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为唐太宗写《大唐西域记》

玄奘偷渡时，何曾料到有朝一日会出现在敦煌壁画中被人景仰？

他的光辉形象，最早出现在西夏时期的榆林窟里，而非莫高窟中。敦煌石窟，非天降神奇，其来有自，亦如佛法一般，源于印度，来自西域，自成一体，其文明样式，亦成一复合类型，为印度化、希腊化、中国化三位一体。

印度修士，其修行多居石窟，不但佛教有佛窟，耆那教和印度教等也都各有其石窟。佛窟之代表，为阿旃陀窟，如果以佛教史来化分，可分为小乘与大乘两个时期，若据王朝来看，则从孔雀王朝到笈多王朝，最早凿于公元前二世纪阿育王时期，终止于公元七世纪中叶，前后约900来年。七世纪初，玄奘曾来此朝圣，《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记述了摩诃剌他国东部阿折罗伽蓝及石窟，所谓“阿折罗”，亦是“阿旃陀”相近的音译。

印度早期佛窟，依山而凿，分僧房和塔庙两类。僧房窟主室为一大厅，其正面和两侧，各分小室，供僧人起居与修行，厅中央为佛事活动场所。塔庙窟如马蹄形，窟室后部，呈半圆形，中央设佛塔，拜佛者绕塔巡礼。通常两窟并列，多为一体。

佛窟发展到中亚，著名者仅有巴米扬石窟，以犍陀罗风格的大佛闻名于世，玄奘途径于此，称其所在，为梵衍那国都城，记曰“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又说，东西两大佛像，或高百余尺，或高一百四五十尺，皆“金色晃曜，宝饰焕烂”，可惜今已毁于塔利班。玄奘还提到“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长千余尺”，言之凿凿，当为亲眼所见，可不知从何时起它消失了，连个遗迹都未留下。

大佛信仰，为巴米扬特色，印度本土虽有巨塔，却无大佛。佛至中亚，已与原始佛教有异，弥勒流行起来，且以巨佛形象，表达了人类对于来世的期望。追求来世，对东土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大佛兴起如雨后春笋。

如果说巴米扬佛窟在中亚还是独一处，那么佛窟之于中国西域，那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只要来到龟兹，你就会发现，那是在大漠之中，绿洲之上，群山之间，盛开的一朵生生不息的洞天佛国之花，永动的一个绵绵不绝的佛法文艺舞台，在天人之际，用自由的色彩和理想的造型，无言排开的一系列永无尽头的画廊。

龟兹是西天佛法入东土的第一站，所以，尽可能展示佛法最美的那一面。那里的歌舞、壁画、石窟，都在向我们展示一个信仰与审美的国度。

一个小国，哪来那么大的精力，竟然凿造了五百个大石窟？其石窟比敦煌起码要早个百来年，可以说它是敦煌的先驱，也可以说它是敦煌的老师。

但玄奘到来时，他看见了一座荒城，那里有过一个跟龙有关的传说，说的是龟兹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一大龙池，先是诸龙易形，与牝马交合生龙驹，后来又变为人，与妇人交合，生子，皆为龙种。龙性难驯，不恭王命，于是，龟兹王乃引突厥兵来屠城。他把这传说载入《大唐西域记》里，还特别补了一句：“城今荒芜，人烟断绝。”他为什么要在书里这样说？很明显，这样说是属于神话与历史交错。

本来，他笔下已是惜墨如金，但他却偏偏要在这无稽之谈上不吝笔墨，这是为什么？在此，他留下了一条历史的线索，那线索便是突厥，是突厥人在这个如花似玉的世界里屠城，而且屠的还是在此培育“龙驹”的“龙的传人”——中国人。

中国人寻求西域宝马，早在两汉时期就开始了，为此，汉武帝还专门写过《天马歌》。诗中，马有龙性，与龙为友。盛唐时期，李白也写了一首《天马歌》，除了以天马自喻，还特别强调了天马具有龙性，而李白本人就很像这样一匹出自西域的龙驹。

这传说似乎暗示，龟兹王有可能勾结过突厥杀害中国人，这就为大唐占领龟兹、设立安西都护府，提供了一个正当性的理由，尽管这理由只是个传说。

须知口述《大唐西域记》的玄奘，已非当年西行求法的玄奘。

西行的玄奘，那时还是一名偷渡的思想者。到了作西域记时，他已成为了以佛法治西域的代表，当然要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反映大唐政治正确的主张。可其中亦有难言之隐心头之痛，尽在无语中。僧不妄语，他可以不说，但不能说假的。

对于高昌国，他就什么都没说，《大唐西域记》里，竟然一字不提，这是为什么？因为站在大唐的立场上，高昌勾结突厥，是敌国，站在他个人的立场上，高昌有恩于他，赞助他西行求法的不是大唐，而是高昌，不是大唐皇帝，而是高昌国王。

《大唐西域记》是以国家立场，采取国别史的方式，为中国撰写西域史记，由此可见，玄奘不但是高僧，还是一位熟知史官文化、深谙春秋笔法的史家。

正如季羡林在《关于<大唐西域记>》一文中所指出的，玄奘是个有政治头脑的和尚，绝不会辜负太宗的希望。从历史学来看，这是一部历史地理之书；从政治学来看，这是一部地缘政治的书；从大唐经世来看，则是一部以佛法定西域平天下的书。此书一出，太宗立马就读，据说他还曾想让玄奘从政还俗。

较之法显《佛国记》，其差异不仅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法显作《佛国记》其文颇略，玄奘述《西域记》较为详核，表现为内容多寡，规模广狭，格局大小，还表现为文体上的差异：一为游记，一为史记；一为个人传，一为国别史。

马克思说，印度无历史。有之，当从玄奘《大唐西域记》始。

玄奘用史家笔法，概述一百多国，列举山川形势、国土规模、城市大小、人口多少……以及国家信仰、国际关系等，极简明扼要，为治西域者必不可少。

法显《佛国记》，显然志不在此，故其《佛国记》又称《法显传》，是他个人传记的一部分。而玄奘于《西域记》之外，亦另有其个人传记，区分于国史。《大唐西域记》是国家本位的，玄奘没有把他的个人情感带进去，可《大恩寺三藏法师传》就不同了，那是他为自己口述的，里面保留了他自己的心情。

他把在国家本位里没有位置的高昌国及其国王麯文泰，放到个人本位的自传里来叙述，当他从长安出逃时，他便成了大唐要追捕的逃犯，在高昌国王派人来迎接他之前，他一直行走在黑暗之中，挣扎在死亡边缘，他在生死关头结拜了生死之交。

就是那位高昌国王，成了他结拜兄长，把他当作命中注定的法王，跟他约定，他若成佛，就做他护法，他若取经归来，要在高昌待三年，为人民讲经说法。

高昌王为追求真理而投资

其实，玄奘西天取经，从头到尾不能一概而论，要做三段论。

一开始，是玄奘追求真理的个人行为。自高昌以后，国王麯文泰奉他为法王，把支持他取经，当做一次护法行动。这样，玄奘取经，就从个人行为转变为高昌国的国家行为，玄奘再次出发，就不再是一个人在行动，而是带着一个国家使团在行动。

一路通关文书，一路金银玉帛，国王为他铺了一条追求真理之路，一条法王与人王义结金兰通往人类最高友谊之路，一条让桃园三结义升华的思想者之路。

不要以为，西域边鄙的高昌国王没见过这世上伟大的东西。麯文泰到过长安，见过高僧，他发现，那些德高望重者跟他无缘，都不如他眼前这位追求佛法的美少年，他也见了唐太宗，就是那位天可汗，也不以为然，他说：鹰飞于天，雉伏于篙，猫游于堂，鼠叫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各有各的活法。

唯独那位美少年，他一见倾心，思想的光芒和真理的光辉，令他着迷，两个心心相印的思想者，两位惺惺相惜的美少年，在西域相会，还有什么比这更美！

孟宪实在《玄奘和他的恩人麹文泰》中说，玄奘启程，麴文泰为他准备了“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幭等，黄金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对此，孟君算了一笔账，他从《高昌内臧奏得称价钱帐》中列举的高昌年交易税——“称价钱”来看，指出，玄奘得金百两，折合银钱约625文，超过高昌一年的黄金交易总量，所以，三万银钱，在当时，是个庞大数字，须高昌50年所得“称价钱”。

500匹绢和绫，若以高昌曾存在的评估价格推算，以每匹40文计，又是两万文。此外，为了玄奘能顺利西行，麴文泰给沿途24国国王都写了国书，每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大绫比绫贵重，24匹至少得有一万银钱。为了寻求西突厥叶护可汗的帮助，又献“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果味不知如何计算，加在一起，总不会低于两万。总计银钱是八万。阿斯塔那48号墓出土一组延昌二十七年(587)的高昌兵部买马奏行文书，一匹马最贵的是45文，最少32文。既以一匹40文来计算，玄奘的八万银钱可买马2000匹。

“四沙弥”，用来侍奉玄奘，“给马三十匹”，以供运输，而“手力二十五人”，当为全程行脚之劳力，其雇佣价格，以二十年计，亦相当于高昌银钱五万多。这样一笔账算下来，以高昌仅三万余人的小国，恐怕将其国库积蓄的一半都用上了，这是为真理而投资啊！历史上，有为美人而倾城倾国者，有为真理者乎？有之者，西域高昌王也！

高昌王开了一个好头，西域各国也都跟着来支持了，就连西突厥的叶护可汗，由于高昌王的请求，也一路上给予了关照。要知道，在大唐势力到达之前，突厥人主宰了西域，令行禁止，惟突厥人马首是瞻，只要突厥人一发话，玄奘就可以通关了。

这些情景，没有出现在《大唐西域记》里，但都保留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唐太宗虽然读过《大唐西域记》，却未读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这两本书，皆由玄奘口述，弟子笔录而成。所不同者在于，《大唐西域记》在玄奘手里完成，有玄奘和弟子辩机一起署名，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仅题慧立本、彦悰笺。或曰，玄奘逝世后,《传》由慧立写成。其实不然，若非玄奘本人口授，其行迹与隐私，他人怎知？所以，我们认为，《传》在玄奘之时已完成，然只是自传，其中隐私，亦不宜问世，仅传弟子，以心传心，明其心迹而已，故初稿完成后,慧立便藏之于地穴，秘不示人，临终时，“乃顾命门徒，掘以启之”，《传》将出，而慧立卒，《传》散佚。

大恩寺费时多年，将《传》搜全，请彦悰为序，并笺以问世，彦悰见原本有缺，初未应允，人责以“佛法之事”，故笺之以为十卷，题“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笺成，已是时过境迁。太宗、高宗相继去世，太后武则天，废太子自立，推翻李氏，做女皇帝，欲以佛教为加持，助武氏取代李氏，故《传》亦随之而问世。

玄奘西行，其行迹与心迹，略于《大唐西域记》中，详于他的“自传”里。《记》为奉太宗敕命而作，故为国立；《传》乃为己之作，述一己往事，怀以往故人，故欲自立。他把那些不入史官标准，不入王朝中国主流，却与本人相关的，绕开当时“政治正确”的樊篱，如实述录在《传》里。例如，他与背叛大唐的高昌王相遇相知，又得到了大唐的敌对势力西突厥叶护可汗的支持，说实在的，在西行求法的路上，西域各国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礼遇，只有大唐把他当作逃犯通缉，让他经历了那些太心酸的日子。

《传》里的这些东西，若用王朝中国的标准来衡量，玄奘很可能会有通敌嫌疑。《传》里，华夷之辨消失了，尊王攘夷不见了，只有不分敌我的对于佛法的追求，只有超越国际的对于真理的执着，而这些岂不都有碍于一代王朝的“政治正确”？若李世民读了这《传》会怎么想？他能理解吗？不能！“政治正确”是他的逆鳞，谁也碰不得。碰了，就会有“玄武门之变”，就会遇神杀神，遇佛杀佛，难逃杀身之祸！可是，只要能帮助他“政治正确”，他也能容你甚至当面指出他的过错——“谏”。

玄奘取经回国，到达长安后，旋即赶赴洛阳，因为太宗要在洛阳接见他。两人一见，太宗就问：法师当年西行，何以不报朝廷？玄奘说：去时，已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朝廷未允，然，慕道之至，乃以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就这样接见，太宗还要先问罪一下，再来赦免：法师出家后，已与世俗了断，故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

虽然既往不咎了，但玄奘还是写了《大唐西域记》，作为他的政治投名状，为大唐提供以佛法定西域的国策依据，开启了他大唐国家主义佛法的第三阶段。

对此，太宗当然很满意，说他“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不过，当太宗要他弃缁还俗时，被他以“孔教未闻”断然拒绝。

在孔教与释教之间，玄奘的抉择不留余地，若稍有犹豫，纵然不还俗，亦会像鸠摩罗什那样破戒失身。鸠子本为龟兹国人，其来东土，有如贵霜王朝之于大乘马鸣，乃前秦皇帝苻坚以征伐得之，前秦亡后，又被后秦皇帝姚兴接手，历尽乱世风流。

作为战利品，鸠子在前秦，被秦将吕光所逼，已经失身一次，到了后秦，姚兴说他人种优异，不传宗接代可惜，故命其纳女生子，破戒逍遥，他还是依了。

王权有一大癖好，最喜拿捏人心中的神圣领域，以示自己无所不能，压倒一切。鸠摩罗什无奈，向王权屈服了。而玄奘却能够坚持下来，可见有多么不易。

玄奘与鸠摩罗什，同为中国佛学史上两位著名译经者，一往东土而来，一向西域而去，但两人的译经成就却刚好相反，玄奘译经，尽可能的接近梵语，鸠子不然，反而追求汉化，故论传播性，以鸠子所译为胜，以通经论，则玄奘之译更接近原典。鸠子多才，具诗人气质与文学情怀，似天竺马鸣菩萨；而玄奘则具史家通识，以经为史，尽量保持原始性，突出佛经的存史价值，就如同佛学中的中国太史。各自做人的立场，也在译经风格中反映出来，鸠子为传教者，欲求传播最大化，故其译经辅以文学形式；而玄奘为立法者，其以原典为根据，立根本法。

鸠子根本未稳，难免破戒失身，不是因为女色，而是因为王权。玄奘立定根本，所以，面对太宗的要求，才敢说“孔教未闻”。只此一句，便守住了他的底线——文化个体性与独立之精神。

而当时的思潮，是孔释相通，玄佛合流。对此，他有着高度警觉，没跟着三教合一的潮流走，在通往帝王学的思想界，他依然还是那个偷渡的思想者，没有随大流走向王佛合一，而是从根本——即从文化个体性出发，走向具有人类性的大乘佛法。

他西行求法，求的就是根本法。作为思想者，他被西域传奇化。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四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