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文

“自然科学所体现的命题并不是通过精确规则处理实验数据而得出的。起初，这些命题是被猜出来的，基于某些绝非无法避免甚至无法说明的前提而进行的某种形式的猜测；然后一个通过观察结果巩固命题的过程随之而来。”换言之，猜测命题-实验观察-巩固命题的逻辑，天然建立在一种倒置之上。科学发现和艺术创造有潜在相通，因为猜测和灵感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它有自由发挥的余地。问题在于，如何确保科学家不会随意滥用这种自由？20世纪英国科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的《科学、信仰与社会》，就从良心和权威两种驱动因素界定了科学自由的限度，值得信任的来源。它侧重阐述科学家主体心灵、个人判断与良心信仰对科学传统的建构力量。

波兰尼认为承认科学的前提，承认科学家的良心值得信赖，是科学权威树立的基石。这就像我们常说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那么，我们有理由继续追问信任的根基又何在？作者论述的深层意图，在于实现科学的“自我治理”，搭建科学信仰的共同体。只有在这个系统框架内部，我们才能默认一种“相互担保”关系，那就是科学家的良心保证了权威。由此，波兰尼论述了关于“科学良心”漫长培育历程。

科学家从年少时就接受了科学前提教育，用自然主义观点（与魔法神话观点相对）看待日常经验。这种自然主义的思考方式并非先天，因为它并非言传知识。它是通过后天给定，经过反复实践巩固才能习得。“中小学的科学教育是一些僵死的科学文字，它只能教孩子们以科学术语为工具来阐释教条。”大学开始了科学判断教育，“教学生处理实验数据，这使他们拥有了常规研究的最初体验。”可见，前两个阶段，都停留在科学前提的灌输和“惯性培养”。

只有迈入第三阶段，才是科学家诞生的起点。那就是通过联系杰出大师的观点与实践，“感悟”到科学的重大前提，获得“个人直觉”。“他们从中学习大师选题的方式、大师如何择优采用某种研究方法、大师对新线索和突如其来的困难如何回应，大师怎样讨论同事的工作、怎样时刻思索千百种也许根本不能实现的可能性――以上种种，诸如此类的日常工作都折射出大师的基本视界。”视界一词让人联想到解释学里的“视域融合”，接受视界，其实就是承继并认同大师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价值标准。他们“敬佩大师的作品，将大师的风格与见解视作科学生涯的指南。这会儿，他的思想已逐渐被科学前提同化了”。

波兰尼大费周章地陈述这三阶段，目的在于说明：学习和理解建立在信仰之上。换言之，他要承认学习之事真实而有价值，师从之人具有权威，才会去学。毫不存疑地接受科学前提，就是成为科学家的绝对“信仰”。然而，科学家走向成熟却要逐渐减少对权威依赖，加强与“实在”的直接联系，“转而更经常地运用独立的个人判断来树立他们的科学信念。权威日渐失色，学生的直觉与科学良心却日渐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其实与康德“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如出一辙，它描绘的就是科学家要独立运用理性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我们发现，绝对信仰与个体判断，依赖良心并不矛盾。前者是科学赖以延续的基础，是所有科学家得以对话、论争的必要条件。科学判断引发的冲突并非立场问题，相反，冲突双方都对科学怀有足够忠诚，“这使他们能在科学范域之内寻找到彼此一致的共同基础。最终指导科学家行动的科学良心是协调的，这种协调足以保持他们彼此之间的和谐。”这种共同一致与协调和谐，奠定了功能良好的科学公断机制。

科学公断机制在总体上构成了一个科学价值共同体，它相互依赖、制约、规范和监督。在本质上，它如同一个庞大的功能系统，牵涉其中的科学家必须在其中自觉接受治理和规约。如科学家们相互的认同性，相互评价的同质性。在这里，权威信誉就像硬通货一样广泛流通。“它意味着任何一项科学的陈述，一旦被某部分科学家承认有效，即可视为被全体科学家所接受；同时，它也使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之间具有广泛的同质性，他们相互尊重，并组成有机整体。”然而，这种承认接受内置了评价科学成果的尺度。波兰尼区分了科学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科学的正确性并非某个主张是否被接受的唯一标准。因为我们还要追求有效性（即科学意义），它要与科学系统有所关联，在系统里发挥功能。“正确性、深度和本然的人类利益――三者联合奠定了评价科学成果的基础。”

科学自治机构的功能是保护和调节科学实践，科学家的观点间从总体看，具有求同性、沟通性和普遍性。只有在趋向上有这种追求，“我们也就更贴近科学的真实基础了。”更重要的是，作者在科学自治和科学公断背后，探讨了权威模式和权力关系。两者作用于科学传统和科学论争的制衡协调。科学世界形成了新的权威模式，它的特点是散点化、抽象化的功能化权力。那种传统中心化、人格化的权力并不存在。“科学世界中并不存在凌驾于整个科学生命之上行使权力的中心权威。”这种新的权威模式，既保证科学传统的连续和一致，也保证了革命性、挑战性的科学主张不被错误压制。

即使革命性的学说遭遇科学公断反对时，也会动用科学传统里的其他资源来应对质疑。因为科学中的革命和保守派仍然建立在“普遍传统之上的整体生活系统之中”。“一旦科学公断的一致性被破坏了，那么无论树立任何一种中心权威也无法将之修复。”波兰尼旨在说明政府的行政权力并不能强行植入一个“中心权威”，取代科学世界的散在化权威。如果联系西方当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的现实，就会发现这种危险。政客们对科学家的掣肘，其实是中心化权威的强行僭越。从本质上看，它是威权的滥用，道德信仰的退却。可见，科学公断系统的运行并非没有漏洞，它的约束力既是松散的，也是外在的。作者认为只有内在的科学良心（道德信仰）才是本源自发力量。

因为直接屈从迎合，取媚于“科学公断”，招引同行认可的“走捷径”往往越发远离科学理想。同理，科学一味让步于政治威权，也是对科学共同体的背叛。科学良心的提出，是波兰尼描述的内在尺度，它是“调解直觉性冲动和批判性程序的规范法则和师徒间关系的最终仲裁者”。这种良心最终指向科学理想，确保科学家在理想的引导下做出价值判断（如发表论文、进行演讲、批判同行或推荐候选人等事务）。本质上，科学良心臣服于实在，奉献于科学的本真目的。我们能觉察到叙述的推进，那就是从科学公断和科学自治层面上升到精神实体的共通联合。个体的良心可以汇聚成为“科学良心的团体——有组织地共同根植于相同理想的团体——就出现了，它体现着这些理想，并成为这些理想之实在的鲜活明证。”

理想共同体依托于共同传统。作者则用类比和推演的论述，将科学世界拓展到普遍的社会传统，在法律和新教等领域也发现类似科学传统的其他结构。从而，科学领域正是推导的“经典论域”，法律领域里法官从以往判例里引申出法律原则，在良心的指导下处理具体个案。在新教里，《圣经》既是一种传统得以坚守，也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听从良心指引，进行重新解释。这里蕴含了传统的通变观，我们所依赖和寻求的从来都不是现成的、当下即时性的，而是应然的传统。传统原则总会留下余地等待个体心灵，个人良心发挥判断。这种重新阐释的自由，每次都会引入全新元素进入传统。“以科学、法律还有新教领域为例，这些现代文化团体都服从其自身的评价体系。科学公断、法律理论以及新教教义均衍生于一个普遍传统之上，并由独立个体的公论所形成。”作者从不同群体的思想活动里，进行相似性类比、推演性论述，使理论适用得到扩大化，最终涉及普遍化的社会信仰。但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又有不同，这是由权威的性质差异决定。“前者预设普遍前提，我们可称之为普遍权威；后者则强加最终结论，即特定权威。”这意味着科学和神学如果相互移借权威模式，是不可想象的。那将出现一个科学领域的“沙皇”，或出现一个被抹杀特定权威，丧失最终裁决功能的“神甫”。“建立一个凌驾于整体科学之上的命定权威必然对科学产生毁灭性打击，这正如科学的持续存在必然需要由科学公断正常运行而自然形成的普遍权威。”

在我看来，权威模式决定了良心的使用方式。科学和法律领域的普遍权威机制将权力还原到分散的个体（每个成员），宗教领域的命定权威则把权力汇聚在具体之人。普遍权威相信团体成员的良心能指引直觉，它的权威性类似均值合力，交融而成。它预设了一种有效性：每个成员都能与传统中的“实在”产生联系，也有能力重释、生成新的传统。命定权威则成了一种中心化、自上而下的“给定”（强制赋予），认为只有位于中枢的首脑才能在传统中找到革新因素。在本质上，它是对个体良心的否定与不信任。“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威概念，一个呼唤自由，另一个要求服从。”

波兰尼对权威与良心的关系，预设出某种理想状态，他不免对良心抱有过高估量。在他看来，良心和道德责任能催生才能、洞察和直觉。科学家们的个人判断只要遵从良心，就不会被其他力量推翻，因为他们本就已成权威。只要出于合法决定就是正当的，尽管它总有指摘之处，“但这些批判分毫未损科学家个人选择的效力。”这是否是价值理性的乐观——正当性和有效性先于正确性？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这是否也会造成一种集体编织的幻觉？在坚持科学前提的基础上，“他们听从良心做出抉择，与所有信奉科学的人们一起，承认其他科学同事所做结论之效力，并通过信任科学家的观点整体为真而承认科学本身为真。”我们发现，波兰尼陈述的条件虽很难同时兼具，颇有愿想色彩，但又确实成为一种必要默认。

“实在”对科学家的吸引，与科学发现的联动关系被波兰尼讲得相当简明。“一切创造性猜想的过程都被接触实在的冲动所驱策，主角们约略能感觉到这实在是既在的，正等着自己去统摄，这是所有创造性猜想的共性”。波兰尼关切一个非常有意味的地带，既不是科学观念史，也不如纯粹意义的科学哲学，而是侧重阐释科学中的心理学因素，道德哲学的内核。心灵意识是如何作为潜在力量，参与到科学发现及个体选择的全过程。这种倾向其实是人本主义哲学在科学领域的渗透。在作者看来，科学在本质上也有人学意义的基底，它始终离不开“作为个体的科学家”做出个人选择，这种主体性和意向性，不言而喻。

波兰尼与客观主义划出了一道界线。如何看待客观经验与科学发现的关联？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确定性，“客观经验无法帮助我们在关于日常生活的魔化式解释或自然主义解释之间做出抉择，也不能让我们在关于自然的科学观点或神学观点中分出优劣；经验可能支持其中的某种立场，但最后的抉择只能由一个心灵仲裁的过程来做出，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精神天平将逐一掂量那些可能令心理得到满足的形式。”这种论述实际说明信仰对阐释的可能性与指向性。客观经验总是一种素材，它有赖于心灵的“仲裁”得到言说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