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妍/文  今年以来，在新冠疫情冲击、逆全球化浪潮等压力之下，中国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重构着世界产业链格局。在此过程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推进，对国内经济恢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2月18日，由经济观察报、经观传媒共同举办的宏观经济论坛暨创新峰会在海南三亚举行，在嘉宾演讲环节中，中国财政科学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分享了关于“构建‘确定性’财政政策”的思考，并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发展逻辑。

刘尚希将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比作一场“珠穆朗玛峰的攀登”，处在“半山腰”向“顶峰”冲刺的我们正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同样，我国要实现“十四五”规划以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也要应对各种未知挑战。

“这种不确定性需要依托‘确定性’的财政政策，也就是围绕‘人’的需求的财政政策。”刘尚希表示，当前，我国追求现代化的主体正在从物质现代化转向制度现代化，再到“人”的现代化，因此财政政策也要聚焦在“人”的层面。

刘尚希解释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这时候，我国适时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从物质层面驱动经济增长；随国民实力增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治理现代化，也就是推进制度现代化建设；而在当前发展阶段，我国应从自然资源索取，转变为资源优化配置，挖掘人的创新潜力。

第一，经济发展不仅依靠人，更是为了人。当发展手段和发展目标高度统一，效率与公平也会自然融合。当前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实际上就是生产手段——资源和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多数人不具备发展手段，因此无法享受发展成果。虽然“限高鼓励”等政策可以解决短期痛点，但长期仍需从根本改变发展逻辑。

第二，财政政策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双循环”，这与上述发展逻辑是一致的。具体而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离不开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领供给。

从需求端来看，群体收入差距导致了内需无法继续扩大。刘尚希指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高收入者具备资金能力但消费倾向偏低，而低收入者消费倾向很高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而群体性差距不同于个体性差距，很难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跃迁，背后根源是体制性安排。因此，政策要立足人的需求，保障个体都拥有平等权利。

从供给端来看，实现资源有效配置需要创新，创新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意味着，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都应当得到全面提升，只有这样我国的创新才能从模仿到跟跑再到领先。对应财政政策，刘尚希表示，除了当前采取的减费降税、扩大投资等方式，我国还要着力提高人的能力，从而为“双循环”畅通创造条件。

此外，刘尚希认为，财政政策应当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业化推动了劳动力流动，城镇化是劳动力迁徙形成的集聚。”刘尚希表示，随着社会从静态变成动态，基本公共服务也不能与人脱节。只有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人力资本才会积累，群体性鸿沟才会缩小，最终带来公共消费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