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衡山/文

1692年5月下旬的一天，安·福斯特乘着长杆，掠过橡树丛，跨越树梢、田野和篱笆，在长满青苔的沼泽地和纵横交流的溪流上飞行。她的杆子的前头还坐着另一位女性玛莎·卡里尔。她们飞行的速度极快，穿过大片土地，一般情况下，这一段路程需要让一匹好马跑上三个小时。

这幅让人想起哈利·波特电影中的画面描绘了典型的女巫活动。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来自魔幻故事里的镜头，而是被人确凿相信的“事实”。几个月前，女巫出现，灾难降临，祸行开始在寒冷的新英格兰冬天里蔓延。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内，十四个女人、五个男人和两条狗因为巫术被处死。这就是1692年发生在美国早期殖民地马萨诸塞湾的“猎巫”事件。

普利策奖得主、传记作家斯泰西·希夫2015年撰写，文汇出版社2020年翻译出版的《猎巫：塞勒姆1692》描述了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1692年发生的“猎巫”事件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挥之不 去的污点，“猎巫”一词事后也时常出现在日常语汇中，成为了某个专门名词，用来指代与猎巫逻辑相似的事件。三百年后，再次回顾历史，试图复原往日的原貌，这对于一个非虚构作家而言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关于这个事件留下的历史原材料并不多，关于巫术审判案的开展无迹可寻，只有一些原始的材料还依稀可见，如证词、诉状、供状、以及两张死刑执行书。希夫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把“猎巫”的过程展现在读者面前。尽管或许从历史学家的专业眼光来看，她笔下的描述很可能还缺少某些必要的关联，但就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而言，尤其是就“猎巫”背后的思想根源和行动轨迹来说，可以说作者成功地借予了读者一副眼镜，通过这副眼镜，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的种种细节，更是从中透视到了“猎巫”的逻辑，这种逻辑也指向了在后来的历史中“女巫”的影子留下的种种印迹。

1692年的年初，北美殖民地萨勒姆村里的几个女孩突然患病，口出呓语，医生无法诊断是什么原因（据一些后来者推测，很可能是这些女孩吃了野蘑菇，神经受到损害，发生癫疯现象）。一些人认为这几个女孩受到了魔鬼的侵扰，魔鬼入身使其不能控制自己的头脑和身体。当地政府开始组织人员猎巫，而女孩们则开始指控他人，被指控的人被相信是魔鬼的替身。于是，大批的“巫”开始出现，其中很多是女性。女巫如潮水般涌来，据说在马萨诸塞上空飞过的巫师超过七百人，而被指控者则更是数不胜数。猎巫显然成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大事件。希夫用细致的笔触描写了造成的后果：“最年幼的女巫仅五岁，最老的近八十。女儿指控她的母亲，母亲转而指控外祖母，而外祖母则控告了一位邻居和一位牧师。妻子告发丈夫，女儿告发父亲。还有，丈夫把妻子拉下水，侄子构陷姑母，女婿连累岳母，兄弟姊妹亦相互指控。”

互相告发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引祸上身，这或许是人的本性使然。但这样的“使然”使得亲情丧失，人性毁灭，道德崩陷，这大概是那些指控者们以及指控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们没有完全料到的。不过话说回来，在猎巫面前，一切都可以被撇在一边，因为没有什么要比猎巫和驱巫更为重要。巫来源于魔鬼，是魔鬼的替身，是恶的化身，是最大的敌人。只有驱除了这个敌人，平安才能来到。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这种绝对的敌人意识根植于大多数人的心中，在这种情况下，亲情与人情又怎能与根除敌人之必要性相比？这是猎巫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逻辑，而这个逻辑背后的更为重要的依据则是对于魔鬼之存在的相信。

魔鬼的概念是伴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而到来的。在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驱巫是时常发生的事情，女巫被活活烧死不在少数。欧洲很多国家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进入17世纪晚期后，驱除巫术与巫师的现象开始减少。相对而言，猎巫的传统转移到了北美殖民地，这应与从英国过来的清教徒们更为严苛的教律有关。清教徒们更加相信“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需要一个无所不能的敌人”，本书作者在书中用来指称15世纪欧洲的宗教信仰的这句话，完全可以更好地应用于北美的清教徒们。清教徒们的行为往往被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所裹挟。他们远涉重洋为的是躲避国内的宗教迫害，到新大陆建立自由的信仰。但是，一旦打下他们自己的信仰基础之后，他们不允许与其信仰相悖的任何思想存在。所谓“自由”只是指限定于一个范围、一个思想、一个行动的“自由”而已。这种思维逻辑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猎巫的过程里。17世纪新英格兰的两位颇有影响的牧师和思想引领者英格利斯·马瑟和他的儿子卡顿·马瑟都是坚定的猎巫行动的支持者，坚信魔鬼的出现表明上帝就在身边，引证《圣经·启示录》的描述，预言上帝会与“邪恶的魔鬼”一起降临。这种把魔鬼和上帝并列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并不是要提升魔鬼的力量，而是要凸显上帝的存在。上帝并不是单个的存在，上帝的存在是要通过对立面的存在而显现，对立面越强大，则上帝越强大。这是敌人意识思维逻辑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在马瑟父子眼中，这个逻辑甚至被用于指明新英格兰的特殊之处，也即，魔鬼在这里的出现说明了上帝对这块土地的特殊眷恋。“魔鬼的显身几乎就标志着一种荣耀，进一步证明新英格兰人是被神选中的子民”。本书作者希夫如是描述马瑟父子的神学思想。很显然，作为读者的我们，可以从中体察到“美国特殊论”的渊源之一。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猎巫自然会被赋予了神圣的宗教意蕴，猎巫行动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猎巫过程中，参与审判的人的级别逐步升高，先是当地曾经有过驱巫经验的牧师出面，再是当地政府官员作为审判者，最后是殖民地当局最高官员的副手亲自领导审判过程。这样的审判方式自有其充足的理由，一方面表明了政教统一的殖民地当局的统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表明政府与上帝同在的坚定立场。

被卷入猎巫过程中的普通人必须也要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上帝无处不在，魔鬼同样也无处不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这句话是本书第四章的标题，也更是驱巫行动的指挥棒。任何人都可能与魔鬼有染。从神学思想的渊源来说，北美清教徒深受宗教改革时期的重要人物卡尔文的影响，后者的命定说认为每个人生来都有罪，所谓“原罪”，所以人一生都要赎罪，以获得进入天堂的通行证。但另一方面，能不能进入天堂也是上帝选定的，没有人可以事先知道上帝的选项。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的一生注定要在信仰

的坚定与动

摇间挣扎。

从心理角度

而言，意志不坚定的人就会容易被魔鬼所诱惑。在这个思想背景下，卷入猎巫过程的人要经历两个过程，一是坦承，也就是要坦白与魔鬼的交往，二是指控，也就是指称魔鬼的显形和存在，具体而言，指控是指正魔鬼在他人身中的存在。坦承的结果可以让你有机会赎罪，解脱与魔鬼的关系，表明与上帝同在的决心，指控则更能让你显示这种决心的立场。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够证明巫术？‘自由与自愿的供认’始终是黄金标准。”两者都是猎巫行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希望能够看到的。其结果是，指控蔓延，坦承盛行。但也有坚持认为自己与魔鬼没有关系的，即便受到指控也不承认，这些人的行为一方面是蔑视代表上帝之正义的法庭，另一方面则是被证实是魔鬼的化身。作为被坐实的“巫师”，他们走上了绞刑架。所谓“坐实”，很多时候是来自指控，而指控并没有确凿的根据。法庭的审判基于有罪判断的推理，指控者的指控内容往往是一面之词，充斥着毫无实际依据的想象和梦魇内容，但符合那个时候对于女巫和巫师们的行为和外表描述。在这种情况下，有罪判断于是成为了一把利器，揭开了一个又一个“魔鬼”的“原型”。这样的法理基于对于魔鬼存在的信仰，似乎无可挑剔。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指控与见证魔鬼没有关系（事实上，魔鬼无形无踪，无从见证），而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的需求，邻里间日常生活中的过节、村民间的土地纠纷、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行为的看不惯、在一些人眼中有一些人表现出被认为是对神的亵渎的出格的言语、一些被同行视为劲敌的神职人员，以及处于生活底层的穷苦者、外乡人、非我族类者，等等。所有这些事和人都有可能被列为指控对象。当然，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内容不会出现在指控的言语中，指控者往往是以发现对方身上魔鬼影子的名义来进行指控的，对方身上的那些“斑斑劣迹”往往会转身一变，成为巫术表现的把柄。即便是在某些情况下，被指控者无论如何都看不出有与魔鬼来往的迹象，指控者也可以指鹿为马式地把魔鬼拉来作为最厉害的指控原因。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牧师临上绞刑架时，一字不错地背诵了《主祷文》，而这对于一个魔鬼上身的巫师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位巫师的行为大大感动了围观者，以致似乎出现有人要阻止行刑的举动。这时，有指控者站出来说，魔鬼就在这个人的旁边，向他口述了他背诵的内容，而在现场的卡顿·马瑟则帮腔道，这个牧师的头衔从来就没有被正式授予过，换言之，此人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异端分子。于是，观众中的骚动被平复，行刑照常进行。

所有这一切都让这场猎巫行为变成了一次运动，有组织、有目标、有行动、有结果，绵延逶迤，时长达九个月之久。直到殖民地总督发觉问题严重，发布命令，加以制止。事后不久，因冤屈而死的人也得到了平反昭雪。但是发生过的历史的后果从不会自动简单消失。猎巫运动的逻辑—从相信魔鬼的存在到敌人意识的树立，从坦承与指控到供认的行为链的发生，从与生俱来的原罪到与日常生活中在魔鬼指使下犯下罪行的关联，从对上帝与魔鬼同在的信仰到有罪判断的确立，所有这些都在日后美国历史和文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影响，猎巫的逻辑时常会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其影子留下的痕迹。

本书作者提到的两个作家——19世纪的霍桑，20世纪的米勒——即是两个在其作品中涉及猎巫内容的重要作家。霍桑在其1850年出版的名著《红字》塑造了一个不畏压力、追求自由爱情的女性形象。主人公海斯特成为了美国文学中最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但另一方面，海斯特身上是散发着女巫气味的，其逆反的性格和心理使得她差点被赶出清教徒社区。在小说中，海斯特从监狱里出来后就一直住在村子的边缘，这本身就具有象征意味，而更具历史背景意义的是，这个形象的原型与安妮·哈钦生有关，后者是殖民地时期一位著名的清教徒女叛逆者，被政教统一的政府驱赶出社区，而这显然带有猎巫的意味。小说中另一处与猎巫相关的情节来自海斯特原来的丈夫齐零窝斯，他逼迫海斯特供认其情人。猎巫逻辑中的供认行为被霍桑用到了人物塑造身上。显然，霍桑笔下的海斯特形象反其道而行，颂扬了“女巫”的精神，这符合19世纪中期开始在美国流行的自由主义气氛，但是霍桑描述的发生在17世纪的故事依然给人带来一股沉重的氛围，这或许可以看成是一种历史的提醒。

相比于霍桑运用的迂回曲折的春秋笔法，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则是在作品中把诉诸对象直接瞄准了猎巫事件本身。1953年出版的米勒的名剧《萨勒姆的女巫》根据历史上发生的同名猎巫事件改编而成，剧作中出现的人物直接用了历史中一些人的名字，故事发生的情节也遵循了整个事件的主要过程，因此非常具有历史现实感。另一方面，米勒这部历史剧并不是只为写历史而写，实际上更是针对当时的现实，也即冷战初期的麦卡锡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冷战思维。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绝对的敌人意识，这些都是冷战思维的核心内容，烘托起了冷战初期的反共恐红高潮。米勒从中看到了历史的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上的萨勒姆猎巫运动的逻辑几乎原封不动地在美国的冷战氛围中重现，在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坦承、指控和供认的行为不断出现，在严重的压力之下，美国知识界和娱乐界的一些著名人物纷纷坦承他们曾经的美共党员的身份，或者是同路人行为，同时，指控和供认他们的同事和朋友。这些人中间就有米勒的朋友、著名导演卡赞，米勒本人也因此受到牵连，因为他年轻时曾经同情过左翼人士和他们的行动。受到很大震动的米勒在剧中更为集中地凸显了猎巫逻辑及其效应。他借剧中叙述者的口这样说道：“不管是出了什么岔子，我们社会上的对手，也包括我们自己，都会把魔鬼拿来诅咒。”美国意识形态的对立面都是魔鬼的影子，如果不和前者站在一起，你就是魔鬼的化身。剧中的一个反面人物、代表殖民当局的猎巫事件审判者丹福斯的一句话非常精准地总结了这个逻辑：“你应该明白，先生，一个人要么站在维护法庭这一边，要么就必然站在反对派那一边，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两百多年前的猎巫逻辑与米勒时代的冷战思维何其相似，“女巫”的影子再次在现实中被坐实了。米勒的这部剧在其所有剧作中演出次数是最多的，这不能不说与此作敏锐的感觉力和深刻的批判力有密切关联。

文学是社会的晴雨表。文学中的女巫的影子反映了美国社会对猎巫的一种“迷恋”。无论是出自何意，从历史中走来的“猎巫”已然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个特征，由猎巫而引申出来的简单思维（冷战思维的本质）、绝对的对立意识以及寻找替罪羊的冲动等，这样一种认知和行为方式则让“女巫”的影子至今阴魂不散、随处可见，这或许可以说是《猎巫：萨勒姆1692》这部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和警醒，值得反复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