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越/文

马娅·亚桑诺夫在《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美>马娅·亚桑诺夫/著，金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一书的序言中，特别强调了自己写作这本书的历史学家的独特视角：“传记和历史的区别在于传记作者们通常由人开始落笔，而历史学家则往往从环境和条件入手。”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感觉到，整本书的确是对这句话的不断印证，是对该书副标题——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的持续证明。

影响的焦虑对于所有写作者都是一个问题，对于亚桑诺夫而言，在已经有多种经典的康拉德传记之后，如何书写这位晦暗、复杂、深刻的大作家的一生也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康拉德在生前就是一位备受关注的作家，去世以后随着其经典作家地位的逐渐巩固，他坎坷的人生——颠沛流离的童年，作为水手浪迹天涯的青壮年，40岁以后相对稳定的作家生涯，他文体卓越、意蕴深厚的小说都一再成为后世批评家和传记作家关注和分析的焦点。

另一方面，尽管深具洞察力的康拉德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和伊恩·瓦特也承认，解读康拉德小说的关键在于要按照纪传体的方式去阅读，但是康拉德并没有为这种解读方式提供便利，有些故事他让人们相信是带有自传性质的，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或者有些故事明显来源于康拉德本人过去的亲身经历，但是其中有一些细节却是用喜鹊一样的灵巧从别的作家的小说、故事或回忆录中采摘来的。

小说是对作家过去生活的一种翻译，那么某种程度的遗漏和误读也就在所难免。而对于康拉德自己生活中的那些直接的文件材料——他裸呈于其中的材料，康拉德又有一种毁灭的冲动，也许他不能忍受过于袒露他性格中的某些弱点？也许一种根深蒂固的虚无感，使他宁愿将自己的过往埋葬在漆黑的流逝的时间中。在《个人档案》里，康拉德意味深长地描述了父亲临终前的一个画面——当年幼的康拉德走进病房，发现父亲深陷在一张扶手椅里，身子用枕头垫着支撑。一位护士跪在灶台边给炉子添加柴火。遵照他父亲的意思，护士正拿着他的手稿和信件往炉子里塞。小康拉德见了自然惊愕万分，目瞪口呆，“这种毁灭行为所传递的投降气氛深深地触动了我。”亚桑诺夫认为康拉德父亲烧毁的并非是自己的手稿，那些手稿都被遗嘱执行人妥善保存了下来，然而这个康拉德描绘的烧信的场景显然极具暗示性，而且也使康拉德在未来的岁月中，不自觉地采用相似的决绝方式对待自己的过去。为了洗心革面，抑或为了彻底告别自己颠沛流离的童年噩梦，康拉德亲手烧毁了父母的信件。

1874年17岁的康拉德从波兰克拉科夫来到马赛，打算实现自己的夙愿，做一个船员，他在马赛呆了四年，做过导航员，干过走私，直到1878年康拉德21岁时因为欠下巨额赌债精神奔溃自杀未遂，康复后他离开马赛去到伦敦，加入英国商船队。在马赛的四年是康拉德整个生涯中最多彩、刺激的岁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康拉德就是在马赛知道了斯克里布和萨度的戏剧、奥芬巴赫和比才的歌剧——《卡门》是他的最爱。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暗示，他在马赛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但也仅仅是暗示而已，大致的情节和细节，人们都一无所知。因此亚桑诺夫在《守候黎明》中写道：“康拉德将永远不会写出马赛经历的真相。”

面对这么一位遮遮掩掩的传主，传记作家们的抓狂可想而知——康拉德早年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太少了。《约瑟夫·康拉德书信集》有九卷之多，总共五千多页，然而仅有两百页是涵盖康拉德从1857年出生到1895年发表处女作的那段时期，也就是说用4%的篇幅去记录超过50%的人生时光以及整个激发他灵感的“浪迹人生”。基于这样的现实，亚桑诺夫显然觉得与其跟在一众康拉德传记作家后面，在不多的一手材料中反复翻找康拉德生活隐蔽的蛛丝马迹，不如放开手脚，发挥自己历史学家的特长，扩大视野，将康拉德置于更广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更多从康拉德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出发，去观察和审视这位小说家的人生和创作。这种视角决定了《守候黎明》是一部相当新颖的康拉德传记，哪怕是在已经有多种经典康拉德传记行世的前提下。

生于内陆的康拉德之所以梦寐以求成为海员，一方面是他早年阅读的雨果、库珀、儒勒·凡尔纳等作家关于海洋的小说使他很小就萌生了出海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是现实形式所迫——如果他留在国内，作为法律意义上的俄罗斯公民同时又是罪犯的儿子，康拉德将有义务在俄罗斯军队中服务25年之久，后来他离开马赛前往伦敦也是因为他如果入籍法国，也需要为法国军队服役。1894年舅舅波布罗夫斯基去世，康拉德继承了1600镑遗产，1895年康拉德首部小说《奥迈耶的痴梦》出版并获得好评，这些（经济保证和写小说信心的确立）使他慢慢下定决心去做一名职业小说家，之后则是相对稳定、封闭的书斋和写作生涯。

但《守候黎明》的特异之处在于，亚桑诺夫有意放大了对康拉德所处时代的观察，并以此和康拉德的经历以及他的小说加以对照、比较。《守候黎明》重点分析了康拉德最重要的四部小说——《黑暗的心》《吉姆爷》《诺斯特罗姆》和《间谍》，这四部小说都曾入围“20世纪百部杰出英文小说”榜单，是他公认的最好的四部小说。但我马上要强调的是，亚桑诺夫的分析不同于一般文学批评家的分析，后者通常是从文本本身着力，关注小说的结构，叙述方式，语言的风格，以及这种风格在文学史上的传承关系等等。亚桑诺夫的分析则着重在于对小说背景的延展性说明，强调小说产生的某种历史必然性。

同样在对《吉姆爷》《诺斯特罗姆》和《间谍》的分析中，亚桑诺夫也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引发康拉德创作小说的那些更宏大的背景上——总是和帝国主义者对落后地区的殖民和奴役有关，或者是刺激康拉德创作小说的某些具体的事由：比如《间谍》指向的事件——1894年2月的一天夜晚，一位来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准备到格林威治天文台放置炸药，可是却失手炸死了自己。《诺斯特罗姆》是一部敏感的政治小说，康拉德为书中一个虚构的小镇苏拉科设置了一场革命情节，“如镜像般对应着现实中在巴拿马酝酿的分离主义运动”。而康拉德“最伟大”的小说《吉姆爷》是一部关于水手和荣誉的小说，亚桑诺夫自然不忘对19世纪中期蓬勃发展的全球航运状况做了一番全景式的细致描述，然后指出《吉姆爷》中所描写的装满朝觐者的“巴特拉号”，以及它所遭遇的海难，“严重模仿康拉德在新加坡听说的一则真实故事。1880年7月一艘名叫“吉达号”的蒸汽轮船驶离新加坡，船上载着953名朝觐者驶往麦加。途中，轮船开始漏水，情况紧急之下船长和几名干部船员竟然弃船乘坐救生艇逃生，幸运的是被船长抛弃的朝觐者和其他船员解决了漏水问题，第二天也成功获救。

在这些对事件背景的展开论述中，亚桑诺夫展示了她作为历史学家的功力，在对康拉德创作小说所依傍的那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描述中，她甚至展示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天赋。但亚桑诺夫写作《守候黎明》的基础架构是建立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之上的。她最为关注的还是“历史如何走进小说”，具体地说是历史如何走进康拉德的小说。在书中某一处，她甚至这么说：“至少康拉德希望读者们这样认为。”这个判断在我看来有点稍嫌武断。固然，康拉德的小说使用了某起海难、某个恐怖主义的爆炸事件，某起分离主义政治运动，是啊，哪个小说家哪篇小说可以完全脱离某些具体事件或者经验呢？但对事件本身（情节）对于小说的重要性，小说家们有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康拉德认为事件对于小说并不重要，小说好坏的关键在于创造人类灵魂，揭示人类心灵。就具体的人类事件而言，越是较大的事件，通常也就越是面目模糊，但好的小说总是有能力让一两个复杂的人物从事件模糊的背景中脱颖而出，浮雕般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你可能爱上他也可能恨他，因为他似乎就是你自己立体的镜像，你甚至只有通过这个小说人物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放下《黑暗的心》，我们眼前却晃动着故事讲述者马洛焦虑又痛苦的身影，而殖民者库尔茨虽然较少露面，但他因残酷奴役非洲黑人而遭反噬的形象也使我们震撼不已。现实中“吉达号”遭遇的海难只给我们留下一则旧闻作为谈资，可是《吉姆爷》里“巴特拉号”所遇到的海难，则凸显了吉姆爷殉道者般的悲剧形象。

作为海员和船长浪迹天涯的20年显然给康拉德小说抹上了一层浓郁的异国情调，令好奇心很强的读者们很乐意很随意地，就打开这样一本讲述海洋冒险的小说。当时全球航运正方兴未艾，像康拉德这样的船员和水手成千上万，但成为重要小说家的船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而已（尽管康拉德有点看不上麦尔维尔，但是后者的《白鲸》却是公认的海洋文学杰作）。这也可以证明事件和阅历在成就一个小说家方面不是决定性因素，那什么是更重要的因素呢？除了上文引用的康拉德对于创造人类灵魂的强调，1896年——也就是写上文引用的那封信的次年，康拉德在给友人爱德华·加内特的信中谈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有些事情留下印象，产生了效果，什么事情？它只能是词的表达——词的排列组合，风格。”对于小说家来说，这是关于风格的惊人定义，也是康拉德作为小说家最基础、最重要的观念。从此出发，康拉德成为一个卓越的文体家则是水到渠成的事。终其一生，康拉德都是一个爱一丝不苟修改自己作品的人，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修改段落、词语和标点符号这样的小细节。康拉德曾坦承他的写作的关键，即在于“小心翼翼地忠实于我的真实感受”，可稍有经验的写作者都知道，想要做到“真实”谈何容易，而康拉德使用的修饰性词语“小心翼翼”其实质就在于对词语的拿捏——用什么词最合适，然后将这个词放在什么位置。

这样谈论写作似乎有形式化之嫌，可是康拉德小说里始终关注的更宏大的主题——诸如文明与野蛮，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东方与西方等——都必然是一个个词语砖石搭建起来的大厦，没有坚实的细节宏大的建筑也就无从谈起。康拉德小说在用词上的讲究，其实也对应着他作为小说家感受上的复杂性。曾经给予康拉德小说最初鼓励和赞誉的友人爱德华·加内特，后来回忆第一次见到康拉德时的情形：“我记得见到了一个黑发男子，个头不高，但他紧张的手势极其优雅。双目有神，时而眯起来，透视人心，时而柔和温暖、机警又亲切，他的话时而逢迎，时而警戒，时而唐突。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如此具备男性的机敏和女子的敏感。”这是加内特对康拉德这个人直观又矛盾的感觉，而看康拉德的小说也很容易获得一种往往是对立的美感。康拉德的小说从来不满足于对事件的简单呈现，与其说他在小说里描写事件，不如说他一边描写一边分析和思考事件，而一种反讽的犹疑的悖论的印象恰恰是对事物长久凝视和思考之后的结果。

在康拉德的小说里存在着几个明显悖论。第一个悖论就是科尔泽尼奥夫斯基气质（富于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父亲气质）和波布罗夫斯基气质（严谨、实用主义的舅舅气质）之间的对立和争吵。无论如何，康拉德20多年浪迹天涯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对其父亲阿波罗·科尔泽尼奥夫斯基不安分的理想主义气质的继承，但在康拉德整个成长过程中，他的监护人舅舅塔德乌什·波布罗夫斯基尽管对他倾注了深沉爱意，但也一直在以务实的人生态度，对他身上潜藏的不切实际的倾向予以讽刺和打压。的确，“满怀希望的监护人与反复无常的受保护者”从一开始就是康拉德小说一个重要和反复的主题。同时，在这背后也暗含着康拉德在理想、爱国的父亲和苛求、严谨的舅舅的亡灵前为自己所做的辩护。

康拉德小说中第二个明显的悖论则是文学风格上的。受父亲影响，康拉德从小就熟读波兰文学，尤其是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和斯洛伐支奇的小说，从这些波兰经典文学中，康拉德学习到的典型语气是浪漫的理想主义和对抒情的肯定，在一系列以海洋为背景的小说——诸如《台风》《阴影线》《吉姆爷》等——中，都有对热带海洋魔力和大自然狂暴力量的精彩描述，其文笔之秀丽和热忱实不逊于抒情诗人的笔触。另一方面，他后来读到的英法文学（主要是狄更斯和福楼拜）则提供了一种对比的语调，比如抽身事外的城市怀疑主义倾向，以及对感官和世俗世界冷冷的描写。这两者都帮助康拉德建立起其成熟期小说里丰富而典型的悖论——既诗情画意又充满怀疑，既浪漫又反讽，既有抽象的形而上的议论，也有细腻而尖刻的描写。

康拉德生前就不是一位被埋没的作家，从第一部小说《奥迈耶的痴梦》开始，他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会引起评论界的热情批评，利维斯1948年出版的《伟大的传统》则进一步夯实了康拉德作为伟大英语小说家的经典地位。自此以后，康拉德小说就一直以其华丽、晦涩的语言风格、缠绕迂回的叙述方式、微妙反讽的道德意识持续引发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亚桑诺夫的《守候黎明》显然是“康拉德学术产业”中新近的果实，作为历史学家的亚桑诺夫试图摆脱近一百年来，众多批评家从文学的方方面面论述康拉德小说的惯常路径，从全球化的视角审视康拉德的小说，视角固然新颖，但同时也不自觉地把康拉德小说降低为历史的某个注脚，而至少在利维斯这样的文学批评家看来，康拉德小说已经超越了具体历史时期的羁绊，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近乎永恒的产品。那么，由此看来，亚桑诺夫的《守候黎明》固然视野恢弘，叙述生动有力，但在道德透视方面却不可避免地有点短视了，而这个弱点恰恰也就是历史本质上相对于文学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