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华清 对于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教育培训机构来说，他们从学生处收取的费用即将被当地教育部门监管起来——11月中旬，盐湖局教科局与中国工商银行运城分行举办教培云平台合作签约暨联合推广启动仪式，教培云是工商银行近年推出的教育培训资金监管平台，已经在超过300家教育部门投入使用。

12月17日，盐湖区教科局民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辖区内的教培云项目目前尚处于教培机构录入信息和开立账户阶段，准备工作完成后，学生家长就可以将培训费或者学费缴交到机构在教培云上开设的账户里，按照政策规定，培训机构一次性最多只能收取3个月的费用，因此教培云账户收到的钱会分三次、每月一次自动划拨给培训机构用于日常经营支出，如果培训机构遇到特殊情况想要额外多支取教培云账户里的钱，需要提出申请、通过民管中心的审批。

盐湖区教科局对教培机构实行资金监管的初衷并不难理解，培训机构、长租公寓、健身房、理发店等存在预收费用的经营体退费难、卷款跑路、将预收款挪作它用、盲目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等现象屡见报端，监管部门出面监管预收款，相当于给预收款和消费者权益加一层保护。

除开盐湖区，近期也有其他地区对培训机构资金的监管提上日程，四川自贡市教育和体育局和浙江杭州市教育局分别下发加强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的通知，上海市普陀区首批4家校外培训机构预付费监管试点机构挂牌成立，云南省昆明市对加强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措施公开征求意见。山东省荣成市更是在2019年11月就拟定了《荣成市民办培训学校账户监管合作协议》。

从趋势看，或许还将有地区加入落地培训机构资金监管的队伍，但这项受到学生家长们热烈欢迎的政策，实施起来却没能得到各相关方的拥趸，从业者和行业专家对此颇多质疑。

各式的资金监管

“绝大部分机构是比较赞成（资金监管）的，这对他们也有好处。”12月17日，盐湖区教科局民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培训机构卷款跑路的情况并不少见，教育部门出面监管资金，消费者对培训机构更加放心、信任，这有利于培训机构开展业务。

至于不赞成资金监管的看法，民管中心工作人员认为背后主要顾虑是机构认为自己的财务会被教育部门控制，也担心教育部门监管资金时有私心。民管中心工作人员同时跟记者强调，绝对不会出现借监管以权谋私的情况。

12月17日，经济观察报记者随机采访了盐湖区的一家培训机构——运城市晋阳博优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岱帅对资金监管表示欢迎，他告诉记者，公司积极配合，目前已经完成准备工作，在使用教培云之前，公司的资金往来银行就是工商银行，不存在更换对公账户所在银行的麻烦。当记者问起，如果遇上特殊情况要提交申请才能动用教培云账户的资金是否觉得困扰时，对方回答：“学校开支很简单的，主要是付老师工资、买教学用品办公用品、付场地租金。”言外之意是，日常经营中遇到要另外申请用钱的可能性较低。

启信宝显示，晋阳博优公司注册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是一家小微企业，但岱帅认为自家公司在当地是大机构，“对于我们大机构来说，我们怕的不是大机构之间的竞争，而是怕小机构不规范的营销手段，让人头疼，我们肯定觉得越正规越好，越监管到位越好。”岱帅称。

而据财新网的报道，盐湖区对教培机构的资金监管措施遭到当地办学者的激烈反对，办学者质疑教育部门审批资金的专业能力，认为民办机构成立时没有从教育部门拿钱，学生学费是民办机构的私有财产要被教育部门监管不合理，放到教培云上的资金按照工商银行活期挂牌利率计息也让机构资金收益受损。

经济观察报记者向盐湖区民管中心工作人员、工商银行和岱帅核实教培云账户里资金的计息方式，均没得到确切回复。记者也向民管中心核实媒体报道里提到的盐湖区对培训机构、民办幼儿园和民办学校划定的完成开户时间期限，民管中心工作人员称，这是计划，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每个月自动从教培云账户里划拨还给培训机构的学费比例，也暂未确定下来。

不管盐湖区内的教培机构对于资金监管是何态度，盐湖区教科局做此决策不算毫无依据。

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要求规范收费，原文写道“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财务与资产管理的规定，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各地教育部门要加强与金融部门的合作，探索通过建立学杂费专用账户、严控账户最低余额和大额资金流动等措施加强对培训机构资金的监管。”

2019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提到“鼓励建立第三方账户监管机制，保护用户权益”，同时明确“预付资金只能用于教育培训业务，不得用于其他投资，保障资金安全。按课时收费的，每科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60课时的费用；按培训周期收费的，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2019年11月，山东省教育厅对外公布荣成市拟定了校外培训机构账户监管合作协议，要求全市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在3个月内完成开设资金监管账户，将一定的最低限额办学资金存入账户，银行根据协议，对每个月的资金流动实行限制，即每个月累计支付资金不得超过最低限额的双倍。这是业内较早实施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的例子，但对比2020年的例子，可以看出2019年荣成市的监管还不是很严格，一是培训机构自行将钱存入账户，山东省教育厅称，荣成市教育和体育局组织全市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财务人员进行培训，杜绝不入账、少入账的情况；二是，荣成市没有将设立资金监管账户提到关乎机构是否能继续合法经营的高度。

到了今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教培行业经营遭受冲击，一旦有机构撑不下去，不可避免地侵犯到预付了费用的消费者的权益，这一定程度上让教育部门更加警惕机构的经营情况。

2020年9月，自贡市教育和体育局发通知，确定工商银行自贡市分行作为当地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的指定银行，各校外培训机构在工商银行开设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培训机构要收取的所有学杂费由家长直接缴存到资金监管专用户，学杂费的20%是最低余额资金监管，这部分钱会自动划入到最低余额监管专用账户，最低余额监管资金实行分期存入、分期划回的滚动管理方式（按三个自然月为一期），每期资金存放时间为1年。

各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专用账户中剩下来的80%的学杂费，原则上分次（按三个自然月为收款周期，分成三次，每月一次）划转到各校外培训机构开设的资金结算账户（对公账户）中，用于日常经营性资金的自主支付结算业务。学杂费即使被划转到结算账户了，也还要受监管，要对结算账户中资金使用用途进行动态监控，发现大额资金支出会预警。如果逃避资金监管，拒绝开设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当年不予年审，按年检不合格向社会进行公告，视情况纳入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

2020年9月，深圳市消委会联合深圳市教育培训行业协会出面为教培行业预付式消费加保险，引入“课诚宝”和中国银行作为合作方，培训机构在“课诚宝”上上架课程，消费者在“课诚宝”上购买课程可以申请预付款监管服务，申请成功后消费者支付的预付款就到了中国银行监管的账户里，当消费者确认上课，该课程的费用才会被划转到机构账户。但该方案不具备强制性，9月26日，深圳有12家培训机构接受中国银行和“课诚宝”的预付费监管。

2020年9月，上海普陀区介绍区内首批4家培训机构预付费纳入监管，家长在这4家培训机构完成课程缴费后，可以进入上海市单用途预付卡协同监管平台，对未消课时预交学费情况进行查询。协同监管平台会对机构的未消课时预交学费的资金情况进行动态监管，预警信息会发给教育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2020年10月，杭州市教育局等6部门发布通知，要求市内校外培训机构在本市范围内选择一家银行开设唯一的培训费资金专用户，校外培训机构向学员收取的培训费纳入专户管理，培训机构开专用户时与银行签订管理协议，银行按照协议约定向教育主管部门推送专户信息。

当新设立或设立不足一年的校外培训机构专户内留存最低余额不足10万元；设立一年以上的校外培训机构专户内留存最低余额不足30万元；新设立或设立不足一年的校外培训机构当日累计提取资金超过30万元或一周累计提取资金超过50万元；设立一年以上的校外培训机构当日累计提取资金超过100万元或一周累计提取资金超过200万元；或银行认为有必要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风险预警时，相关银行及时向教育主管部门发出风险预警通报。

各地教育、民政等部门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费收入是否纳入资金监管情况，列入对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和年审年检的重要内容，不执行通知规定的校外培训机构，由教育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

可行性与有效性争议

学生家长们对培训机构的资金监管政策喜闻乐见，不少人听到监管措施后希望政府也能监管一下健身房、理发店、美容店的预付款。但一些教育培训行业人士听到监管措施却是另外的反应。

一家跨国品牌的成人英语培训机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培训机构还未接到资金监管的通知，如果未来被监管，公司肯定是配合，但她比较担心教育部门“是否能按照每个细分行业的运营模式去定制化监管的方式和机制”，她认为想要人性化、合理化地监管，需要对行业整体和细分行业有很深的洞察。

该培训机构人士举了一个例子，有的地区采取的措施，对学杂费是“一课一消”，学生上课完毕就可以确认消费，机构收到对应的款项，但是她所在的培训机构，即使学生不过来上课，也会有专人跟进服务，一样产生成本。“教育部门一直不算是很市场化运作，不像工商条线，如果是教育部门来监管，估计他们还得雇专业人才。”该培训机构人士称。

12月16日，当经济观察报记者就资金监管话题采访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会长赵康，提到有地区监管培训机构学杂费时，他很吃惊，第一反应是“这个工作量太大了”，第二反应是教育部门管民办机构的钱，合适吗？

“我觉得比较好的监管模式还是交风险保证金。”赵康称。要求教育培训机构缴纳一定的风险保证金，如果机构经营出问题，这部分钱优先给消费者退费、给老师发工资，是不少地区已经在推行的监管措施。

有的培训机构从业人士对资金监管的措施的评价较为犀利。

一家主营K12课外培训的上市企业联合创始人兼高级副总裁向经济观察报记者指出杭州市出台的监管措施存在设置不合理的地方：“设立一年以上的校外培训机构当日累计提取资金超过100万元或一周累计提取资金超过200万元”会触发预警，那大型机构每周都会被预警；“新设立或设立不足一年的校外培训机构专户内留存最低余额不足10万元；设立一年以上的校外培训机构专户内留存最低余额不足30万元”虽然触发预警，但预警的意义不大，如果机构连30万元都拿不出来，资金缺口已经不小。

上述企业高级副总裁同时指出，全国合法的培训机构有40多万家，如果机构都要等教育部门审批特殊用钱需求，教育部门会忙不过来，政策会流于形式或者形成权力寻租。

“有问题的合法机构占比非常小，对整个经济体量来说，比重也很小。针对这么少的部分要对全部机构进行严管，逻辑不通。而且也只是管住了合法合规的机构，不合规的根本管不了，如之前出事的广州高冠，大部分教学点没有办学许可的。”上述企业高级副总裁点评：“整个政策是管君子不管小人，因噎废食。”

目前出台的资金监管措施是否真正抓住了行业乱象的“牛鼻子”，也是21世纪教育副院长熊丙奇质疑的地方。

熊丙奇指出，根据教育培训机构的注册、监管办法，需要既有办学许可证，又要有营业执照，但现实中无证无照、有照无证的机构并不少，无证无照的机构反倒“长期处于‘两不管’的灰色地带——教育部门不管，说他们没有办学许可证，不属于教育部门监管；工商部门也不管，说他们是搞教育培训的，要问教育部门。只有被媒体曝光出现破产关门、卷款跑路、家长维权问题后，有关部门才澄清，这是无证无照机构。”

熊丙奇还记得2017年上海市对市内教培市场进行整顿，梳理出教育培训机构近7000家，其中证照齐全的2000多家，有照无证的是3200多家，无照经营的是1300多家。“也就是说，完全合法的教育培训机构，只有三成左右。全国各地的情况类似，甚至比上海的问题还严重。”

熊丙奇认为，如果不改革监管体系，没有资质的培训机构游离于监管之外，出台再严格的监管措施也于事无补。

此外，尽管一些地区的教育部门认为已经到了资金监管的必要时期，但也有行业人士认为，至少眼下不适合推动资金监管：“今年经济不景气，整个教培行业遭受重创，你让机构把钱放进去监管，机构还怎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