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IC Photo）

吴晨/文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英文世界中成为动词的公司名不少：Uber（优步）成了在线预约出行的代名词，就像滴滴一样；Instagram成了在线分享照片的代名词；WeWork，虽然不是动词，但代表了共享办公的旋风，而且还体现了一种鲜明的年轻画风。

在这一连串“颠覆式”以新代旧的热潮中，有三大推动因素比较好地诠释了21世纪一零年代的创新与创业。

第一是智能手机引发的移动互联网井喷，优秀的APP成为了第一批收获用户的受益者。网络效应成为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无论是纯粹在线的社交媒体和电商，还是尝试O2O（线上与线下结合）的优步、爱彼迎（Airbnb），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他们成功的背后，也是与成千上万效仿者血拼之后的结果，是烧钱竞赛的惨胜者。

其次是共享经济与零工经济的勃兴。共享经济可以调动各种闲置的资源，比如车辆、房屋、办公室，而这些资源也恰恰因为繁文缛节或者僵化过时的管理模式，成为亟待颠覆的场域。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职场的变化让零工经济兴起，开车可以赚外快、闲置的房子可以贴补家用，自由职业者也能享受炫酷画风的共享办公室，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红利。平台经济随之涌现。平台经济在拥趸眼中，基于移动互联网/APP平台，连接零工经济中的服务提供方和消费者，充分利用大数据和算法，推动匹配效率的提升；但在批评者看来，却在不断制造困于算法牢笼的“人肉机器人”。

第三则是风险资本的推动力量。一零年代可谓是风险资本独领风骚的时代。他们对年轻的创业者大胆下注，鼓励他们想常人之不敢想，颠覆传统行业，成为新兴行业的统领者。找到下一个乔布斯和扎克伯格成为他们的目标，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产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高速成长成了唯一的目标，资本成了维持高速增长的火箭燃料，明星创始人日益突破财务纪律和公司治理规则的约束，独角兽的一片喧嚣之中，悲剧和闹剧的声量渐渐盖过了成功故事。

三大推动因素都是喜忧参半。如果把一零年代按时间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话，会发现下半场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归根结底，问题出在了成长的迷思！让充满梦想却有着明显缺陷和盲点的创始人过度放飞自我，也让资本走到了推动创新的反面，成为浪费和扼杀优秀公司的帮凶。

优步与WeWork的故事有着几乎相同的情节，最具代表性。2017年优步的创始人卡兰尼克遭废黜，两年后优步虽然上市，但市值一直徘徊不前；2019年WeWork的创始人纽曼在上市前路演的最后一刻辞职，公司上市也因此终止，估值更是从高点的400多亿美元狂跌四分之三。

卡兰尼克和纽曼都是天生的秀客，可以比肩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的创业公司灵魂人物，而他们遭废黜的原因却是毫无约束的狂妄自大所导致的出格行为，毒化了公司的文化，也葬送了他们自身的愿景。

不是饿死，而是撑死

2016年12月的一天，孙正义在纽约特朗普大楼拜访了当选总统的特朗普，然后马不停蹄抽空第一次去了WeWork的总部。WeWork的创始人纽曼为孙正义准备了两个小时的参访行程，不过以孙正义的风格，每个投资项目最多看15分钟。果不其然，孙正义让纽曼等了很久，两小时的会议被压缩到了12分钟。纽曼特别强调WeWork的高科技风格，展示了一些高科技的想法，但在软银的随同人员看来，WeWork还是与高科技不沾边。之后孙正义邀请纽曼一起上车继续聊，纽曼的白色迈巴赫跟在后面。在车上，孙正义让纽曼把宣传材料放在一边，然后直接在iPad上起草了软银向WeWork投资40多亿美元的备忘录。

这之后，两个人在iPad上签草备忘录的打印版从WeWork高管中流出，成为坊间流传的奇谈。

显然，在2016年末的纽约，孙正义在纽曼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孙正义成立1000亿美元规模的愿景基金，其中450亿美元来自沙特王储MBS。有报道说，孙正义和MBS见面只花了一个小时就敲定了投资450亿美元的协定。孙正义看了报道之后，立即纠正说：我搞定MBS哪需要一个小时，就花了45分钟。即每分钟募集10亿美元。同样，纽曼也对外宣称，自己搞定40亿孙正义的投资，也没用超过一小时，就半个多小时的光景。2.0版本的孙正义，每分钟也融到了1亿美元的巨款。当然，软银的这笔40亿美元投资最终并没有兑现，软银直到2021年2月底才跟纽曼和解，为WeWork被反向收购上市铺平道路。

讲述纽曼创业故事的新书《Billion Dollar Loser》（可译为“十亿美元输家”）中记录了当年两人的一段对话，只能用疯狂一词来形容。孙正义问纽曼：在一场争斗中，是聪明人会赢，还是疯狂的人赢？ 疯狂的人，纽曼回答说。你答对了，孙正义接着说，不过，他语调中透露出一丝担心，你还不够疯狂。

孙正义的绰号，资深的阿里人说是“翻十倍”，因为他习惯鼓励创始人在公司的发展目标后面再加上一个零。这也是著名硅谷投资人霍夫曼在《闪电式扩张》书中特别提倡的，创新企业需要在风投雄厚资本的推动下飞速发展，资本则是火箭燃料。

类似的话，2017年接替卡布尼克担任优步CEO的科斯罗萨西也说过。同年，优步获得了孙正义40多亿美元的投资。在问及为什么要拿孙正义的钱时，科斯罗萨西说：我宁愿这笔钱是我的燃料，也不愿它成为射杀我的炮火。

孙正义的这种资本堆积的“拔苗助长”，有一种“毒化”创始人的感觉，也是风投转向的代表。有投资人就评价说，类似WeWork和优步这样的产业，并没有多深的护城河，资本——大量的便宜的风投资本——就构成了他们的护城河，而这种护城河既昂贵，又高风险。

类似的巨额资本推动成长的例子在硅谷越来越多，既然风投的钱很多，只有傻傻的创始人才会觉得拿钱烫手。不过，有时候资本的丰沛比寒冬更可怕。

当爱彼迎的创始人第一次向风险资本融资的时候，他们的财务顾问对他们的项目计划书仅提出了一个修改建议：修改一下小目标，把目标营业额从3000万美元修改到300亿美元（英文的计量单位与中文不同，把30个百万——30million——改 成 30个 十亿——30billion——只需要修改一个字母）。

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后，越来越多人担心，不少创业企业并不是死于缺乏融资，而是因为钱太多了所带来的消化不良。《Uncanny Valley》（可译为“诡谷”）就对硅谷的这种烧钱文化有近距离的观察，当二三十岁的创始人一下子融到了大量的金钱，又没有多少约束，只有尽可能快速增长的目标，那他花起钱来也只有一个姿势：大手大脚！

孙正义希望纽曼把成长的速度提升再提升。有了孙正义的投资之后，纽曼变得大手大脚起来，策略变成了豪赌般不计成本的“攻城略地”。在任何一个市场，他先希望跟既有的共享办公空间谈合作。如果对方不愿意合作，就采用各种方式挖客户。孙正义20年前在日本推广雅虎BB宽带时，曾经采用雇佣比基尼女郎在火车站外送网猫的策略。纽曼更激进，直接承诺“跳槽”过来的客户一年免租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给出两年的免费租约，同时给商业地产经纪的奖金竟也可以高达相当于一年的租约。换句话说，在很多新市场，WeWork前两年的现金流为零，甚至是负数。

优步早期也曾经有烧钱谋求增长却导致造假和浪费的故事。早期优步为了扩大司机队伍，只要签约优步就送一台苹果4S的手机，一个城市的总经理想到了一种方法，在优步审核司机资质通过之前就派发手机，甚至演化到只要申请优步司机就派手机，一下子把发展司机的速度拉了起来，成为公司内部的业务明星而获得嘉奖，却导致冒领免费手机的勾当泛滥。

但共享办公空间不是互联网，翻十倍的增长速度是需要真金白银的去租赁、装修、招商。同样，优步想要颠覆的出行业想要快速扩张，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2018年WeWork烧钱亏损了20亿美元，只有优步的烧钱记录与它相当。

早夭的主角

优步的创始人卡兰尼克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描述他从开创优步到被废黜的新书SuperPumped（简体中文版《优步之战》即将出版）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有远见的创业者，能够也敢于想象优步作为一个利用数字平台进行各种连接，从出行服务一直延伸到送餐和配送等各个领域的服务商。

因为要挑战传统行业，优步充满了打破一切的叛逆精神，在和传统经济的保守势力——无论是市政厅的交通规则还是出租车行和司机的既得利益，甚至还有传统盘根错节的黑社会势力——不断抗争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斗争哲学。卡兰可尼在优步把这种斗争哲学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挥金如土，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把任何的竞争都视为零和游戏，你死我活，对竞争对手如此，对媒体也是如此，扒黑告密，作弊作秀，什么都做的出来。在唯成长论的竞争过程中，企业的价值观却日益堕落。

卡兰尼克是融资高手，很会包装公司讲故事，也很懂的自己公司的稀缺性，知道如何利用投资人的FOMO（担心错过下一个脸书）赚钱。他和自己的排挡甚至开创了主场路演（HomeShow）的先河。创业者融资，原本需要一家家投资机构去拜访，做路演（RoadShow），卡兰尼克却知道，因为优步所独特的故事——颠覆全球万亿美元的出行市场——他有资本去要求感兴趣的投资人到优步总部主场来谈投资。

因为钱多，所以疯狂，而且缺乏自制力，缺乏最基本的道德与法律约束，最终优步内部出现了吸毒和招妓等游走在在法律边缘的大问题。一系列丑闻的爆发，导致卡兰尼克被废黜，因为硅谷的投资人意识到，虽然卡兰尼克率领优步获得了快速增长，但当他能够调动庞大的资源，却没有足够的约束和制衡，导致公司形成一系列不良的文化时，可能带来巨大的危机。

纽曼与卡布尼克一样，拥抱“努力工作，更放肆娱乐”的文化，不愿收道德操守的约束，不断挑战法律的边界。纽曼在私人飞机上抽大麻，开会时喝龙舌兰酒，这些内部人很清楚的秘密，投资人在公司高速成长时选择视而不见，可是等到丑闻在WeWork于2019年上市前被媒体爆料出来之后，投资人突然感到纽曼已经成为公司上市，投资人获利退出，最大的障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孙正义等一班风投大佬意识到纽曼已经是公司上市的绊脚石时，他们不会有一丝悲悯。

WeWork在重塑办公空间上，的确有它的过人之处，也抓住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兴起创业热潮的机遇，但如果说纽曼在创建一个实体的社交网络，或者说一个全球企业物业管理平台，还是过于夸张。卸去纽曼努力给公司涂抹的互联网和高科技的油彩之后，市场才真正意识到，WeWork本质上仍然是金钱堆出的商业模式，一个长租短包的套利模式，被包裹上层层外衣——创业者的家园、物理的社交网络——骨子里仍然是风投大量资金催生出的一个管理不善的怪物。

纽曼和卡兰尼克两人故事是资本创富的悲喜剧。俩人都失败却成功了，虽然却输掉了公司的控制权，却成功地跻身亿万富翁（WeWork最新估值100亿美元，纽曼也可以从软银拿到5亿美元的分手费）。

他们的悲剧是唯增长时代许多有缺陷的克里斯马型创始人的悲剧：无论是WeWork还是优步，都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公司，而纽曼和卡兰尼克作为有前瞻性的创业者，也有可能成为乔布斯、马斯克那样的传奇企业家。可叹的是，他们却在风投打造独角兽的造神过程中迷失了自己：有远景，却没有使命，更在追逐成长的过程中丢失了价值观。

作为年轻的创业者，在企业快速成长过程中并没有致力于建设一种健康的企业文化，反而在投资人无穷无尽的资金追捧下，醉心于唯我独尊，身边环绕着一群马屁精，在几乎没有道德操守和法律合规的限制下运作，最终成长为一个个小暴君，当风投自身上市套现受到威胁时，却又被弃之如敝履，而他们所创建的公司过早失去了灵魂人物，也葬送了成为伟大公司的机会。

风投的FOMO病：

为了找到下一个扎克伯格

纽曼和卡兰尼克的故事，也从侧面也凸显了过去五年风投的危险转向。

传统的风险投资人在创业公司中扮演治理建构者和创业导师的角色，他们不仅发掘有潜力的创业者，而且通过自己的关系帮助这些创业者能够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硅谷著名投资人霍洛维茨就很愿意分享他的管理心得，从《创业维艰》到《你所做即你所是》，都在强调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一再谈及文化与领导者的契合度的问题，以及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之后，领导者要率先意识到改变文化的重要性。

过去五年，风投过于追求爆炸式增长，烧钱式增长，用地毯式轰炸来挤压竞争对手，试图在一个行业中迅速达成垄断，全然不顾行业中最基本的金融规律，以及烧钱所带来的间接伤害。这种对独角兽的盲目崇拜，加上严重的赌博心态，把商场的颠覆推演成了摧毁式的闪电战，严重侵蚀了资本主义的根基。

烧钱本身就扭曲了市场。市场本该给诚实努力的人以回报，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疯子。风投提供越来越大规模的融资，扭曲了整个市场，让市场上并非管理最优秀、最有效率的企业茁壮成长，而是推动那些最能花钱迅速在市场中扩张的企业获得成功。只要估值能够不断提升，风投并不介意有缺陷的创始人被包装成下一个乔布斯、下一个扎克伯格。甚至，可以说风投世界都为找到下一个扎克伯格而癫狂。

这种商业模式给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很多原本健康成长的小公司在资本弹药充足的巨兽挤压下，很多不得不关张。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风投也因此带来了巨大的浪费，并没有创造多少价值，反而烧钱摧毁价值。

之前风投的商业模式是下注100个有潜力的创业者，期待五个能小有成功，一个能够大获成功。现在则完全不同，人人都在赌谁能创造出下一个独角兽，这种赌博也变成了某种群体行为，甚至是表面增长包装出的庞氏骗局。

唯成长论的迷思，给风投行业带来的最大风险是短视：风投演变成为一种与创始人利益简单捆绑，积极参与创始人的造神神话，纵容创始人的独断专行，却忽略了保障公司长期发展最基本的治理建设。

在拥抱唯增长论的过程中，风投从创业导师到“纵火教唆犯”的角色转换，着实令人叹息！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