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夏/文  在全球化初期，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的品牌、知识产权和技术占据了产业链的上游。自1994年《知识产权协定》签署以来，知识产权已成为世界贸易中的默认保护机制。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看，美国一度凭借超前的知识产权布局和强大的创新能力，掌控了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高端环节，拥有绝对话语权，长期以来赚取了高额收益。

以高通、英特尔、IBM、苹果等公司为代表的美国企业不仅掌握着全球信息技术领域最核心的技术，更形成了集芯片设计、集成电路制造、信息技术设施供应、软件研发、互联网及运营等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布局跨越国界的强大产业生态。在这一产业生态中，美国企业主导的知识产权布局超前、严密，在这种保护机制中，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当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依靠低端加工制造业形成贸易顺差时，人民币低汇率成了在此分工中分一杯羹的重要条件。

1981至1993年，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大背景下，人民币名义上钉住“一篮子货币”，实际上以钉住美元为主，并根据不断升高的出口换汇成本不断调贬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1994年至2015年8月汇改前，人民币单一钉住美元，国际收支“双顺差”下人民币兑美元单边升值持续了21年。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导致了贸易逆差的扩大。一般来说，贸易逆差可以自行调整。然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加之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汇率破坏了这一机制的自动平衡。

随着更深的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贸易大国，延续与美国等经济失衡的状态可以说不再是最优选择。当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不再是，也不应继续成为天然优势，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亦面临战略性调整，以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价能力和附加值，因此，或需要通过新的经济动能与新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创造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再平衡”。

如今的全球经贸已逐渐转向科技驱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技被视为美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引擎。美国2020年GDP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下，以苹果为首的美国科技巨头仍能逆流而上，市值一度达13.36万亿，相当于深圳5年的GDP。在目前美国政客掀起的“逆全球化”国际局势下，中国更应加大科研投入，追求技术的赶超，完成产业整体的升级。从被别国“卡脖子”的芯片、光刻机，到源自欧美的开源软件，在科技领域培养自身的产业链编辑能力，打造产业核心竞争力，才能真正形成贸易平衡的新范式。

科技创新不仅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可以赋能各生产要素，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此外，从内外双循环角度说，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全球分工链条中处于更高端位置，掌握更多国际话语权。因此也可以说，只有依靠科技驱动下的内循环，才是高质量的内循环。

此时，人民币汇率作为最重要的价格风向标，塑造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关系形态。外贸驱动的经济形态需要低估的汇率，而产业升级下，低估的汇率因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不利于发展出一个可持续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国内消费者利益及非贸易部门利益也会因此受损。

产业升级的国家大多经历过汇率调整方向的抉择。比如，二战后的德国和新加坡，汇率顺应市场内在需求长期升值，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都较为成功。而日本政府人为压低汇率，不愿接受贸易逆差，顽固地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受阻，货币政策也长期失效。

另一方面，人民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相较于人民币汇率兑美元的稳定性也更为重要。在三元悖论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以同时实现，至少要放弃一个目标。“货币政策面临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取舍”的问题上，易纲行长秉承小川行长的理念，强调称，作为一个大国，当货币政策面临内外冲突的时候，央行的原则是国内优先，关注的重点是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0月27日，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公告称，近期部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行基于自身对经济基本面和市场情况的判断，陆续主动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调整后的报价模型有利于提升报价行中间价报价的透明度、基准性和有效性，也是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中市场主体发挥作用的体现。笔者认为，此提法或具有深刻的金融背景与历史意义。目前来看，中国基本经济面稳定，相对欧美国家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与疫情现状，人民币大概率保持强势。

从世界货币史来看，汇率变化与国际战略保持整体上的一致性。新的发展形势下，我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增长点、产业布局、资本市场等将出现新的变化。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与国际化进程也将开启新的篇章。

（作者刘夏系云核变量金融董事总经理，仅代表个人观点。文章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