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锐 “我在广州打了十年工，小孩在老家，晚上不愿意关门。我妈说，他们总是偷偷跑去门口那条窄窄的路上等我，说妈妈还没回来。”

“我从龙川来深圳的那天，是高考生填志愿的时候，我好羡慕，太可惜了，我的青春都在打工。”

“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不是说我生不出儿子就行。”

“出去闯一闯吧，留在这里没有前途的。”

“我还想去拼一拼。”

“外面房价都七、八万一平了，是我们的十倍。”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我也很挣扎。”

“村干部给我说，这几年的变化，是你们没有看过原貌的人无法想象的。”

这是7月2日-7月6日，记者在探访曾被列为广东省定贫困村的行程中，听到当地人说过的话。

最富广东、最穷广东的讨论由来已久。2021年，广东省统计局以及广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广东全年经济总量超11万亿元，连续32年居全国首位。

分区域看，2020年，珠三角核心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为80.8%，广州、深圳之和占比超过一半；珠三角核心地区常住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总量61.91%，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所占比重提高8.04个百分点；珠三角核心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13.6万元，已是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水平，而东翼、西翼和北部生态发展区分别约为4元、4.7万元和3.7万元，尤以珠三角与粤北地区差异最大。

广东传统四大区域经济划分为珠三角核心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东翼包括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西翼包括阳江、湛江和茂名，以及北部生态发展区包括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和云浮。

2021年2月，广东宣布现行标准下，全省2277个相对贫困村全部出列，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梅州：心里参考坐标在深圳

“你要出去，见一下世面，留在梅州没什么前途的。”29岁的阿珍看向桌对面的女孩，用长辈的语气“指导”对方。女孩刚高中毕业，第一次出来找工作，和陌生人交谈还有点害羞，点点头又说“我觉得这里挺好的，离家里近，包吃包住”。

7月5日，阿珍和女孩在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以下简称“广梅园”）认识，两人都是来找工作机会的。中午1时许，两人在一个便利店门口的餐桌前各泡了一盒方便面，交换起当天面试的感受。同一时间，园区内的餐饮店只有零星的人流。

当地人知道，这座工业园是从山里劈出来的。广梅园位处广东省梅州5个城区的几何中心位置，距离市区大约30公里。走在广梅园外围，很容易看到“广梅共建”的字样，在这里找工作的人被告知“园区里的企业都是从广州过来的”，所以前景都很好。

今年5月，《梅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发展广梅园等为副中心城市。记者在广梅园不远处见到，一个显示开发商为珠江实业集团的楼盘销售中心对外开放，宣传板上写着500强企业人才优选社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优质教育等，销售员称，该楼盘目前均价是5000元/平方米左右。

十年前，梅州市政府公布的规划资料显示，广梅园建成、入园企业全部达产后，可以在城市发展上再造一座15万人口的宜居宜业的工业新城。但与之相对应，2021年，梅州市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梅州常住人口减少了36.69万人。常住人口中，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8.67个百分点。

“梅州人信任珠三角，那里仍然是我们心中的淘金胜地。”这是一个留在梅州当地发展的年轻人说的，他的家族中多数人是公务员。“我留下来是因为他们都走了，我才有机会，留在这里的人说的不好听，就是在外面混的不好的。”这位年轻人毫不客气的评价。

距离广梅园大约7公里是高铁站畲江北站，3个小时可以到达深圳北站。

这是梅州人心里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深圳市统计局和梅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深圳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78元，梅州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3873元。同时，2020年，广东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1029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中位数27540元。

2017年，广东省印发《关于2277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的实施方案》。广东省委农办数据显示，2277个贫困村的贫困人口占全省的30%，是“短板”中的“短板”。梅州市政府也发布数据，全市有省定相对贫困村349个，建档立卡贫困户53180户145032人，约占全省的9.1%，是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现广东省乡村振兴局官网2016年发布的相对贫困人口的认定标准显示：全国以及广东省对贫困对象的认定最关键的指标是收入指标，也就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广东省是以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4000元（2014年不变价）作为相对贫困人口的认定标准，同时综合考虑“三保障”和家庭支出等实际情况进行评议。

不过，梅州人不这么算，尤其是在贫困村的人。阿珍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她老家距离广梅园所处位置大约四十公里，原来是梅州市省定贫困村之一。在村里，家家户户的女人到今天仍然觉得“拼儿子”是天大的事情，所以阿珍有许多同龄朋友家里都有三四个女儿和一个、两个儿子。阿珍家里，她还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我妈还想生个儿子，没想到又生了我。哈哈。”阿珍笑笑，毫不介意。她很习惯这种区别对待，初中毕业，家里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只能供养儿子读书，就让她外出打工。“儿子是传香火的，肯定要多偏向他。”阿珍说，她在深圳打工八年，今年因为疫情反复选择暂时留在梅州，但心里还是时时刻刻想着要出去。

“这里的变化真的挺大的，广梅园现在发展的很好，以后应该也会越来越好的，但是和深圳还是不能比。”阿珍说，她在深圳的电子厂上班月薪大约是6500元，每天上班12个小时，扣除日常开销可以存下来5000元，而广梅园这边的企业目前提供的月薪大约是4500元-5000元，虽然包吃包住，但与深圳仍然有1500元-2000元的差距。

“我想给孩子多存点钱，现在唯一的生活目标就是给他最好的，一两千元差距还是很大的。”阿珍说，她的儿子今年才5岁，和丈夫离婚后自己独立抚养。她不介意自己离婚的身份，毕竟对她来说，最严重的指责是“有没有生出儿子”。

阿珍离开梅州是为了孩子，刘海鹏回到梅州也是为了孩子。他同样也是来自梅州市一个原省定贫困村，距离广梅园还有30多公里。他说，在广东人的印象里梅州穷，梅州人的印象里五华穷。

“我1992年出生，我十多岁，全家三兄妹还是睡一张床。我懂事了就想出去，跟爸爸去深圳扛煤气罐，后来两个妹妹也一起去深圳打工。”刘海鹏告诉记者，前几年最好的时候，他家四个人在深圳一个月也能挣两三万，没几年回来，我们就在村里买了个新房子。

“我们这边人都出去，出去才有前途，我在深圳遇到贵人，2000元接下来一个小食堂但是挣了大钱。”刘海鹏很满意，25岁左右，他就存够钱在梅州市区买了房、买了车，又遇到了自己的老婆。

“这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我觉得家里变化很大，孩子大了我就一直想回来做点事。”刘海鹏说，他看到梅州从市里到老家的村里在改变，临近他们村一个新修的工业园区打通了从村里到县城的路。2020年，刘海鹏多番考量下从深圳返回梅州创业，投资了大约十万在市区开了一个便利店。

“没想到环境不好，亏了七万多，我只有再转出去，现在我在想要不要再回去深圳去拼一拼。”刘海鹏说。

改变贫困村：没有见过原貌的人无法想象

今年7月初，刘硕晓和工作队从潮州市饶平县饶洋镇大楼村这个曾被列为广东省定贫困村撤离时，他坐车从村里到高速路口的时间从1个小时变成了20分钟。

这个变化发生在过去两年里。2019年5月，在广东省中山市对口帮扶广东省潮州市脱贫工作的背景下，作为中山市沙溪镇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副局长的刘硕晓，接到通知被派往潮州市饶平县大楼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接到这项任务的不只刘硕晓。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公布信息显示，2016年以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累计向粤东、粤西、粤北12个市、1719个相对贫困村派驻5597名驻村干部，投入130.94亿元，帮扶相对贫困户11.82万户、36.78万人。

“我们这一轮中山对口帮扶潮州是38个贫困村，我是在2019年5月左右接到任命的，当时通知要求是政府的中层以上干部，原则上要在45岁以下。”刘硕晓说，从接到通知到出发，整个时间是比较紧的，准备的时间也不多。

大楼村是一个什么样的贫困村？中山对口帮扶潮州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显示，2016年，大楼村有劳力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年的不足4000元，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774元。

“我们村在潮州市饶平县饶洋镇，距离县城大约70公里的地方，属于比较典型的山区贫困村，户籍人口是2800多人，常住人口大约是一半，以老人居多。”刘硕晓说，他们刚到的时候，第一感觉并没有想象中落后，村里的面貌和珠三角地区的农村没有太大的差别，已经有一定的城镇化基础。虽然土房也经常看到，但大部分村民都是住平房，生产生活的条件也算方便。这是因为上一轮对口帮扶的工作队，在2016年进驻以后做了大量工作，各级资金投入的新农村建设工程大大改善了农村的面貌。地的村干部给他说，村子里的改变是他们这些没有见过原貌的人无法想象的，而改变最大的应该是最近这5年。

2019年5月，刘硕晓刚到任时，大楼村贫困户的情况比较清晰，经过三年的帮扶，家庭情况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基本达到了脱贫的标准，而且上一轮的扶贫工作组也做的很扎实。2020年12月底，中山对口帮扶潮州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显示，大楼村全村村民549户281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0户118人，全部实现脱贫出列。

据刘硕晓介绍，贫困户一般分两种，按照属性来说，包括有劳力的贫困户和有无劳力的贫困户。正常来说，一个六口之家，两个老人、两个年轻人、两个小孩，如果两个年轻人是有劳力的话，在当地务工通常是可以脱贫。在大楼村，有劳力贫困户是占比超过一半的。

“我们常说脱贫‘八有’标准，包括有稳定收入来源或最低生活保障、有安全饮用水、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安全住房有保障、有电用、有电视信号覆盖、有宽带网络覆盖。”

“扶持村里的经济产业项目是我和工作队同事的重点工作之一，上一轮的扶贫主要是“输血式”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变成“造血式”的，类似于要给村里找到可以生蛋的母鸡，这样即使扶贫工作队走了，村里也能稳定发展。”刘硕晓说，他们调研发现，村集体经济薄弱是当地最大的短板。工作队进驻前，这个村的集体收入是0，整个村的耕地也已经全部分到每户人家，但村里的青壮年基本都外出务工了，田也就荒废了。

“我们把村民的地返租回来，一共整合土地110亩，与合作社合作开展毛豆种植产业。这样，村民一方面可以收租金，一方面又可以去帮合作社做事。”刘硕晓说，一切就是从这个突破口开始的，他们也向合作社建议，如果有加工的流程，尽可能的留在村里，这样更多的环节能留在村里面，村里的收益就更大。村民有租金收入、带动了一部分的农户和贫困户务工，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村里这些荒废的田也活起来了，村里也变得有生气了。

同时，大楼村还与本地的合作社开展柚子等果蔬种植产业，实施投资坪缺新坪水电站、无穷食品有限公司收益项目，通过这些项目提高村集体和贫困户的收益。

“我们去的时候，也遇到过回村里的大学生，大家都说愿意留在大城市，很多中学毕业的孩子，也想着去大城市打工。”刘硕晓说，村里现在还留不住人，他们希望未来乡村振兴能够为这些年轻人提供适合的岗位。

“我们撤离后，新一轮的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也会开展。”刘硕晓说，这一轮任命的工作队不会像我们一样把全部力量沉到村里，重点是镇区，工作面更广。

有人回了，怎么样了？

从广州南坐高铁复兴号到清远市英德西，需要36分钟。不过，从英德西站到清远市中心位置大约有80公里。当地人习惯称自己是“英德人”而非“清远人”。

走出英德西站，抬眼就是连片的大山以及楼盘宣传广告牌。从英德西站驾车前往一个叫连樟村的行程大约是40公里，需时1个小时左右，其中包括约20公里的山路。这是粤西地区典型的山里小村，直到2019年，村里才解决了稳定通水、通电问题。该村也曾是广东省定贫困村之一。

陆国辉的父亲，带着他和弟弟早年从这个山里的小村子离开、创业。“我父亲16岁的时候就在珠三角做生意，我也是在广州读了大学，然后和弟弟在广州工作了几年。”陆国辉说。1990年出生的他并不是很希望给自己贴上“返乡创业青年”的标签。他端正的坐着，着装整齐，试图拉开一定距离。

2021年，这是陆国辉回到英德的第五年。在以“英德红茶”闻名的茶乡，做茶饮的陆国辉是业内闻名的。2020年，陆国辉把奶茶店开回连樟村，在当地脱贫攻坚的背景下，凭借“脱贫茶茶”、“致富茶茶”、“快乐富婆水”的IP，一家叫做慢点生活的“网红”奶茶店在英德闯出了名堂。

“其实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在广州开过一家店，那时候还是普通的茶庄，我和我弟弟在经营。”陆国辉说，那是英德比较传统的茶叶经销方式，后来他们开始做品牌。近十年，是英德红茶真正起步的时间，英德市政府引入英红九号，并积极推动品牌推广。

“但是红茶没有行业标准，就衍生出来很多品牌，门槛也很低，竞争粗放、激烈，价格也是乱的。”陆国辉又称，2018年之后那两年，茶叶的销售数据都不太好，传统的经销模式生存非常困难。他们想做好的产品，如何打破原有的市场局面呢？陆国辉知道，有耐心坐下来泡茶的都是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但做这个事情肯定是要跟上年轻人的消费。

陆国辉的弟弟提供了做茶饮的方案。“我们是2019年开始筹备的，2020年4月才正式成立这个项目，最初奶茶店就是我们原本的茶庄改的，重新进行了装修，首先要吸引年轻人进到店里来。”陆国辉说。

“第一个月我们就看到销售数据变化很大了，但我是比较保守的心态，觉得至少三个月后才能看到真实的市场反应。”陆国辉说，红茶的口感没有那么浓郁，又有花香型，更适合做茶饮。他们不仅是茶饮企业，自己也有茶厂。

“我们当时种植茶叶，需要1000亩地，当时刚好遇上连樟村扶贫项目，政府部门、对口帮扶的碧桂园都参与其中，我们就这样联系上了。”陆国辉说，他没有想过自己会参与到扶贫中，但现在他在连樟村的奶茶杯上写着：我和我的家乡，welcome to 英德。

“我是2017年回村里的，那时候村里的面貌在开始变好，只是收入就比打工差很多。村里脱贫后成了网红村，周末的时候很多游客来玩，我在这里的农家乐工作，又能照顾我的小孩。”7月6日，一位连樟村的村民坐在慢点生活奶茶店里，她在等孩子放学的校车出现在村中心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