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东方ic)

李梦莹/文

作为英国牛津大学现代历史系的成员，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具有深厚的历史考据功底与深刻的人文关怀，他的《文明：文化、野心以及人与自然的伟大博弈》（Civilizations:Culture,Ambition,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一书正是他立足于文明与地理的连接点，细致勾勒出的一幅文明地形图、一卷文明地理浮世绘。其中，既有我们相对熟悉的小岛文明、大西洋文明、沙漠文明，也有看上去不可思议的荒原文明、沼泽文明。阅读此书，既是文明的旅行，也是地理的奇遇，我们将跟着作者去到冰原、沙漠、沼泽、海洋，见识那些艰难衍生出来的文明。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能重新思考“文明”的具体含义，重估我们对文明的价值判断，还会叹服于作者所说的“人与自然的伟大博弈”，惊艳于人类的智慧和力量。

文明地理学：重申“文明”的环境要素

“文明”是一个不易定义的概念，使用“文明”这一概念的人往往也不会对其概念进行认真且严格的界定，因为在具体的对话语境中，说者和听者通常都能明确“文明”所指为何。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明”的含义不断扩大，其原初的意味也逐渐变得模糊。在此情况下，菲利普强调重新阐释文明的传统用法：“每当‘文明’这个词被恰当使用时，它都意味着某种类型的环境，但这层意思已经被大量误用所淹没，有待重新挖掘出来。”

据此，菲利普找到了进入“文明”的独特门径，也是构成文明的基本因素——环境。在书中，作者根据环境划分章节，详细讲解特定环境的自然条件，指出其对于文明发展的有利之处与不利因素，意在将文明“描写成一个物种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类为了加以利用而改造的环境”。当有了这样的背景认知，在面对特定环境中人群的生活方式时，读者便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抱有更大程度的认同，而不是仅仅凭着头脑中的“先进”、“落后”、“文雅”、“荒蛮”之类的概念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这正是菲利普要告诉读者的另一件事情——为“文明”祛魅，进而达成对文明差异性的尊重。在菲利普看来，被定义为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的文明“不是精英立场上卓越境界的同义词”，要判断一种文明的发展程度，也就是要估测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其判断指标应当是人类的栖居地与原始自然环境之间的差异，所有人都不能脱离当时社会本身的条件、仅仅凭借我们从生活学习中积累下来的认知去粗暴地评判任何时代的文明。

重申文明的环境要素，强调文明是人与自然的互动，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简单的价值判断，可以将之看作是菲利普写作《文明》的基本立场。同时，这一立场的存在使得他能够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写作态度，对所有时代、环境里产生的文明采用一视同仁的立场。因此，他非常关注那些被低估的文明，特别指出“如果从一个个环境看去，文明化的才能在全世界的分布是杂乱无章的，而且可能在传统文明史惯常轻忽的地方集中得最明显”。很明显，菲利普试图在这本大书中为那被“惯常轻忽”的文明“正名”，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修正了我们心中不易觉察的“偏见”。

统而观之，菲利普的这部著作带有鲜明的辩证色彩。首先，虽然菲利普是从特定环境出发去探究文明的形成，但他既能详细分析每一个特定环境里产生的文明，也能将不同的环境联系起来，指出文明的传播是如何跨越地域的区隔而实现交流和互相影响。其次，菲利普承认他以环境划分文明的方式固然能够获得一些洞见，但亦知道这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因为有些文化可以完全不受环境影响，可以说，他对自己的研究方法的价值与缺憾都有着清晰的认知。再次，他一方面强调文明可以在任何环境里发生，一方面又坦然承认“在某些环境中施展文明是不合理的，与其按人的意愿挑战自然，不如向自然低头”。他为我们描绘了人与自然的伟大博弈，体现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定。

人与自然的伟大博弈：文明的诞生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开展了与自然的博弈，不断地创造着形态各异的文明样态。人类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改造环境，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下扎下根来，并创造出令后人惊艳的文明。

可以说，所有的文明都是从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雄心中生发而来。并且，人类与自然的“博弈”也不是人类彻底改造自然，其“博弈”的目的，或许只是生存。菲利普承认“文明在某些环境之中比较难以永续”，但是，“没有一个可居住的环境能完全阻挡人类为遂其心愿而进行的改造”，而且，“在看似无望的环境中实现文明生活的能力一直是惊人的”。正如他所言，“冰冻荒原向来不被当做文明的发祥地”，而在这本书里，我们首先看到冰原地区的居民如何保留着他们近似“原始”的生活方式，如萨米人靠驯鹿维生。除了冰原，类似的“荒蛮之地”还有沙漠、沼泽等，人类凭借自己的智慧，不仅在这里扎根、栖居、繁衍，更发展出了独特的文明形态。

如果人类要在某个地区生存，必然会发展出一套与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方式。在外人看来，某些生存方式或许是落后，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正如菲利普的告诫，不可以用简单的价值判断去评估文明，要相信当地居民是具有智慧的人，他们为自己的生存所做的考虑远比外人来得周到，他们使用的技术也自有其精妙之处。例如，同样以打猎为生，在沙漠中生存的布须曼人有一套相当精细的追踪猎物的方法，甚至能在整群动物中辨认出某一只猎物的足迹，而美洲的冻原居民则靠鱼叉捕猎海象和海豹，然后用雪橇将猎物尸体拖运回去。对此，菲利普指出，在那样的环境里生存，他们已经将一切该想到的都想到了，他们绝不会放弃所有有用的东西，而在“使用自己需要的技术之后，就把其余的抛弃了”，因此，他们未曾采纳一些看似高明的技术，并非是出于野蛮和落后，而是因为那并非必要。

出于生存的必要，人类用智慧为自己寻得保障，更将之提升到诗意的文明高度，创造了诸多不可思议的文化奇迹，它们就像永不凋零的花朵，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引来人们的驻足与惊叹。埃及的金字塔至今仍以其庞大与精确而享誉世界，奇穆人则以红黑色氧化物冲积层为画布，在沙漠表面留下了宽达300米的图案，几乎从不降雨的环境使之保存得完好如初。对此，菲利普感叹道：“这些图案不仅仅是有如出于神祗之手的作品，而且永远令观者浮想联翩”。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文明都能如金字塔或奇穆人的图画一样保存下来，许多文明早已绝灭，今天的人类只能根据残存的证据，尽情地畅想它们曾经有过的辉煌，而它们本身则像一簇绚烂的烟火，光芒绽放后便永远消逝在黑暗的夜空。但是，后人一旦意识到那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旦联想到那片土地上可能发生的故事，便会执着地考据下去，并对之心醉神迷、念念不忘。正如菲利普所说：“揭露一个消失文明的亡佚历史仍是现代学术研究之中最令人兴奋的事情。”这，大概就是文明的力量。

通过描绘文明的地理浮世绘，菲利普为我们展现了各种各样的文明，从中，我们可以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但是，借由文明与环境的关联，我们既会惊叹于人类异乎寻常的适应性与创造力，也会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极为朴素的道理——文明建基于大地之上。与其说是文明中的地理因素，毋宁说是地理环境孕育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恰恰是大地的记录者。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大仁，养万物于万代，在文明的深处，我们见识到的正是地球的馈赠与大地的深沉，由此反思人类文明史，或许会更为清醒地认知我们的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