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叶心冉 陈姗 7月，伴随梅雨季的结束，闷热的暑假开始登场，孟璇依旧像之前每个暑假一样异常忙碌，从7月2日到7月18日，孟璇每日都有排课，一天无休。但这又是一个跟往常有些不一样的暑假，教培机构已经呈现山雨欲来的架势，各方在等待政策的落地。作为上海一大型K12辅导机构的老师，孟璇忙碌得并不安心，她是真的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失业。

当前，各路消息在飞，另一只靴子还未真正落地。有传言八月教培机构不得开课，更有人怀疑校外辅导会不会被直接取缔。

3月，有关“双减”的信息首度传开，此后，多只K12教育中概股股价不断遭遇重创，“落到我们身上的变化就是，不能布置作业、不能拖堂，要想办法留住学生，否则会直接影响工资收入。”孟璇这样说到。

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截至发稿，实施细则尚未公布。

在此期间，原本已经报名暑期课程的家长多位选择退课，还有的家长不敢再续暑假的费用，孟璇说，“他们担心机构被端以后跑路。”

这种焦虑的情绪在老师中间流转，跟孟璇要好的两位老师都已另谋出路，一位去了公立学校，一位选择考研。孟璇也同时在向公立、私立学校投递简历。

等待另一只靴子的过程，家长们的情绪很复杂，面对不确定性，他们在想办法抓住一些自认为确定的事情。上个月26日，孟璇所在的这一大型机构的上海校区突然发布通知，要求线下全面停课了一天，原本都安排好了课程，临时通知家长这日停课。据孟璇了解的消息，“好像是教育局相关部门来机构督查”。而在以往，如果已经安排好的课程，因为老师的个人原因发生停课，将是重大教学事故。

这次停课在家长端引发了一些不理解，孟璇在通知家长的时候，有家长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为什么停课？”“为什么临时才通知？”家长对于孩子补课的需求依然非常旺盛，有家长告诉孟璇，“如果不能来上课，焦虑感会更重，因为一对一的课程会花费更多的钱，而学校老师教的内容太有限了，不在外面学是不行的。”当前，班里不能留作业，而且练习册等纸质版资料也不能发了，有很多家长叫苦不迭。

一些数据真实地说明了这些焦虑。暑假的校外辅导政策虽然悬而未决，但大多数的家长笃定秋季学期的校外辅导课程一定是有的，只不过供给可能会减少，因此家长们赶紧把秋季的课程先预约上。去年，孟璇班上秋季学期的满班率只有90%，而今年已经达到了102%。“因为家长们担心名额有限，所以赶紧先报上。”孟璇说到。

超前超标的学习

“政策面的打压真是决定生死存亡。”孟璇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多鲸资本合伙人孟庆军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指出，因为教育从来不是一个纯市场化的行业，毕竟它关系到国家的百年大计。

从当前政策指向性，取缔、关停校外辅导可能性不大，那么此轮的强监管究竟在监管什么？

中关村教育投资管理合伙人、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总经理助理于进勇表示，主要针对的是K12和英语培训，并不是全部的校外辅导。多位业内专家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普遍认为，政策所针对的是当前学生学业负担重的问题。

通过梳理历来政策不难发现，实际上国家针对校外辅导的监管指向性一直都非常清晰。

今年2月23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指出，近年来，各地积极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一些地方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前超标培训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校外培训项目收费居高，培训机构“退费难”“卷钱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既加重学生负担，又加重家长负担，破坏了教育生态。

早在2018年，校外培训机构也曾经历一场监管风暴，“减负”亦是当时的主旋律。而“减负”在政策中指向的多是超前、超标式的培训。

2018年7月下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中写到，“一些幼儿园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提前教授小学内容、强化知识技能训练，‘小学化’倾向比较严重。”

今年4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就《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时指出，由于社会竞争的加剧，家长普遍感到焦虑，对孩子怀有过高期望。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超前培训，推波助澜；一些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课程内容迎合家长。这些不规范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破坏了教育生态。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早在2019年便已提到，减负是要减去强化应试、机械刷题、超前超标培训等造成的不必要、不合理的过重负担。

孟璇告诉记者，超前学习可以说是大跃进式的，“一年级孩子的数学题放在义务教育阶段就是初中思维。”

但是另一位南京某教培机构的负责人表示，教育局会定期来培训机构检查他们编制的培训教材是否符合规定，符合对应的年龄段，孟璇也表示，会有检查人员来，但具体检查的内容，老师们是不得而知的。

一主一辅的关系

超前超标辅导造成学生负担、家长负担，而超前超标的辅导背后是家庭资本的博弈。于进勇指出，校外培训影响了现在的人才筛选机制，破坏了我们所希望的非常有潜质、有能力的孩子在这个系统当中逐渐突出的过程，校外培训机构是使得家庭背景更为雄厚的孩子更加突出了。

北大核心期刊《教育学术月刊》上的一篇《家庭资本、校外培训与教育机会公平》文章指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班的数量以及校外培训支出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当把校外培训视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有益教育资源时，家庭资本对校外培训资源获得的决定性影响将导致新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前段时间，天津一中学老师肖某某被指对比家长收入、歧视学生的视频登上微博热搜，视频中中学班主任称，“你爸妈一个月挣多少钱，别怪我瞧不起你！XX的妈妈一年挣的钱都比你妈五十年挣的多。”天津市津南区教育局后来通报分别给予了该教师和学校负责人相关处分。

关于这件事情，在知乎上有一个高赞回答，回答指出，家庭收入相差50倍的两个孩子，是可以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学习的。于进勇表示，这样的一种角度让他幡然醒悟，“这是不是一种教育公平？这就是一种公平。”于进勇进而提到，所以从这个角度，将公立学校拉回到主体地位必然是一个大的趋势。

今年3月31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回应“双减”传闻时表示，今年教育部要进一步加大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力度，进一步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切实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和作业负担。

5月7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就“双减”问题强调，校外培训机构应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有益补充。

“主阵地”和“补充”，两者的关系一目了然。

厦门大学教育副院长覃红霞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指出，教培行业不会一刀切，有大量的市场是最主要的因素。但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应该形成校内教育为主体，校外培训为补充、有良性竞争，共同作用于人的个性化教育发展。

当前，校内教育和校外辅导颇有两套教育体系在走的意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员顾严在文章中指出，校外培训的“鸡娃”与校内教育的“佛系”形成强烈反差。

孟璇说，很多家长向她反映学校里教的差，孩子学不到东西。一般报名，家长会语数外三门全部报上。南京的一位机构负责人则告诉记者，他们班里有的初三的孩子一周有一半的时间是待在辅导班里上课的。

机构里的超前辅导使得校外辅导是学习，而校内的教育变成了复习。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小舍得》里家长们不约而同来学校给孩子们请假去参加校外辅导的场景正在现实中真实上演。

顾严的文章指出，校外培训非正常发展的根源不在校外，而主要在校内。比如，很多学校校内教育三点半之后的“阵地”被弃守；校内教育不适应升学考试内容越来越广、难度越来越大的趋势。

根源问题还是需要根源来解决。伴随不断强调的“主阵地”导向，多项政策正在被施行，比如课后服务以及暑期托管政策的试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深入推进课后服务 支持探索暑期托管 切实发挥学校课后育人主渠道作用》中指出，深入做好课后服务工作的具体要求，概括起来四个方面、16个字，即“全面覆盖、保证时间、提高质量、强化保障”。

孟庆军指出，现在的政策转向是要控制教培机构在学生时间占用上的比例，这个政策是有减有增的，即是在校外的时间减少，校内的时间增加。

4月2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线上直播类培训活动时间不得晚于21：00。

孟庆军表示，先从源头上把学生的时间卡住，学校的教育也会是个慢慢调优的过程，后续时间解决了，但是如果学校的供给没有解决，也不排除学校会进行教育供给的采购，但场景还是要以学校为主。

在这样的背景下，校外学科类的辅导机构将面临一场大的洗牌。学生整体的学科培训时间减少了，也即意味着机构营收的降低以及投入产出比的减少，大家在新的政策的引导下，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新的起跑线，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

全新的环境也同样是一个更加规范化的环境。孟璇所在的机构上海地区的校长曾在内部开会表示，任何事情都是由野蛮生长到规范生长的过程，前几年的势头太猛了，这段时间需要更规范、更有序地展开工作。

全新的环境也将会是一个技术更为驱动的环境。于进勇指出，减负应该是利用市场化的手段，控制校外培训的单价，减少家长在教育方面的开支。过去培训机构的毛利率普遍比较高，机构再利用大量的营收去打营销战，“大家活得比较滋润，这也导致这些教培机构没有动力去研发新的技术，去利用科技的手段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举个例子，利用全息立体投影的技术，即便老师在北京讲课，在全国都可以实现老师像在眼前讲课一样。”

为什么需要素质教育

与“减负”相并行的是国家对素质教育、职业教育的提倡以及对教育评价的改革。去年，国家连续印发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体育工作的意见。

前不久下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一开始就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

实际上，现在来看教育改革，背后有更为长远的宏大考虑。蕃茄田艺术董事长陈艺东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指出，“我们现在培养的孩子是未来20年中国的脊梁，那么中国未来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多元化”“创新型”是多位专家学者和企业高管给出的答案：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人才来发展多元化的产业，这两者是相关促进的飞轮。

我们为什么需要素质教育？陈艺东表示，中国本身正在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创造大国，所以我们需要培养的是孩子的创造力。“这次从我自身感受来说，我们国家的教育正在从由量变转化为质变，从分数转为关注一个人的成长和他的核心素养。”

于进勇则指出，最根本的层面是国家的战略需求，过去的教育系统培养了一大批踏踏踏实实、认真执行的科研工作者为整个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人才需求变了，我们更需要创新型人才，更需要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正如陈艺东所言，“蕃茄田艺术提供的课程体系是一个创造力思维的系统，我们只是用了艺术这样的载体来做这样的事情。”

家长对待素质教育的态度和需求已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上海创屹科技有限公司（FutureMind）首席执行官张海波在回答经济观察报采访时指出，过去大家对待素质教育，基本是抱着让孩子放松来玩的心态，但是现在更多的家长是抱着让孩子来学习的心态。正因为此，家长对于如何教学、如何考核这两个维度会比之前更加看重。

创屹科技是一家将人工智能核心算法、机器人控制、人机交互等技术，应用于乒乓球运动领域的科技素质教育公司。张海波告诉记者，以前，乒乓球运动培训是一个很松散的市场，孩子们来学只是为了掌握一项额外的技能，并不是一个系统化的需求。而如今，他所看到的趋势是行业内做视觉类、做人体传感类的公司都在打造类似的科技素质教育项目，因此行业需要科学的测评方式，大家才知道怎么有针对性地去教授课程。

从玩乐到学习的诉求的转变也驱动家长更为关注成果的达成。罗兰数字音乐教育集团联合创始人盛子宸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家长对于教学产品的专业性、教学的体系化以及教学的结果越来越重视。这也逐渐催生了素质类教育的评价体系，比如乐器演奏的快、慢、对、错，需要有更加直观和简单的方式呈现给家长。

张海波也同时指出，“B端的合作伙伴、政府都在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希望从教学方案和考试方案里给到建议。因此，接下来从培训到考试再到比赛，生态链里的东西会逐渐显露。”

产业上的需求

人才的培养需要相应的产业来承接人才，不然家长“素质教育无用论”的论调始终无法得到扭转。欧美的体育产业、日韩的文化IP产业作为“走出去”的标杆，蕴含着巨大的产业机会。在业内人士看来，以NBA产业为例，其巨大的驱动力量来自于消费品牌，比如NIKE，比如可口可乐。“之前国内在品牌层面的实力相对欠缺，但现在我们有李宁、安踏、东鹏特饮等等一系列可与国际比肩的本土品牌，产业的机会于中国而言，已经箭在弦上。”

另一方面，正如孟庆军所言，素质教育的蓬勃，在培养孩子的同时，也在为未来的产业培养消费者，“小时候打篮球，长大了会去看中国的CBA，这样就形成了正向的产业循环。”

因此，国内的人才培养也要相应进行调整。以电竞产业为例，电子竞技是近年来在国内蓬勃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根据不久前伽马数据发布的《2021年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2021年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预计将达到1659亿元。而在2018年，相关数据已经显示中国的电竞观众人数占全球总量的33%。

但另一方面，是人才难招聘、岗位“缺兵少将”。据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去年发布的报告，未来5年电子竞技员缺口近200万、电子竞技运营师缺口近150万，人才缺口巨大。

因此，电竞专业在高校中相继开设。比如去年，山东省首批开设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的高校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与南京直尚电竞科技有限公司举行电子竞技专业校企合作签约仪式。今年，超竞教育与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并捐赠价值50万元的实训室，支持院校电竞专业建设。

“目前的人力资源结构是不合理的。”孟庆军一语指出。在教育的方针政策层面来说，国家一定是希望快速实现精准的人力资源配置。

今年6月，《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中提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

孟庆军表示，中国经济对人才有多样化的需求，同时我们也需要多元化的产业，要求中国必然要构筑自己的人才生态链条和生态体系，其中，职业教育是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当然，可能现在站在个人或者家长的角度来说，确实心理上会比较难以接受，但随着社会进程的变化，会经历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就业观念也会随之转变。”

去年7月，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阿里巴巴钉钉发布《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报告统计显示，未来5年，新职业人才需求规模庞大。预计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近150万、物联网安装调试员近500万、无人机驾驶员近100万、电子竞技员近200万、电子竞技运营师近150万、农业经理人近150万等等，人才缺口近千万。

前不久，于进勇出去调研，在参观机构的棒球馆、冰球馆、游泳馆的时候，他看到孩子们在室内场馆里打棒球，孩子们跑得、跳得、玩得很欢实，“减负、减负，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减的是家长的经济负担，而不是学习负担，学习不应该被指向成是一件‘有负担的事’。你看他们玩得那么开心。”

于进勇表示，学习是辛苦的，这是常态，无法回避，但是学习也可以是快乐的，它可以带来成就感、收获感。减少孩子校外辅导的时间，只不过是减少孩子在学科辅导上的花费时间。孩子的时间是被重新结构化、重新分配的，孩子将有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学科教育之外的事情上。

无论是体制还是市场，一场保护孩子的开心、解救家长的焦虑的运动还正在进行。

（应采访者要求，孟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