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苑/文

1830年，黑格尔的学术地位已经如日中天。为了庆祝这位哲学家的六十大寿，他的学生们专门定制了一种纪念章，它的正面是黑格尔的肖像，背面是一幅带有象征性的图画：图画的左边是一个埋头读书的年长学者，在他头顶上有一只象征智慧的猫头鹰，右边则是一位高举十字架的女性，在两者中间则是一位守护者。据说，这幅图画挑明了黑格尔哲学所完成的一项“重大使命”，即在哲学与神学之间进行调和。尽管这种纪念章在黑格尔的许多朋友之中广受欢迎，但原本对黑格尔颇为赏识的歌德却对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在写给舒尔策的书信中抱怨说，黑格尔这位哲学家带着他的学生，在有关本质和理性的哲学问题上拐弯抹角地走了一段迂回的道路，最后却得出了一个用来调和哲学与神学的枯燥结论。在歌德看来，黑格尔的文字不断激发读者产生一种黑格尔正在完成伟大历史使命的期许，黑格尔不会仅仅满足于给哲学与神学架构桥梁的活动，这是资质平庸的哲学家才有兴趣花费毕生时间来从事的乏味工作。

应当说，歌德慧眼如炬，比黑格尔的某些学生更为透彻地看清了黑格尔宏大的哲学抱负。然而，对于自己学生的这种误解，黑格尔恐怕要承担主要的责任。作为一个以行文晦涩著称的形而上学家，黑格尔的哲学论著即便对于许多专业学者也是难以理解的。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困难，并非仅仅来自于那些晦涩的文字，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并不愿意轻易表露他的许多观点和立场，他在阐释理论的过程中主动戴上了许多面具来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正如王尔德所言，黑格尔所表述的形而上学真理是一种“假面的真理”。那么，黑格尔是如何使用面具的？在这些面具背后隐藏的是什么？黑格尔的这个策略是否达到了目的？显然，只有逐一揭开黑格尔的诸多面具的真相，我们才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

黑格尔热衷于将哲学比作“密涅瓦的猫头鹰”，它只有在黄昏时才会振翅高飞。黑格尔通过这个比喻强调的是哲学价值的历史性，只有在历史的某些关键时刻，在平时专注于反思的哲学才能够在改造人类命运的使命中大展宏图。由此，黑格尔将一种历史意识明确地引入了哲学思辨之中，而他的哲学也常常被后来的哲学家贴上“历史主义”的标签。按照通常的理解，历史主义是一种将真理与理性都边缘化的相对主义，但这种理解并不适用于黑格尔。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真理与理性占据了极其重要的核心地位，只不过在黑格尔的整个形而上学体系之中，真理与理性又呈现出了非同寻常的面貌。

克尔凯郭尔曾经不无嘲讽地批评说，黑格尔虽然建构了宏大的哲学体系，但他本人并没有居住在这个巨大的宫殿之中，反倒满足于生活在旁边的简陋小屋之中。这个批评意见很容易让人们认为，黑格尔倡导的是脱离生活的抽象真理。然而，黑格尔恰恰认为，抽象的真理无法成为哲学的对象，只有未经哲学训练的人，才会将片面的经验概括作为绝对的真理来信奉。哲学所揭示的真理是具体的，是与其他的概念处于复杂而又动态的关系之中，因而真理不能仅仅是某门学科片面展示的真理，而只能是参照世界整体在历史中不断动态展现自身的真理。黑格尔反对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将真理仅仅理解为主观符合客观的思想理论，真理不仅是认知意义上的真理，而且还是负载着普遍的实践价值的真理。黑格尔相信，理性是世界的主宰，因而能够确保具备普遍实践价值的真理支配历史的现实，对于历史而言，“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黑格尔的这个论断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为现存秩序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然而，马基雅维利赤裸裸地表示，对于许多取得巨大权势、取得大量财富的人来说，他们“不是运用暴力就是运用欺骗的手法。而对于用暴力和欺骗得到的一切，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用伪造的所谓的正当收益的美名，来掩盖他们取得这些东西时所用的那些可耻伎俩”。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是，“忠实的奴仆总是当奴仆，诚实的人永远受穷。除非既大胆又不忠实，否则永远也摆脱不了奴役；除非既贪婪又奸诈，不然一辈子也逃不出贫困。”历史上充斥着这种阴暗的例证，难道可以认为这样的历史现实也是合理的吗？

不过，这种异议并不能驳倒黑格尔的历史论断，因为黑格尔对于“理性”或“合理性”的理解也是非同寻常的。黑格尔承认，有力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成功者经常会做一些践踏道德的事情，然而人们只有根据局部的视角才会得出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阴暗结论。倘若从历史的和整体的角度去辩证地审视各种历史现象，就会发现一种“理性的狡计”在发挥着作用，也就是说，创造历史的个人即便追求的是某些违背道德的目的，但从他背德的行动中会产生出某些超出他主观意图的效果，而这些效果在漫长的岁月中将逐渐显露出历史合理性。比如，亚历山大大帝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向波斯与印度发动战争，这些战争虽然伤害了普通民众的和平生活，但是从长远看，战争促进了希腊、波斯与印度等地的民族交融与文化交流，让人类文明在整体上更加繁荣昌盛。正是通过这种“精妙”的辩证思维，就可以将原本阴暗疯狂的历史现象堂而皇之地变成光明合理的历史规律。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虽然充斥着这种违背理性与道德的不合理的矛盾，但恰恰是这种矛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借助于辩证的方法，就可以透过这些表象看到其中蕴含的合理本质，而这种本质不仅支配着历史现象，也支配着自然现象。黑格尔将这种现象背后的物自体理解为“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康德主张，物自体是人类无法认知的事物，倘若人类要对之做出阐述，就会产生超出人类理性能力之外的“二律背反”。黑格尔指责康德没有理解矛盾是万物生成发展的基本动力，通过辩证的方法来审视这些矛盾，就可以在扬弃这些矛盾之后看到它们背后所展示的“绝对理念”。

黑格尔对于“绝对理念”的阐释是相当神秘与晦涩的。作为复杂万物的整体实在是“精神的”，而绝对理念是以理念本身作为对象的思想，因而也就是思维着自身的纯思想，它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神”。然而，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并非抽象地停留于思想领域，而是会将自己作为支配者表现在各种自然现象与历史现象之中。黑格尔相信，一个人在真正把握了绝对理念的精髓之后，就可以按照“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模式，解释以往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甚至能预见到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由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包含了许多神秘的预言，它也被波普尔称为“神谕哲学”。

可以看到，黑格尔不断地用“真理”“理性”“神谕”乃至“绝对理念”等概念为他的哲学套上层层神秘莫测的面具，若仅仅聚焦于他的哲学文本，那就无法有效地窥探到黑格尔想要用这些面具隐藏的事物。对于成熟的心智来说，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就不应当只考察他说了什么或写了什么，而是应当去考察他做了什么与怎么做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应当到黑格尔生平的某些意味深长的事件中去寻找。

二

1806年，耶拿战役爆发，拿破仑以其卓越的军事才华指挥法军击败了普鲁士的军队，并率领着先头部队占领了耶拿。在这个时期，黑格尔正在耶拿大学担任教职。耶拿战役爆发的当天，黑格尔这个素来沉稳的人却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异常激动地写道，他亲眼看见了拿破仑“这个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黑格尔声称，他相信拿破仑是个摧毁陈旧秩序的革新家，他将通过刀剑和枪炮，把法国启蒙运动的政治理想强行引入德意志的王国，为德国的未来开辟新的道路。

不难看出，黑格尔将拿破仑当作了支配世界历史进程的绝对理念的代理人。事实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并不仅仅是在形而上学体系中得到抽象论证的一个概念，而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活动中体现自身的，而国家和民族就是体现绝对理念的重要手段。不同于康德所倡导的“永久和平”，黑格尔认为，在国家与民族之间爆发的冲突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矛盾是哲学思想前进的根本动力，战争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战争才可以保障国家这个道德机体的健康，“就像长期的静止会使海洋腐败发臭一样，长期的乃至‘永久的和平’也会使各民族腐败发臭”。黑格尔在他的作品中以各种方式暗示，真正能够体现绝对理念的只能是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它们是由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这样拥有强大意志与卓越政治军事才能的统治者领导的，这些统治者是推动人类历史向绝对理念前进的英雄。当然，黑格尔也承认，英雄在实现绝对理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暴力，会在完成伟大使命的过程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但是，黑格尔无情地嘲笑了普通人根据市民道德来衡量伟大历史人物的做法，“仆从眼中无英雄”。黑格尔的哲学是以拿破仑式的不可重复的个性为中心的，相较之下，普通的个人根本就不是目的，而只不过是实现绝对理念的高度可替换的工具，他们只有参照国家与民族所欲实现的绝对理念才能获得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普通人即便不幸成为了这些英雄的牺牲品，他们也没有资格根据自己平庸的道德来对这些伟大人物进行批判与谴责，因为他们眼中的“恶”恰恰是“历史发展的杠杆，民众的牺牲是历史车轮前进时难免碾碎的花草”。

通过以上这些补充，就不难揣测出黑格尔的哲学用众多面具真正想要掩饰的是什么。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言，“权力本身就是黑格尔用他那晦暗不明、带着诗意的文体加以赞美的东西”，黑格尔通过他艰涩的哲学思辨所最终追求的恰恰就是权力。囿于自身的血统、地位与机遇所限，黑格尔不可能像拿破仑那样在自己的国度里获得如此巨大的权势，但黑格尔力图通过自己在哲学思想上的智识创造，让自己成为“书斋中的世界精神”，并通过借助各种可资利用的权力资源，让自己成为学院世界中手握权柄、高高在上的“精神王侯”。

有人或许会对这个答案提出异议：纵观黑格尔的诸多传记材料，他给人们留下的整体印象似乎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学者，无论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至少存在着两种循规蹈矩，一种是善良温顺的人发自本心为之，另一种则是野心勃勃的人在处于弱势的时候用来掩饰自己真面目的面具。倘若仔细审视黑格尔的生平，就可以发现，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恪守道德规范的人，恰恰相反，为了让自己能够变得强大，黑格尔可以毫无顾忌地打破任何道德律则。黑格尔在文科中学的毕业演讲中，将自己家乡符腾堡的邦主卡尔·欧根公爵讴歌为一位重视本邦教育事业的开明君主，而完全不顾他曾经迫害过席勒和舒伯特的专制暴行。不管怎样，黑格尔获得了邦主颁发的奖学金，得以在图宾根神学院继续深造。

黑格尔在扩张自身权力的过程中，不仅会积极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权势，而且还会冷酷地切断一切有碍于他自己发展的人的亲密关系。荷尔德林是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结识的好友，1796年，当黑格尔处于远离亲友，久滞异邦的困境时，荷尔德林热情地帮助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找到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然而，荷尔德林这位“艰难时代的诗人”随后不幸地由于来自情感、事业与理想等方面的多重打击而陷入了精神错乱。黑格尔起初还向他们的同学辛克莱打听荷尔德林的下落，当得知荷尔德林的精神状态可能再也无法恢复正常时，黑格尔就果断地让荷尔德林的名字在他的通信中消失了。荷尔德林在疯人院接受照料的那段时间里，黑格尔一次也没有去探望过他。

康德告诫我们，每个人都是其自身的目的，而不应当仅仅将这个人当作工具和手段来利用。不过，康德的这个教诲显然并不能对他的伟大对手黑格尔产生多大的约束。黑格尔在攀登权力阶梯时不仅毫不留情地将他周围的人当作助他自己平步青云的踏脚石，而且还心机深重地将他的那个时代盛行的自由思想作为助他平步青云的踏脚石。众所周知，黑格尔在年轻时热情支持启蒙运动的自由政治理想，晚年却蜕变为一位热衷于为普鲁士专制政权辩护的御用哲学家。许多由衷地热爱黑格尔的年轻人为他的这个政治上的“华丽转身”而痛心疾首，然而，这些年轻人在这件事上恐怕是白白地浪费了感情。对于一个酷爱权力的野心家来说，当他在弱小的时候，他就会极力主张可以避免遭受他人压制与侵害的自由与平等，当他通过发展变得强大以后，他就会积极利用自己的强权去压制和侵害别人。对于黑格尔来说，年轻时捍卫自由有助于为自己争取崭露头角的机会，年老时压制自由则有助于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威与地位。1813年，黑格尔的《法哲学》出版以后，《文学汇报》刊登了一篇为黑格尔的竞争对手里弗里斯辩护的匿名评论。黑格尔读后暴跳如雷，他摘抄下了评论文章中他认为带有侮辱性的段落，转交文教部要求政府限制这种“过分的出版自由”并惩罚这个不具名的作者。

纵观黑格尔的一生，不管他的具体政治立场发生了什么改变，这些立场或许都可以被视为他追求权力的不同策略，而他热衷于权力的初心则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只不过在黑格尔年轻时，他需要面对那些真心相信启蒙政治理想的学术权威与强劲有力的竞争对手，他就不得不用各种面具来掩饰自己狂热的权力欲求。随着黑格尔逐渐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并巩固了自己作为学术权威的地位时，他就可以越来越明显地抛掉这些面具，露出自己真实的野心。甚至可以认为，作为一个深刻理解历史契机重要性的哲学家，黑格尔抛弃这些面具的时机也经过了他的一番精巧算计，黑格尔由此爬上了学术与人生的巅峰。

三

1812年，拿破仑在与俄军的交战中遭遇惨败，法国军队土崩瓦解，拿破仑丢弃了残部逃回巴黎。在他离开被击溃的军队时，拿破仑说了这样一句名言：“从崇高到可笑仅一步之遥，”而这句名言也神奇地预示了黑格尔随后的命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黑格尔的精神偶像拿破仑的溃败，却给黑格尔本人开辟了一条新的攫取学术权力的道路。

随着拿破仑势力在欧洲的衰减，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看到了让自己的国家崛起，以德意志的秩序来取代原先由英法支配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强国之梦，威廉三世就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推行有助于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大政治”。政治嗅觉敏锐的文教部长阿尔滕施泰因意识到，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自己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打造世界一流的德意志大学形象与世界知名的德意志思想家形象，进而借助思想家的权威去消解校园内可能出现的威胁普鲁士王政的革命思想。老谋深算的阿尔滕施泰因相当清楚，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政治理想已经深入人心，单纯去否定它们或压制对它们的讨论，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不可控后果，而真正高明的做法是，在表面上保留这些理想的概念，暗中则用某种技巧偷换这些概念的内涵，将之改造为可以服务于普鲁士王政的思想。阿尔滕施泰因发现，黑格尔不仅已经在国内外具备了一定的声望，而且他的辩证法可以有效地改造危险的政治思想，将人们对现实矛盾的不满转化为对国家与民族的崇拜与效忠。于是，阿尔滕施泰因以高薪与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职位为条件，邀请黑格尔到柏林大学任职。

黑格尔将之视为一个可以让自己向上攀升的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他逐渐放弃了那些用来韬光养晦的面具，开始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夹带大量取悦世俗权力的私货。应当说，黑格尔的这种宣教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在黑格尔担任柏林大学校长期间，柏林大学没有发生一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案件，黑格尔也因此在1831年荣获政府颁发的三级红鹰勋章。当然，黑格尔对政府的效劳不是无偿的，他也积极利用政府的权力来提升自己哲学体系的地位。

在海德格尔看来，黑格尔的哲学是独一无二的，将来绝无可能有一种哲学的立足点高于黑格尔的体系，因为黑格尔的哲学“事先就已经在立足点上涵盖了所有先前的哲学”。事实上，这也是黑格尔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黑格尔并没有将先前的哲学视为纯粹的谬误，而是认为它们包含了部分的真理。整个哲学史就是不断向真理逼近的过程，先前的哲学作为迈向绝对真理的阶梯，通向了黑格尔的哲学理念。由此，黑格尔也将自己的哲学作为绝对真理，置于整个哲学史的最高峰。应当说，黑格尔精心编织的这个哲学史叙事虽然是宏大厚重的，但在学术上并非无懈可击。不过，黑格尔利用政府给予他的权限在大学安插自己的追随者，在他的追随者与官方媒体大肆宣传造势之下，黑格尔的哲学终于登上了代表绝对真理的神坛。

然而高处不胜寒，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崇高地位很快就产生了许多可笑的尴尬问题。为了捍卫其绝对真理的地位，黑格尔宣称自己的哲学是“科学之科学”，它可以有效指导科学的实践。然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里包含了许多违背常识的思辨臆断，引起了众多科学家的反感。德国现代大学之父洪堡不无遗憾地表示，黑格尔自然哲学流行的时期，恰恰就是德国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与法国的时期。黑格尔也因此遭到许多科学家的反对，最终没能在普鲁士科学院谋得一个席位。

黑格尔的绝对真理需要他的众多追随者进行宣传，而黑格尔将他的羽翼安排到各所高校之中，他们在那里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学术圈子。这些人对于不认同黑格尔的绝对真理的青年学者进行了各种打压与孤立，在这种缺乏宽容精神的学术氛围下，许多有才华的年轻哲学家退出了高校的哲学系，其中就包括叔本华在内。必须承认，叔本华在他的作品中对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批评颇不宽容，但恰如罗尔斯所言，“一个不宽容的团体是没有权利抗议对它的不宽容的”，鉴于黑格尔的追随者对于叔本华的种种压制，叔本华的这种反击也情有可原。

黑格尔高高在上的地位同样给他本人带来了许多额外的压力。1831年夏，霍乱在柏林肆虐，黑格尔带着家人到克罗伊茨贝格避过了第一波疫情。随着第一波疫情的消退，文教部不安地发现，在疫情期间，柏林大学讲授法哲学教程的教授具有共和主义的倾向，于是要求黑格尔回到柏林大学亲自讲授这门课程。出于对政府的效忠义务，黑格尔毅然接受了这个工作，但由于黑格尔的保守立场以及疫情的反复，只有25名学生来参加黑格尔开设的讲座，黑格尔本人也在第二波疫情到来时染疫身亡。

在黑格尔死后，他的哲学体系遭到了许多著名哲学家的猛烈攻击，在这些哲学家中，有些是厌恶黑格尔学术霸权的自由思想家，有些则是觊觎黑格尔的至高地位，想要通过克服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来取代黑格尔的野心家。归根到底，正是黑格尔生前享有的手握绝对真理的至高地位，让他在死后招致了如此众多的批判、诟病乃至嘲讽谩骂。平心而论，黑格尔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富有创造力的大哲学家，在他的宏大体系中囊括了许多迄今仍然发人深省的丰富思想。或许，只有在黑格尔彻底走下他借助世俗权力精心打造的神坛之后，人们才能真正宽厚而又公允地审视他遗留下来的哲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