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琳/文

D·H·劳伦斯就是让人无法平静。在这位英国叛逆作家身上，拥有一种“让人心跳加快的能力”（安吉拉·卡特语），能轻易激发周围人自身的潜力。无论去往世界何处，劳伦斯常常迸发强烈的情感，让与他相识的人产生极端的爱恨，并深切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他的个性点亮了那些晦暗不明的心灵。就像一个下到幽暗的生命矿井里的矿工，劳伦斯沿着人类生命的动脉，持续挖掘那些原本滚烫、却被工业文明机械理性压缩了的人性的冰冷矿土。矿工之子劳伦斯短暂的一生，每一天都在燃烧自己。

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在《D·H·劳伦斯传》中，试图把人生和作品结合起来，阐述他融合自传和小说的复杂写作方式，并想要证明在劳伦斯这样一个为艺术而生的人物身上，艺术家与作为活生生的人之间没有界限。迈耶斯采用的材料也是驳杂的，不仅取用了未经出版的杂记和信件，也细细梳理了作家的病史，还对劳伦斯每一本重要作品进行社会背景、人物原型和心理动机的溯源性探讨，他准确把握了劳伦斯身上最鲜明的特质：不顾一切地挖掘生命的活力。

《D·H·劳伦斯传》的开篇章节“伊斯特伍德：采煤村”虽然是惯常的写法——从开头就交代传主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环境，却具有象征意义般的奠定了劳伦斯的人生角色。英格兰中部诺丁汉一带的矿区伊斯特伍德，处在乡间传统生活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现代工业冲击的夹缝中，是一个“在新英格兰与古老英格兰更替的奇异混乱时期”保存下来的采煤村。1885年劳伦斯出生在这里，是矿工之子。

劳伦斯从来没有下过矿井，却终身对煤矿持有一种摇摆不定的强烈情感：他既向往矿工之间的亲密男性友谊，又对凄凉苦闷的采矿生活感到幻灭；既喜欢燃烧的煤堆周围营造出灯火通明的景象，又对这种危险工种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感到愤怒；既诗化了矿工的生活，又因采矿工业污染了大自然而痛心疾首。煤炭开采这个意象，比劳伦斯本人所能想到的还要更加深入他的血液。不仅因为矿工是散布其作品中的众多人物的原型：爽朗的猎场看守、吉卜赛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更因为劳伦斯本人就像一个艺术世界的矿工——他是第一个将弗洛伊德的想法写入英国小说的作家。迈耶斯意识到，劳伦斯将煤炭这种“地表以下黑暗区域里提取出的基本物质”的开采，视作他对人性本能的无意识的探寻。

1915年劳伦斯出版小说《虹》，“改变了小说的道德图景”。这部象征主义杰作摒弃了传统小说感兴趣的“自我”，取而代之探索“更本质”的人——涌动于人物表象之下的本能的心理“原始力量”。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劳伦斯用”煤“的意象来描述自己的创作意图，“就如钻石与煤是同一种单一碳元素，一般的小说会追踪钻石的历史——但我会说：‘钻石，是嘛！这是碳。’我的钻石应该是煤、煤烟，我的主题是碳。”

地面和矿井是两个世界，二者构成一个巨大的隐喻场，象征着人的现实表象和表象深层之下隐秘的心灵世界，劳伦斯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如同他对采矿的矛盾心态一般，总有两股互斥的力量在撕扯他。劳伦斯一生都在经受内在冲突，他不仅让人无法平静，就连自己也不得安宁。

劳伦斯的诸多生命内在冲突中，两性关系的和谐与斗争最大程度地影响着他的价值观。这种矛盾根植于他的家庭环境。迈耶斯用了整整一章来叙述劳伦斯父母不幸的婚姻和由此对劳伦斯产生的恶劣影响。他澄清了劳伦斯母亲莉迪亚是比父亲阿瑟“阶级更高”的教师这种说法，认为夫妇二人同属工人阶级，然而莉迪亚保守、尖刻、自以为高人一等，看不起活力而粗犷的矿工丈夫，并且拉拢孩子们和她站统一战线，共同疏远丈夫。父母之间的冲突让劳伦斯潜意识中认为男女之间永远有一场战争，两性之间的和谐是很少能实现的状态。正因如此，他才以父母的夫妻关系为源点，在其创作中寻找男女之间灵肉和谐的可能。

劳伦斯把道德理想的出发点放在两性关系上，这是从他私人的两性经验中体味出的。父母不和，大哥离家，二哥夭折，母亲把全部精神寄托都给了劳伦斯，她全心培育儿子的教育、艺术品位和行为举止，但过分的母爱钳制了劳伦斯作为男子的本性，对母亲的畸形依恋让劳伦斯难以形成健全的性爱观，他一直难以接受除母亲以外的其他女性，这导致了他与初恋情人杰茜的恋爱悲剧。直到母亲去世，劳伦斯才走出畸形母爱的怪圈。以此为蓝本，劳伦斯写出了自传色彩浓厚的小说《儿子与情人》，在其中进行了大量人格分析和恋母情结的描述。但这只是劳伦斯探索两性关系的开始。

母亲的去世为劳伦斯生命中真正的女人弗丽达的到来铺平了道路。这个离经叛道的德国女人，比劳伦斯大六岁，是教授夫人，三个孩子的母亲，属于“上层阶级”。在劳伦斯生命中出现的诸多女性里，只有弗丽达强大到足以战胜他的母亲，她在劳伦斯成为劳伦斯之前，已经比他先成为劳伦斯。她抛夫弃子，和当时还一文不名、贫穷、病弱的英国作家私奔。她领着他去欧洲大陆，过漂泊的侨居生活；她欣赏并激励他的天赋，与他一起大胆对抗社会；她满足了他的情感和性需求，把他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清教徒思想中解放出来。

两人相伴一生。弗丽达启发劳伦斯持续探索两性关系。但在两人关系中，弗丽达才是主导方，劳伦斯敬畏她，依赖她，同时也反对她，希望战胜她。这唤醒了劳伦斯潜意识中对两性冲突的认识。在二人的互相折磨中，劳伦斯不曾中断过写作。他用艺术的直觉书写着男女关系的实质——他认为两性之间必有一战，“发动战争的双方为彼此相爱的人，战争的结果导向理解与自我认知。”这也是他众多作品的主题。

遇到弗丽达之后，劳伦斯体会了性爱的真谛，在个人的性解放之路上，他意识到两性生活对人性复苏的重要影响，也正因如此让他开始反思父母的婚姻悲剧。他认识到，两性的爱应该是灵与肉的和谐，纯肉欲的爱只会堕落成动物，而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缺乏激情，会使人变成“蜡像”。虽然现实中劳伦斯遭遇的是无休止的两性冲突，但这反而激发了他期盼和谐两性关系的理想。从此以后，劳伦斯刻意而大胆地写“性”，从处女作《白孔雀》中开始，在《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里性爱画面不断汇流，直至最后一部长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爱的巨大暖流演变成难以抵挡的生命洪流，冲击着那个在工业文明异化之下“无性”的西方文明世界。

这些带着巨大道德勇气的作品并不是劳伦斯的全部。迈耶斯的出彩之处还在于挖掘了劳伦斯更为深邃的面向——他的政治观念和宗教意识，而这两者也分别都有内部的互斥力量。劳伦斯的政治性鲜有人讨论，在“性爱作家”这个饱受误读的标签之外，迈耶斯跟随劳伦斯所在的时代风向，追踪他的观念变化，探讨了他那些不被人重视、但却非常重要的政治小说。

劳伦斯是个好战之人，但他不会把战斗力奉献给战争。与同时代许多作家一样，劳伦斯的政治意识也发端于1914年的一战爆发。与当时许多作家以及普通人将战争理想化的想法不同，劳伦斯从根本上反对战争。由于身体欠佳而逃过兵役的他，在没有亲身经历的情况下就对战争的意义有了直觉性、历史性的理解。他嘲讽沙文主义，对造成无意义死亡的屠杀感到愤怒，当英国几乎所有人都支持这场战争时，劳伦斯直言不讳地站在对立面。作为艺术家，他也丝毫不觉得参战经历会对艺术感受有什么帮助。

劳伦斯认为，战争是人类的自杀行为，一战是欧洲文明隐藏的病态引起的自毁冲动，没有任何积极目的。一战导致了英国精神的衰退，以及欧洲文明中传统价值的崩溃，对此他写下杰出的中篇《英格兰，我的英格兰》来表明他的反战态度。然而，劳伦斯的反战立场与当局格格不入，这不可避免造成了他与政权的冲突，刺激了当局在1915年禁止《虹》出版，并且让劳伦斯长期处于政府监控下，更是在1917年因为被怀疑为德国间谍而被驱逐出康沃尔地区。

虽然《虹》的被禁从表面看是由于直接的性爱描写不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清教徒风气，但迈耶斯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表明了事情的本质：“这场对劳伦斯的攻击是因为他谴责战争。”小说被禁以及此后相关的康沃尔驱逐事件，成为劳伦斯政治观念分裂的关键点，迈耶斯由此提炼出劳伦斯政治观念中的互斥力量：既反暴力，又拥护独裁专制。

读者可能会认为劳伦斯迷恋暴力，因为他擅长写暴力。在他最重要的三部政治小说中，暴力铺天盖地：《亚伦的手杖》中的聚众闹事，《袋鼠》中的政治动荡，《羽蛇》中的反叛者革命，无一不是对暴力赤裸裸的凝视。然而劳伦斯却是一个对暴力极度恐惧的人，却正是由于对暴力（以及屠杀）的恐惧，让劳伦斯形成了反民主、拥护贵族独裁的观念。这看来是矛盾的，却在劳伦斯身上具有了合理性。

这个矿工之子信奉贵族统治。平民对战争的支持、他本人因拒绝人云亦云而被驱逐、图书被禁的事件，无一不强化了他对“民主一旦失控”的恐惧，强化了他渴望出现强有力领导者来实施权力的观念。欧洲战争、受迫害经历、一战后在意大利目睹法西斯兴起的影响，这些事件形成了劳伦斯政治问题的核心：大众社会该怎样组织与统治。

在《羽蛇》这部劳伦斯最重要的政治小说中，作家政治观念的分裂达到顶点。这部小说抨击了墨西哥社会主义的暴力恐怖，建构了一个虚构的宗教贵族统治取代它。迈耶斯认为，劳伦斯既希望民众保持纯真，又渴望有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统治他们，这是无法实现的。劳伦斯与康拉德和奥威尔不同，因为他无法构想一个社会的前途，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取代无序的现实暴力。这个分析精准地击中了劳伦斯相悖政治观念的弱点，可正如他在《袋鼠》中主人公萨默斯所言，“我从不参与政治”。说到底，政治运动对劳伦斯来说毫无意义。

生命的最后5年，劳伦斯经历了宗教观念的冲撞和淬炼，回归了最本真的自我。经历了几次大出血后，他饱受肺结核之苦，预感自己命不久矣。面对死亡威胁，劳伦斯用自己最后的文学和绘画作品做出了个体回应。他放弃了对强力领导者的信仰，放弃了寻找战后乱局的政治解决途径的希望，他再次回归了战前的信念：通过男女关系进行社会革新，并刻画在生命中对抗逆境、体验重生的人物形象。

在创作生涯最后阶段，劳伦斯的主题是复活。“复活”主题源于劳伦斯早年基督教公理会的经历以及基督教拯救与重生的意象。迈耶斯在此提出劳伦斯身上的又一内在冲突：“他既认同同时又排斥耶稣”。这种互斥的宗教意识使得劳伦斯的复活主题极为复杂。

劳伦斯早年蒙受基督教公理会的浸染，公理会强调信徒拥有自主决定的权利与责任，而非将教徒交给权威个体去审判。这培养了劳伦斯最典型的品质：特立独行、富有激情、有预见性的清教精神。他是不信奉英国国教传统的激进局外人之一，16岁时就认为基督教的教条使男孩失去男子气概，关于救赎的血腥语言更是压制了生命的活性。从根本上说，劳伦斯和基督教之间的联系是否定性的。迈耶斯体察到，劳伦斯一方面将自己视为日益腐朽文明的拯救者和先知，一方面又憎恶他所认为的基督教中否定生命的元素，“他使用了基督教的意象，以期能将社会引导回基督教之前、非基督教信仰的诸多重要可能性的意识中。”

对于垂死的劳伦斯来说，仅有精神的存活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对肉体的感知。他强烈指责基督教分裂肉体和灵魂，“我们以肉体形式活着，是鲜活的、人格化的宇宙的一部分。”他最后的作品——短篇《太阳》、中篇《已死的男人》、长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那些与写作共生的绘画，集中表现了他改造基督教神话的决心：抛弃克己禁欲，治愈肉体，以此得救。

但劳伦斯的肉体还是过早地死去了。《死亡之舟》是劳伦斯对死亡的最终说法。迈耶斯认为，这部诗歌杰作是“劳伦斯对死亡艺术与拯救文学最崇高的贡献”，诗歌的中心隐喻将死亡描绘为一段从肉体生活走向精神宁静的旅程。船摆渡着虚弱的灵魂走出死亡的暗夜，肉体进入了黎明，所有的内在冲突都消失了。

阿道司·赫胥黎是劳伦斯最后的密友，他证实劳伦斯的生存意志非同寻常，“生命最后两年里，他就像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肺结核让劳伦斯疲惫焦躁，满世界寻找适宜的气候及可令他停留的地方，意大利、法国、锡兰、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旅行对劳伦斯来说，就是一场生存斗争。他把在世界流浪视作自己的命运，那些伟大的游记《意大利的黄昏》《大海与撒丁岛》《伊特鲁里亚人的灵魂》是他的生存日志。说到底，这位生命的矿工，一生都在自然中寻求生命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