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   图源：CFP/供图)

萧西之水/文

走进书店，来到挂着“外国历史”的书架，映入眼帘者：要么是一国通史，如《日本史》；要么是时代史，如《明治维新史》；要么是人物传记。这也多少显示出人们了解外国历史的顺序，先看一国通史，再看感兴趣的时代，再去了解人物。

从这个角度说，吴座勇一《古代日本的战争与阴谋》绝不是一本讨巧的书籍。本书涵盖11世纪至17世纪初期的日本重要人物与历史事件，梳理前因后果，对比多家论点，细致翻阅史料，最终得出一个或发笑、或叹息、或啼笑皆非的答案。但这就意味着，这本书的阅读有着一定门槛，如果读者并不了解历史人物与事件，读起来怕是晕头转向。

但换个角度，把这本书从“外国历史”书架挪去“推理小说”书架，仅仅把外国历史当做故事背景，而把精力放在推理与解释过程，那么本书的趣味性哲理性就会体现出来：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人和人之间都会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也会互相算计、互相攻讦，但出于某个特定原因，有些支持与算计不能让太多人知晓，甚至要百般遮掩，需要拿起放大镜，抽丝剥茧寻找证据。

叙事迷雾：阴谋与阴谋家的“发明”

假设你是一位古代将军，有权有势、兵精粮足，要怎么整治政敌呢？

带兵抄家？不太好，睚眦必报，不利于收买他人，还会被人反攻倒算。暗杀？可以，但明眼人都知道是你干的，还要谨防以后不会有人暗算你。要挟皇帝下诏处死对手？也不错，但你落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坏名声，更重要的是，如果对手正是皇帝，这招就没用了。

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大家都喜欢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装成受害者。

1177年夏天便发生这么一桩故事：皇室掌权者后白河法皇聚集几位重臣，在京都东侧的鹿谷山庄密谋推翻权臣平清盛的统治。参与密谋的武士不愿意辅佐昏聩的后白河法皇，于是告密，平清盛立即派兵抓住许多后白河法皇的亲信。这便是日本12世纪著名的历史事件“鹿谷密谋”，故事里，平清盛是受害者，他为了不被阴谋算计，率先扑灭后白河的阴谋，这是日本武士第一次直接对抗皇室的举动，甚至写入日本历史教科书。

然而，历史上真是这样么？从实际情况来看，平清盛已经扫除所有政敌，权倾朝野，武士大多臣服，后白河空有名分，却无兵权，那又如何对抗平清盛呢？从结果来说，后白河失去得力亲信，政治权力衰微，整件事发展来看，受害者非但不是平清盛，反而是后白河。

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理念：“阴谋”往往会被戳破，所谓“阴谋家”往往遭殃，然而阴谋的所谓“受害者”却往往是最终的胜利者。这就让现代史学家不得不推测：历史上或许并没有“鹿谷密谋”，平清盛是打扮成受害者模样的加害者。

从实际情况看，后白河并不太懂如何搞阴谋。“鹿谷阴谋”两年后，后白河两度下令直接打压平氏成员，削减平氏领地，平清盛立刻派兵夺占京都，软禁后白河。正如吴座勇一指出：“如果后白河能够客观分析局势，就不难预见打压平氏一门肯定会招致平清盛的武力反抗”，换言之，历史上的后白河有点鲁莽，且缺乏权谋。

熟悉日本史的朋友肯定奇怪：通行史书中，后白河法皇可不是省油的灯，他一开始不停鼓动周围人反对平氏，等到平氏被源氏消灭以后，他又挑动源赖朝、源义经兄弟互相攻击，自己却始终泰山不倒。经历手足相残之后，镰仓幕府初代将军源赖朝给了后白河一个很不客气的评价：“日本第一大天狗”。

源氏兄弟为什么从亲密无间走向互动刀兵？简言之，后白河要么不了解源氏内部问题，要么是受到源义经的胁迫（历史上的源义经才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并没有什么长期的战略考虑。应该说，后白河确实在源氏内斗中有一席之地，但他并不是主导者；他确实对平清盛不满，但推翻平氏政权与他没什么关系；至于每一次经历政变都能稳坐泰山，按吴座勇一的说法，也只是因为“他占了个至高无上的位子”，而日本从无杀掉天皇的传统。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被大历史裹挟的普通人而已。

但说他是普通人，大多数人都不会买账：毕竟他是天皇，他与平清盛先是亲密后是对立，源赖朝起兵推翻平氏政权是得了他儿子（以仁王）的命令，晚年他又参与到源赖朝、源义经的对抗中，历经多起大事件而不倒，他怎么能是个普通人呢？相比之下，说他是个工于心计的阴谋家，反而更有人相信。于是乎，阴谋家后白河法皇的形象就被“发明”出来，这层迷雾伴随着小说传奇与影视剧一直延续到现代。

更重要的是，史书编纂者本身也有立场和想法：如果后白河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兔，那么武士阶层取代京都贵族掌控国家政权，就显得有点不近人情；相反，如果后白河是一个致力于挑动武士对立的阴谋家，那么再去推翻他就显得顺理成章。换句话说，一个人到底是不是阴谋家，不完全取决于他做过什么，更取决于大众、尤其是他的敌人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众皆凡人：谁人能算准一切

正如吴座勇一本书终章所言，人们追捧阴谋论，无非两个原因，一是理解简单，二是难以证伪。不过，两个原因都源于大众的同一个迷思：但凡历史人物，无论形象是正面还是负面，必定是一群极为特殊的人，是天选之子，常人无法比拟；谁要是成功，那必定是从一开始胸怀大志，算准所有人的动向，一步步走向成功。

那日本历史上，谁与这种形象最为符合呢？不用说，当然是日本战国的最终胜利者——德川家康。他幼年长期作为人质，成年后自立，与织田信长结盟，向丰臣秀吉称臣，最终熬死所有能人，关原决战取胜，创建江户幕府。一生如此隐忍，德川家康不仅成为日本人眼中的“狐狸老爹”（老狐狸），也在中国网民中得了个“老乌龟”的诨名。

于是，从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开始，到1600年关原之战胜利，两年间德川家康的经历被无数艺术作品神化，一举一动都仿佛洞察人心、预知未来，一手导演东西两军的关原大战——但从历史来看，两年间的变数实际上非常多，多到一般人根本无法掌控的地步。

仅举一例。1600年夏天，德川家康从大坂发兵，征讨远在会津（日本东北部）的上杉景胜，但就在征途中，德川家康的宿敌、一直处于软禁状态的石田三成突然回到大坂，联合反德川的武将共同举兵，宣告关原之战的东（德川）、西（石田）两军初步建立。

如果不问关原之战的前因后果，也不管德川、石田两人是何种人物形象，那通过常理必然可以得出评价：石田三成抓住空隙打个埋伏，德川家康则是棋差一着。但由于德川家康最终胜利，这段历史也在艺术作品中反转：他早就看穿石田三成的心思，为了引出所有反德川的武将，才故意把主力军队全部调出去攻打会津，这样才能方便双方主力决战。

当然，没有办法证明这种思路是错的，毕竟谁也不知道德川家康有没有“看穿”石田三成，再加上德川家康的“老乌龟”形象，再加上他最后确实赢了，这么说反而会有更多人相信。只是，后续发展并不能完全符合这一设想。事实上石田三成起兵以后，德川家康的第一反应就是派人向西军求和，吴座勇一提到：“讲和可以说是上上策……决战的风险太大，德川家康尽量避免决战”。决战二字听起来非常英雄主义，但当时的德川家康面临着极为险峻的局势，回避风险才是明智举措。有趣的是，这段时间德川家康并没有去任何地方，而是回到老巢江户城呆了大半个月，派遣全部直属军队聚集于各处军事要道，这明显是他内心不安全感的外化表现。

促使局势发生变化的大事件，便是东军武将攻克西军镇守的要塞岐阜城，彻底撬开西军森严的城堡群。一种说法认为，德川家康运用激将法，把前线东军众将讽刺为胆小鬼，激发武将的斗志，最终攻克岐阜城。但问题在于，武将有无斗志只是攻克岐阜城的必要条件，从军事角度看，岐阜城守城方采取错误战术才是城池陷落的主要原因。换言之，这件事对于德川家康本质上是个偶然事件。如果说他能预见到偶然事件，那只能说明德川家康不是个心思缜密的政治家，而是一个赌徒。而且，即便是赌徒，也是在不利局势中才会孤注一掷。出兵会津之前，德川家康明显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他没有任何理由让自己陷入到巨大风险中，再去赌一把。

从历史资料来看，德川家康在1598年至1600年的胜利之路非但不是一路平坦，反而是荆棘丛生，他并没有一步步算准人心与局势，而是经历失误与险境后，靠着偶然事件重新获得有利局面。

但这么解释，德川家康的形象非但不再高大，相反倒有些普通，或许一个中学生都能比他做得好。作为江户幕府的创业明君，整个江户时代当然都要尽力美化他的形象；二战结束以后，文学家也认为他的“狐狸老爹”形象是不错的卖点，自然也更改历史细节来丰富他的形象。只是如此一来，历史上那个失误连连、举棋不定、侥幸取胜的普通人德川家康反而被掩盖起来。

应该说，只有相信每个历史人物身上都有普通人一面，才能更真切地贴近历史、贴近生活。一个人接受过什么教育，做过什么事，写过什么信，与周围人如何互动——这些了解普通人生活的方法，在研究历史人物的身上依然适用。掌握这把钥匙，就能破解大多数历史迷思与阴谋论，起码是不被阴谋论所迷惑。

本能事变：如何理解历史学者的思维

作为日本战国时代最受关注的暗杀事件，1582年本能寺之变不止一次搬上荧幕，仅近十年来，就有5部大河剧展现织田信长如何被下属明智光秀刺杀。本能寺之变在日本历史爱好者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正因为是暗杀，正因为有人气，所以日本关于本能寺之变的书籍、尤其是探查“幕后黑手”的阴谋论书籍不是一般得多，不仅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些当世武将，当时有名的贵族、僧侣、茶人、商人通通遭到怀疑。本能寺之变不仅吸引一般大众的关注，也受到学术界的研究，笔者数年前撰写日本战国史，曾参考三重大学教授藤田达生的“足利义昭黑幕说”观点，而本书也针对这一观点展开细致论述与辩驳。

扫兴的是，吴座勇一虽然用了整章篇幅回顾本能寺之变的各种“黑幕说”，但最终，他的基本观点却是“本能寺之变没有黑幕”，事件原因仅仅是织田信长更改四国岛的统治政策，致使利益相关的下属明智光秀不满，进而酿出反叛事件。

看完这部分，倍感历史学家无趣。明明读了那么多材料，明明可以开无数脑洞去畅想本能寺之变的背后故事，但最后，他却给了个这么乏味的答案。

或许历史学家也自觉无趣，但或许，这就是一般大众与历史学者之间的思维差异。一般人看历史，由于休闲时间有限，大多只看起因与结果，随后畅想各种可能性，直接走向结论。但历史学者的过程完全不同：他们受到数年的史学训练，从名著中学习基本历史观，通过一堂又一堂的课程与作业学到历史研究方法，再找到兴趣点，一头扎入浩瀚的一手史料海洋之中，经过导师与同行的不停批评，最终得出的结论。虽然往往无趣，但理论价值很高。

常说“细节决定成败”，但在历史研究中，如果没有读过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没有系统学习历史研究方法，也没有读过某个具体时代的基础史料，那么突然给出一篇讲历史细节的文章，那么大概率是看不懂，如果硬要看懂，也往往因为知识不足而产生误读。

针对“黑幕说”，本书的批判重点是明智宪三郎《本能寺之变的真相》。明智宪三郎自称明智光秀后人，他认为本能寺之变“其实”是明智光秀与德川家康合谋完成，因为织田信长早就想杀德川家康。至于“想杀”的证据，明智宪三郎确实提出一份史料，即当年明智军一名底层武士在本能寺之变58年后写下的回忆录。这位武士认为，明智军朝着京都方向行进，有可能是“袭击德川家康”。

且不论一个人58年后的回忆是否可靠，即便这位底层武士当年确实这么想，也无法佐证“织田信长想杀德川家康”是论点。毕竟是等级森严的日本中世纪，军中地位直接决定他不可能了解如此机密事件。如果作者能在官僚体系有一定阅历，恐怕不会把底层员工的传言当作上级正在开展的机密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著名历史学者的岁数普遍偏大。除去读书与研究经验的多少，更重要的是阅历深浅。无论科技发展到哪一步，人类组织的各类社会现象都是反复出现，按资排辈，论功行赏，人浮于事，令行禁止，这些成语只有亲身体会才能理解到位。

尾声：学者也要观照现实

阴谋论之所以盛行，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恰如吴座勇一在序言所说：“大部分学院派都将研究阴谋视为低级研究”。

比如本能寺之变，学术界关注“丰臣秀吉借着织田信长意外过世与讨伐明智光秀的机会崛起”，而对于民间关注的“明智光秀的动机”则毫无兴趣。民间有市场，学术界却不去开发，必然会被阴谋论抢占。正因如此，除去关注日常课题以外，历史学者更应观照现实，将目光广泛投向大众关注的历史事件，利用多年磨炼的学术能力为读者带来权威解释，引导大众了解真实的历史。

这一点，吴座勇一在日本做得比较成功，前作《应仁之乱》热卖，受到许多历史爱好者的关注，也纠正许多相关的阴谋论观点。本作《古代日本的战争与阴谋》更像是他的崭新尝试，文风揉入更多推理小说风范，想必不那么了解历史的读者也能读得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