行病、环保及技术创新等计划，与社会分享其庞大的财富。

盖茨在该书中不厌其烦地强调，他对国际社会不平等现象十分警惕：所有的排放都是富裕国家排放的，但受害的是贫穷国家——这种全球范围内的不公正令人震惊！

1972年，年轻的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Singer)写了《饥荒、富裕和道德》一书，主张人们对远方的人和对身边的人负有同样的道德义务；不把拯救生命的钱送给地球另一端饥饿的人，在道德上就相当于因为我们不想把鞋子弄脏而忽视了拯救溺水儿童。如果我们能帮忙，我们就必须帮忙——任何借口都是虚伪的。

盖茨和梅琳达对辛格的论点可谓“心有戚戚焉”，其慈善举动也是对辛格立场的“身体力行”。两人在辛格此书2016新版发行前言中写道：“在辛格写了《饥荒、富裕和道德》之后的四十多年里，世界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这表明（国际）援助确实有效，并驳斥了外国援助没有好处的破坏性神话。辛格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共同努力，防止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比如儿童死亡……有人可能会认为辛格的文章最初发表时是超前的——但现在也许适逢其时！”

但是，对于盖茨的有些批评者来说，尽管他通过慈善事业帮助了世界上众多贫困者、病弱者，但盖茨最大的弱点仍然是他“相信进步是资本主义增长的功能”。

比如，美国作家、以“公共社会学家”自许的艾什考夫（NicoleMarieAschoff）在其《资本的新先知》一书中，就尖刻地批评了盖茨的“慈善资本主义”。

艾什考夫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高奏凯歌以来，新一代的“资本先知”出现了。这些最强大的先知不是穷人或工薪阶层，而是超级精英。比如，资本主义最响亮的批评者是像盖茨这样的人：他们谴责贫困和不平等，告诉我们社会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它。

但在艾什考夫看来，盖茨的“慈善资本主义”批判，并无终结资本主义之意。盖茨基金会的政策非但没有减轻资本主义市场的弊病，反而加深了资本主义市场在提供医疗保健和教育等人类基本需求方面的影响力，加剧了贫富差距。盖茨们的愿景和解决方案支持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和吸收批评，从而保持了自身的系统地位。

艾什考夫认为，在当下全球充满不确定性和危机的时刻，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在形成，其中融合、吸收了盖茨之类的精英们的批评和思想。但是，新先知们不应该获得最后的发言权。

艾什考夫强调，社会运动也在讲故事、在发展计划，通过强调民主、反商品化和再分配，从根本上挑战资本主义现状，酝酿着新的社会愿景——一个为人民而不是为利润而设计的社会。

艾什考夫的论调，可以看做是对于盖茨的“慈善资本主义”和“技术创新乐观主义”的尖锐的批判。当然，如何通过“社会运动”来创造一个“为人民而不是为利润设计的社会”，拯救被加剧的全球不平等、全球变暖和气候灾变困扰和威胁着的人类社会，就是更为复杂、更为深远的聚讼纷纭、历久弥新的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