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CFP/供图）

金衡山/文

在美国经典作家中，如果要选出一位以偶像魅力取胜的人物，恐怕非海明威莫属。海明威是一个符号，一种风格的代表，一种人生态度的代表，一种精神风貌的代表。海明威的偶像符号从广为流传的他的一些照片中就能看出些许端倪。有一张他1918年拍摄的照片，那时他在意大利前线，照片中的青年海明威军服笔挺，目光炯炯，面容俊美。另一张照片摄于1935年，海明威和第二任妻子波琳以及孩子在一艘船上，他们的背后挂着大马林鱼，海明威的脸上笑容灿烂，那是中年时代的海明威。第三张照片是海明威在古巴期间拍摄的，他一个人在船舱里，那是他自己的船，名叫“比拉尔号”（取自波琳的昵称，也是其名著《丧钟为谁敲响》中一个主要人物的名字）。照片里的海明威斜对着镜头，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脸上络腮胡子一把，白色的，这应是五十年代的海明威，在他的人生旅程中，已经进入了老年。

不同的照片，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地点，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浑身散发着的帅气。那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帅气。二十年代初在巴黎，海明威初试写作时的“教母”、美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葛特鲁德·斯泰因在和他交往时，止不住地被海明威的英俊面貌所吸引。如果仅仅是靠容貌，那似乎并不能长久。海明威的帅气是和他的行为分不开的。他是士兵，是钓鱼能手，更是一个勇士，至少他的行为告诉了我们他作为一个勇敢者留下的轨迹。二战期间，他驾驶着“比拉尔号”在加勒比海上搜寻德国潜艇，还说如果发现则一定要将它们打沉，尽管后来有人指出，用他的船做到这一点近乎不可能。这么做是不是有做秀的因素存在，或许可以讨论。不过，海明威确实是到了战争的最前线，他参加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行动，作为新闻记者的他目睹了在一排一排海浪中，在密集的弹雨中，登陆士兵在海中的沉没。为了保护他的生命，他不被允许登陆。但后来他竟然出现在解放巴黎的大军中，指挥着一个法国村子里的民兵和抵抗组织的战士进入巴黎。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认定海明威是第一个进入巴黎的，是解放巴黎的先驱。后来被证明是误传，但这至少表明他的英勇事迹已经变成了故事，这或许是作为战士的海明威符号的来源之一。故事也罢，事迹也罢，海明威的勇敢精神确实也是可赞可颂。他深入西班牙内战前线，坚守在马德里，直到这个城市被围，是最后撤出的人员之一。一战时他报名参战，只因视力不合格被刷下来，后来自愿加入救护队，成为一名救护车司机，在意大利负伤，因帮助其他士兵脱险，获得勋章。

战争与成为一名战士是海明威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所谓其“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指其感情生活的历史，一生四任妻子的变换都与战争不无关联。海明威传记作者詹姆斯·梅洛有言，“于海明威而言，有战争之处，必定要有一个女人在”。而海明威的好友、《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菲兹杰拉德也说过，海明威的几部重要小说都与女人有关。确切地说，在写作《太阳照常升起》（此作与一战相关）期间，海明威与第二任妻子波琳相会；在西班牙前线他与第三任妻子玛莎关系紧密，此后写作《丧钟为谁敲响》；在二战后期与最后一任妻子玛丽碰面，1950年出版的作品《过河入林》，在扉页上写着：“怀着爱，献给玛丽”。1929年出版的《永别了武器》的内容则是来自他与战争期间相识的恋人的故事。海明威的情感多变自然成为了八卦的对象，被津津乐道的同时，海明威的大男子主义也随之浮出表面。在意大利战场，他爱上了大他七岁的一个美国护士，火热恋爱在战后不得不面临分手的现实，在承受痛苦的同时，海明威也暗下决心，以后要在被抛弃前，先抛弃对方。此后的故事基本上沿着这条线发展，但是在第三任妻子玛莎面前遇到了例外，她是唯一一个先离开海明威的女人，同为记者和作家的玛莎着实让海明威感到了压力，一种来自女人与男人竞争的压力。他似乎天生不能承受这样的生活方式。

从小热爱运动的海明威拥有一副运动员般的身板，再加上英俊的容貌、士兵的经历，这似乎与男人气质构成了绝配。这是海明威符号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他历经的那些神奇的历险——除了战场上的经历，还有非洲的打猎——以及由此导致的意外受伤，让他的身体遍满创伤，所有这些又都赋予了他一抹强烈的硬汉的色彩。五十年代初，海明威和玛丽在非洲打猎，先是飞机出事，幸好没有发生爆炸，捡得一命，但头脑受到震荡，胳膊受伤；在被送上另一架飞机去医院的路上，再次发生事故，差点烧死。两次事故接连发生，都死里逃生，真可谓奇迹。事后海明威津津有味地看报道他已经死去的新闻，更有趣的是，还急着要接受采访，似乎要极力表明一个事实：不死的“老爹”（二十年代在巴黎时，海明威就有了这个昵称）。如此这样发生在他身上的神迹，自然也更加提升了作为符号的海明威的形象。但这个背后被隐去的是身体的受伤给他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痛苦，与那些痛苦作搏斗成为了他晚年的生活内容。而这也融铸进了“硬汉”精神之中，让符号更变成了偶像。

或许，就海明威自己而言，更看重的是他的作品的影响力。其独特的“冰山”理论和由此形成的风格让他在文学史上留下英名。不过，就大众接受而言，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作品在出版市场中的受欢迎程度，他的几部重要著作几乎都成为了畅销书，在文学史上，就严肃作家而言，这是少有的成绩。1926年出版的《太阳照常升起》首版印了五千册，两个月后上升到七千册，两年后印了八次。《永别了武器》甫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1940年出版的《丧钟为谁敲响》几个月内发行五十万册；而《老人与海》在《生活》杂志上连载，两天即发行了五百万册。很难说海明威是作家中稿费拿得最多的，但肯定是名气和稿费成正比例的作家之一。海明威作品的受欢迎程度源自他对时代的敏锐感，不仅如此，同样重要的是，他拥有一种时刻准备着的状态，大到时代的风气，变化着的社会，国家命运的走向，小到个人瞬间的生死经历，痛苦的挣扎，精神状态的崩溃，以及面对的勇气，这些都在需要表现之时，涌现在他的作品中，从字里行间汩汩而出。在这里不妨引用一位中国海明威研究者的评述来说明其作品之所以大受欢迎的原因：“海明威的作品里充满了生的痛苦、死的无情、战争的残酷、性爱的刺激、视死如归的勇气、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在绝望中坚持斗争的韧性，以及美丽的自然景色、坚定的友谊、纯洁的爱情等”。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内容构成了海明威笔下的士兵、猎手、斗牛士、渔夫、旅行者、爱情梦想者、嗜酒无度者、死亡面临者、恐惧承受者、生活无望者以及勇敢隐忍者们的日常生活图景。不仅是表现，更重要的是深入骨髓的深度烘托。上述提到的海明威传记者梅洛显然是体悟到了作为作家的海明威的“天才”：“对于自然（世界）的细致观察，用以表现人物的诊疗般的对话，语言的确切度，以及对这种语言的信仰，就一个作家而言，这就是在其发挥艺术过程中需要的哲学。”这是我们需要更好地知晓的符号背后的海明威。

在海明威这里，这样的哲学表现为对语言含蓄作用的信仰，也就是广为人知的“冰山”理论的用处。下面这段文字曾被论者广为引用，用以指称“冰山”一说的出处：“如果一名散文作家对于他写的内容有足够的了解，他也许会省略他懂的东西，而读者还是会对那些东西有强烈的感觉的，仿佛作家已经点明了一样，如果他是认真地写作的话。一座冰山的仪态之所以庄严，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这种“省略”的写法建立在对读者的尊重上，仿佛读者与作者同心合力，一起营造出了人物和场景。但与此同时，这也是对写作本身的尊重，紧接着这段话海明威继续说道：“如果一个作家因为不懂自己要写的东西而采用了省略的方法，那他只是在作品中留下了空缺。如果一个作家因极少尊重写作的严肃性而迫不及待要人们知道他是受过正规教育的，是有文化的、或有教养的，那么，他只不过是一只鹦鹉罢了。”所谓“空缺”，不只是指无意义的省略，也指表述“空乏”（原文是“hollow”，本身含有“空洞”之意），换言之，没有直指现实的深度，而这就是写作的“不认真”（原文中，“认真”的英语是“truly”，有“真实地”之意），也即没有写出真实的情况，这即是对写作的不尊重。由此可以看出，“冰山”这个意象，于海明威不只是一种风格，同时也是一种态度，一种对写作和对人生以及世界的态度。在语言的简洁，不露声色、不事张扬的叙事背后是无尽的丰采，是对人物的透彻的刻画和对自我的全面的透视。

对于“真实”的追求在海明威这里并不只是止于客观的描述，一般而言，“冰山”式的写作给人的感觉是客观视角下的描写，从叙述角度而言，则是一种第三人称客观视角，以区别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后者常常是从人物的角度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尽管用的是第三人称，但一定程度上，局限于某个人物的视角，于是便意味着所谓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的部分瓦解，这是写作开始转向现代的一个标识。海明威使用的第三人称客观视角，则反其道而用之，整个儿地把人物的视角隐藏起来，甚至连叙述者的视角也一并隐匿，给读者的感觉是，故事和盘托出，自己讲述自己，就像拍摄下来的原样生活照。事实上，有很多论者就是用“照相式”的描述来比拟他的这种写作方式。让“照相”能够立得住脚的是描述中大量使用的对话，一种隐去了说话者标识的对话，传递出一种录音下来的当下性，这构成了海明威作品的“客观性”的鲜明特征。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在这种貌似纯粹客观的背后是叙述者和作者的强烈的主观认知，尽管低调，乃至模糊，依然情意深切，甚至动人心魄，这是“冰山”下的八分之一以外的内容所在。用海明威自己的话来说，则是“一部小说中的人，必须来自于作家已经吸收、消化的经验，来自于他的知识，来自于他的头脑，来自于他的内心，来自于作者的全部身心。”“内心”的消化源于全部身心的感受。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事例是他的一个著名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其中的地点、时间和人物都是出现在一个片段中，“照相式”的对话占用了近乎一半的篇幅，小说意义的阐释更似是全部交到了读者手中，由其来进行一番挖掘的任务。不过，仔细阅读后不难看出隐藏起来的叙述者的视角以及背后反映的对女主角的同情，那是一种理解的同情，更是建立在对自我的无情的解剖之上的同情。从小说的简单故事情节中我们读出的是海明威内心对待女性复杂的态度和透析的了解。这或许应是他所谓的“认真地写作”的要求，也是“冰山”风格的要旨。

海氏风格让他对文字产生了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惜墨如金于他，是一桩真真实实的事，更是上升到了哲学信仰的高度。《太阳照常升起》的开篇被删掉了三十页之多，尽管可以说这是他听取了菲兹杰拉德的建议，但是若不是基于那时他已经开始践行的写作原则，恐怕也不会认真对待这样的建议。《永别了武器》的结尾改了十几遍，同样，这也是尊重文字力量的写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文字并不是出于炮制的结果，文字与生活息息相关，文字就是生活的血脉。这是海明威文字背后的魅力所在，而这与他将写作内容与自己的生活经历完美结合不无关联。海明威作品的素材大多取自自己的生活，有着浓厚的自传色彩。早年在意大利战场的恋爱经过成为了创作灵感的来源，在一个名为《一篇非常短的小说》（题目本身就非常有趣，“短”意味着在这个小故事中简短处理那场恋爱的素材）中，点到为止地提及了他的那场恋爱，之后在《永别了武器》则成为了故事的核心。自传式写作其实是要冒风险的，不只是个人的生活经历有限，而且还会引发争议，尤其是对海明威这样的有着把生活原貌搬入故事内的冲动的人而言，更是这样。尽管如此，他还是采取了直面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舍去艺术的加工。敏锐的眼光，细致入微的感觉，思想的深邃，更重要的是，拥有一个自己思考的头脑，这些都让海明威超越了自传式的限制，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

对于时代的变化和走向，海明威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他亲临西班牙内战前线，是因为出于对揭露法西斯思想和行为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他又超越了简单的政治站队，在《丧钟为谁敲响》中，一段通过一个人物之口描述的杀戮法西斯分子的文字让读者震惊于战争下的极端残酷，同时，小说也通过类似的方式揭露了法西斯的极其残暴。这并不是要达到一种平衡，而是要直面人性在战争下的扭曲和悲哀。值得注意的是，在其笔下，唯一能够与战争抗衡的是爱情的发生，这表明了海明威的爱情乌托邦思想，但即便如此，爱情也最终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这部小说中的爱情如此，此前的《永别了武器》也一样。海明威的现实感由此可见一斑。

毁灭与死亡也因此成为其作品的一大主题。在死亡面前徘徊，恐惧如排山倒海般袭来，如何克服死亡带来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海明威式的“硬汉”人物的形象。《乞力马扎罗的雪》里的猎人如此，《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麦康伯先生形象则从反面说明了克服恐惧的巨大困难。“硬汉”并不好做。海明威用创作行动力图证明“硬汉”精神在其自己身上的体现。《老人与海》回应了其时被广为接受的海明威江郎才尽的说法，老人口中说出的“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被打败”一定也是海明威其时其刻心中所念。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爱达荷乡间居所用自己心爱的手枪结束了生命。在经受了身体病痛和抑郁症带来的精神折磨后，他选择以这种方式面对死亡。“不死的老爹”究竟是否被打败，这只能留待后人去评说了。

谨以本文纪念海明威逝世六十周年。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