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榆/文

一

“善没有理由战胜不了恶，只要天使们能像黑手党那样组织起来。”以黑色幽默见长的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尼古特在《没有国家的人》里说过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善美而优良的人应该更强悍而坚韧，可以经受得住残酷时代命运的淬炼，经受得起在黑暗时光里对黎明的漫长等待。

苍白的马作为某种意象萦绕在斯蒂芬·茨威格的心头，是在他被纳粹驱逐远离祖国奥地利流亡英国的时刻。我注意到这个意象是在茨威格为《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所作序言的注释里。德国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创作过一幅铜版画题为《四骑士：瘟疫、战争、饥馑、死亡》，这幅画取材于《圣经·新约》。在《约翰启示录》里，以异象为预言，预示世界末日大动乱的恐怖景象，其中骑马的四骑士分别象征瘟疫、战争、饥馑、死亡。1942年，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写道：“《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马全都闯入过我的生活。凡是能想象得出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至尾饱尝过。”

人如沙砾投入惊涛骇浪，被战乱驱赶的难民潮如同潮汐狂卷。1934年春天旅居英国的茨威格详尽写到他亲眼目睹的难民潮。逃往英国的犹太人一周比一周多，一月比一月多。后来的难民比先到的难民愈来愈落魄，精神愈来愈颓唐。那个史无前例的仇恨狂人希特勒要凌辱和驱赶的正是他们，要把他们赶到世界尽头，赶进地狱。纳粹先是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继而禁止犹太人去剧院、电影院、博物馆，禁止犹太族的研究人员使用图书馆。纳粹赶走犹太人家中的仆人，拆走犹太人家中的收音机和电话机，然后没收犹太人的住宅。没有逃走的犹太人被送到德国纳粹的集中营,等待他们的是长久的囚禁、焚尸炉和毒气室。

茨威格描述的这幅世界图景我不陌生。2006年6月，我应邀到波兰访问时前往克拉科夫老城奥斯维辛-比克瑙·纳粹德国集中营和灭绝营遗址参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兰被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有超过100万名犹太人以及大量的波兰人和罗马人在这里遭到系统性谋杀。走进这样一个场域，我会有凝重感。知道此生只此一遇，我要看清楚也要看明白。其时我已看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旅美音乐家马友友为电影《辛德勒名单》演奏的大提琴主曲，深沉而悲怆的乐音，深邃而诚挚的哀思令人闻之心弦震颤；看过罗曼·波兰斯基执导拍摄的《钢琴师》；看过朱塞佩·多纳托雷执导的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些电影都是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暴行的。当我走向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时，仿佛是走进电影的场景，然而这是真实的历史现场。在铁丝网密布的兵营穿行，观看冰凉的焚尸炉和毒气室；观看陈列在巨大玻璃房里妇女剪下的头发；观看陈列在巨大玻璃房失去主人堆积如山的旅行箱、眼镜以及鞋子；我踩着坑洼不平的石阶下到地下囚室，看到悬挂着散发霉味的囚衣。

茨威格是在战争期间，在客居巴西彼得罗波利斯小镇时撰写这部回忆录的。他在旅馆的房间里，这里没有一本他自己的著作的样书，没有任何能帮助他记忆的材料，没有一封友人的书信，他也无处可以问询，因为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经在全世界中断，或者说由于检查制度而受到了阻碍，每个人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写道：“我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如同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的文化之花。于是我也就势必成为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我目击了世人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为早已被人忘却了的野蛮之中。”

茨威格目睹过的民众思潮也是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治形态。现在人类已经对这些政治形态做过检视和省察。在这个世纪不断有杰出作家书写并揭示极权主义制度的运行以及带给世界的灾难。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到约瑟夫·布罗茨基都有沉痛而哀婉的诗篇记录和揭示苏联时代政治清洗和人性灭绝的残酷真相。

二

然而在茨威格活着的时刻，所见的一切困厄令他迷惘而忧患。

祖国奥地利的动荡使茨威格无法安静工作。他幽居的萨尔茨堡的家离德国边境很近，茨威格住在紧邻着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边界。只要望一眼就能看见贝希特斯加登山，阿道夫·希特勒的住所就在那座山上。1933年1月，当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时，茨威格与里夏德·施特劳斯合作的歌剧《沉默寡言的女人》第一幕的钢琴曲总谱已全部完成，第一幕的管弦乐乐谱也大致完成。然而几个星期之后，当局下令禁止在德国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犹太人以某种形式参与的作品。这些强制措施对逝者也不放过，莱比锡音乐厅门前的门第尔松的立式雕像被拆除。“我觉得，这条禁令一下，我们那部歌剧的命运也就完了。”茨威格追忆这个时刻。

他认为夏德·施特劳斯会放弃合作去和别人另搞一部作品。然而施特劳斯并没有那么做。他提醒茨威格应该为他的下一部歌剧准备歌词，他已经在为茨威格的第一部歌剧作管弦乐部分的配乐。施特劳斯恪守了对朋友的忠诚，可是他也在为自己的安全做着预防措施。接近权贵，他和希特勒、戈林、戈培尔见面，接受纳粹的国家音乐局总监的任命。

纳粹当局颁布《保护德意志人民》法令，把印刷、销售和传播作家的著作宣布为犯有卖国罪。将查禁的书籍放到燃烧的木柴上焚烧成灰烬。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韦尔费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都被剥夺创作的权利。焚书和使用酷刑成为纳粹的管制手段。茨威格也被纳粹列为查禁的作家，当时全德国正放映一部根据茨威格的中篇小说《情欲燃烧的秘密》改变的电影，因为篇名有“燃烧的秘密”的字样，当天晚上，警察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巡逻，命令停映这部电影，因为“燃烧的秘密”使人联想到纳粹的“国会纵火案”。

知识分子与纳粹的合作被视为道德上的不良记录，受到公众谴责。最著名的是德国哲学家、时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马丁·海德格尔。作为最负盛名的音乐家，施特劳斯时年已70岁。第1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36年8月1日至16日在德国柏林举行。希特勒任大会总裁。这是一次在纳粹阴霾下举办的奥运会，里夏德·施特劳斯为这届奥运会的会歌谱曲。

施特劳斯曾经告诉茨威格，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的岁月里曾去格拉茨看过他的《莎乐美》的演出并表示很敬仰他；在当时贝希特加登的所有节日庆祝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作品之外，几乎只演唱施特劳斯的歌曲。施特劳斯说他和纳粹合作有自己的深谋远虑。他在任何时候都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信奉艺术唯我主义，他心中觉得任何一个政权对他都无所谓。施特劳斯如此逢迎纳粹分子，出于和他生命攸关的利益，因为他的儿子娶了犹太女子，他担心至爱的孙子们可能会被当作废物排斥在校门外。

歌剧《沉默寡言的女人》的演出成为一个事件。到1934年初，纳粹当局必须作出最后抉择：要么违背自己颁布的禁令放行；要么禁止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里夏德·施特劳斯的那部歌剧上演。歌剧总谱、钢琴配曲部分、剧本歌词早就印好，德累斯顿的皇家剧院已经预定好道具服装，角色也分配好且进行了排练。然而纳粹的主管部门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从高层掌权者戈林到意识形态主管戈培尔都没有表示意见。阿道夫·希特勒不得不亲自下功夫研究茨威格写的那部三幕抒情歌剧《沉默寡言的女人》，为此开会研究。最后里夏德·施特劳斯被召到那位至高无上者面前。希特勒告诉里夏德·施特劳斯，他将破例允许这部歌剧上演，尽管这样做违背新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然而《沉默寡言的女人》仅仅公演一天，德累斯顿皇家剧院接到通知，禁止演出。里夏德·施特劳斯被迫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职务。

三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茨威格以莎士比亚的名句作为《昨日的世界》题词。

1881年11月28日，斯蒂芬·茨威格出生于维也纳朔滕环城大道14号大楼。从留存的照片看，这是一幢华美的宫殿式建筑。维也纳市政厅大街17号是斯蒂芬·茨威格和哥哥阿尔弗雷德·茨威格在这幢大楼度过童年时光，在茨威格生活的地带有建于19世纪的维也纳皇家剧院，有建于19世纪的维也纳歌剧院，有圣斯特凡大教堂。

在《昨日的世界》开篇章节，茨威格描述他所亲历的黄金时代。在那个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哈布斯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几个世纪以来的和平使奥地利繁荣昌盛，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是由凭自由的意愿选举出来的代表民众的机构——国会用文书确认的。太平的世纪也是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做防火和防盗的保险，为自己的田产做防雹和防灾保险；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做人身保险，为自己的晚年买好终身养老储备券；在女孩子的摇篮里放上一张保险单，作为将来的嫁妆。工人也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得一份合理的工资和医疗保险；仆役们喂自己储蓄老年保险金和预先存入一笔自己身后的丧葬费。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使奥地利人生活在最美好的世界，远离一切邪恶和暴虐，对进步所抱有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信仰力量。人们信仰进步，超过信仰《圣经》。

“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居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为一个超民族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的公民。”茨威格追忆他的祖国与个人的成长及日常生活。在充满安详和美感的追忆中，茨威格重温自己的幸福时光。国家的富庶和国民所具有的文明教养。没有一座欧洲的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奥地利人的自豪感就是最强烈地表现在追求艺术的卓越地位上。欧洲文化潮流在这里汇集，这里拥有不朽的音乐巨星——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都曾在这里如星光辉映。

文明之子——这个称谓应该适宜茨威格。然而文明也是脆弱的。在回忆录的第八章开始，叙事转向沉郁和忧患，这是对战乱、饥馑和逃难生活的回忆。叙事转向幽暗而残酷，他详尽地书写了战乱中被纳粹驱逐流亡的个人境遇和世界图景。“见到不宣而战的战争，见到集中营，见到严刑拷打，见到大肆抢劫和轰炸不设防的城市。在心灵深处被欧洲大地上几乎无休止的犹如火山爆发般的动荡震撼过。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编年史中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的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

战争的阴云密布，战火燃遍欧洲，生灵涂炭，人类的伤残和死亡成为最常见的景象。尽管幽居中的茨威格没有直接受到战乱的危及，然而他没能捱过席卷20世纪的纳粹暗夜。1942年2月22日中午12时，茨威格和第二任妻子洛特·阿尔特曼服用佛洛纳（一种安眠药），在巴西比的罗波利斯的寓所自尽。“在我自愿和神志清醒地告别人生之前，我必须完成一项最后的责任，向美好的国家巴西表达由衷的感谢。巴西如此好客地给予我歇脚之地，为我的工作提供如此好的环境，随着每天每日，我更热爱者一片土地。但对我而言，自从我的母语世界沦亡和我的精神家园欧洲自我毁灭之后，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能重建我的生活。”茨威格在留下来的遗书里写道：“如今我已年过六十，要再次重新开始一切生活，需要非凡的力量。所以我认为，能把为我带来最纯真快乐的精神劳动和个人的自由，视为天下最宝贵的财富固然好，但是我的力量已在无家可归的漫长漂泊中消耗殆尽，因此及时和有勇气结束自己的一生，岂不更好。”

四

2020年春天，我看电影《黎明之前》，这是茨威格的传记电影，由德国、奥地利、法国联合拍摄，影片再现了茨威格遭纳粹驱逐后在纽约、巴西等地的流亡之旅，呈现在银幕上的作家茨威格的形象更为直观和真切。

多年前茨威格就像挂在我头顶的矿灯驱除了环绕我的深彻黑暗，然而他自己却绝命于更深的黑暗。我是在矿井下开始阅读茨威格的，从城里新华书店的一个角落看到《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封面印着茨威格的头像剪影。乘坐公交车从城里回矿上的家，天空灰暗道路颠簸，残破的玻璃窗不断涌进煤尘，然而放在书包里的书令我安心。到矿井上班的时候，在六层交接班大楼的澡堂里更衣，穿起沾满煤屑的工装，我将书套上塑膜揣在怀里。我的工种是负责变电硐室的供电运行，在硐室里我用矿灯的光映照着书页阅读。《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我最早看的，它使我身心发热。爱的情感可以无私和炽烈到痛切，这令我心头感动。当时我爱着一个难以企及的姑娘，无望的爱情使我更能理解茨威格书写的超越极限的情感。这本书陪伴我度过黑暗中的时光，也由此结识茨威格敏慧而痛切的灵魂。至今这书还放在我的书架，多次迁徙都会保存。书页之间有污迹，那是我被煤屑染黑的手指触摸时留下的遗迹。

我生活在幽暗而偏僻的矿区，却关注外部世界。关注世界局势，也关注国家事务和公共生活。这是巨变的时代，此时我知道矗立在东西德边界的柏林墙倒塌，知道东欧剧变，也知道苏联解体。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民选总统；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当选总统；罗马尼亚的革命领袖齐奥赛斯库夫妇被反对派逮捕后击毙；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黑人领袖曼德拉结束囚禁当选总统，这些讯息如潮水冲击堤岸拍打着我的心灵。在1990年的寒冬，当我乘坐吊车沉入矿井幽暗深处的时候，远在京城的讯息纷至涌来。诗人的自杀潮。社会的全面商业化以及国民精神的沙化。

此时对死亡的沉思成为我心灵遇到的疑难，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所言：“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

当那些苍白的马又要在闯入人们的生活时，茨威格之死带给我们遗憾，也遗留给我们问题:人如何捱度暴虐世界的残酷生存。

与其说茨威格死于对人类前景的绝望，不如说死于他的精神幻灭。20世纪的文学星空有最耀眼的星辰陨落，在茨威格之后，海明威、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太宰治、保罗·策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境况，然而虚无和脆弱是这些作家共有的精神特质。自杀也是私人事务，它涉及到人对自身对生命迁转流徙的看法。无疑茨威格屹立在他所属的欧洲文明，他是文明之子，然而文明是脆弱的，当世纪性的暴行到来时文明便被洗劫。茨威格是死于绝望，他死于20世纪初的暗夜。他的死令人哀伤而惋惜。这样的情感在1942年弥漫在人们的心头，如今也会令阅读他的人感伤。如果茨威格能更坚韧地面对人生，或许会看到更好的世界图景。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在法西斯肆虐世界的时候，也有一些作家选择活下来，并且抵抗。同样是沦陷于纳粹铁蹄之下的巴黎，萨特和加缪过着别样的人生，他们在绝望中反抗；即使是被认为的超现实主义作家的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也是法西斯的反抗者。自然，反抗不是成为烈士，作为作家，他们以思想和写作为武器记录时代的残酷运行，就像那些被投入纳粹集中营的人，比如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美国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廉·威塞尔，都是当年在集中营的囚禁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以坚韧之力活下来，他们书写杰作，同时成为20世纪灾难的亲历者也是见证者。

在《昨日世界》也可以看到那些坚韧的存在者。在这部回忆长卷，我们也看到令人钦敬者的身影。这些杰出者坚韧地活在他们的时代，世纪的暴行无法摧毁他们。

赖纳·玛利亚·里尔克。茨威格在巴黎见面的次数最多，关系最好。也许再没有一个人会比里尔克生活得更隐秘。他规避一切喧哗嘈杂，甚至规避对他的赞誉。如他自己所说：那种赞誉是围绕着一个人的名字积聚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和。要找到里尔克是困难的，他没有住宅，没有能找到他的地址，他总是在世上漫游，没有人能事先知道他会到哪里去。茨威格去看里尔克的地方是租赁的房屋，在他租借房屋总有一只花瓶或者在一只碗里摆放着鲜花，墙壁前总是放着书籍，写字台上并排放着铅笔和羽毛笔。没有写过的白纸放在写字台的右角，房间里还有一幅俄罗斯东正教尊奉的圣像和一幅天主教尊奉的耶稣蒙难像。不管他到哪里，那两幅圣像都会陪着他。他们会在巴黎的街头散步。里尔克也会去看茨威格，他将《旗手克里斯朵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亡之歌》的手稿当作一件珍贵的礼物带给茨威格，里尔克像是一位隐修的教士，一个守护和献身语言的人。他疏远日常生活，远离荣誉和利益。弃绝世上昙花一现的东西，专心于艺术创作，使自己的人生成为一种艺术品。茨威格感慨道：“当我回想起曾像不可企及的星汉照耀过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可尊敬的名字时，我的心中不禁产生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这个动荡不堪和普遍惊慌失措的时代，难道还有可能再次出现那样一些专心致志于抒情诗创作的纯粹诗人么？”

在茨威格常去的巴黎奥德翁咖啡馆一角，常有一位蓄着褐色胡须的青年男子独自坐在那里。一双有神的眼睛，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非常引人注目。这个青年就是流亡巴黎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他当时正在写作《尤利西斯》，认识以后乔伊斯把他的著作《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借给茨威格看，那是他仅存的一本样书。乔伊斯还把自己的剧本《流亡者》借给茨威格。这位写出那部“像流星似的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尤利西斯》的作者对茨威格说：“我要用超越一切语言的语言，即所有语言都为之服务的一种语言进行写作。”

茨威格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相聚也令他终生难忘。这是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刻，战争阴云笼罩欧洲，弗洛伊德将茨威格领到他在伦敦郊区的一幢住宅的花园里。83岁高龄的弗洛伊德仍然每天在写作，他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新讲》和《梦的解析》风行世界。他的思维机敏，精力也旺盛。他的坚强意志战胜了一切。战胜疾病、年迈和流亡。“即使在黑暗的年代，和一位道德高尚的大思想家谈话，同样会给人以无限的安慰和精神上的鼓励。”茨威格回忆道。

罗曼·罗兰也是茨威格尊敬的作家朋友。他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的目录卡片里找到罗曼·罗兰写的12本关于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著作，以及七八个剧本。其时巴黎有种奇怪的现象，在当时巴黎的各种报纸上被吹捧的可以想得起来的文豪的名字中间没有那三位重要的作家。诗人保罗·瓦莱里，小说家普鲁斯特。第一次去访问罗曼·罗兰。坐落在蒙巴纳斯林荫道附近的一幢不起眼的房子，走上五层狭窄的盘旋扶梯。罗曼·罗兰为茨威格开门，将他引进一间小小的斗室。房间里的书籍一直堆到天花板上。那间修道院式的简朴斗室就像一间照相馆的暗室，可是在这里能看到世界。

在茨威格看来，罗曼·罗兰代表欧洲的良知。这位写出“巨人传”《约翰克里斯朵夫》（10卷），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杰出作家，1944年12月22日以78岁高龄辞世。罗曼·罗兰曾经对茨威格预警：“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保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我们的责任是，不能没有准备和无所作为地面对可能爆发的第一次欧洲大战的事实。”在回忆这个珍贵瞬间时茨威格写道：“我在他的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的、道义上的优势；感觉到一种不带自傲情绪的、内心的自由。一个坚强的人所拥有的不言而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