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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西学东渐”，分别来自西域和西洋。

来自西域的，是以佛教为主流的西学，从印度和希腊化世界来；来自西洋的，是以基督教为主流的西学，从欧洲经由大西洋、印度洋，往中国的南海来。这两次“西学东渐”，一次发生在汉、唐时期——中世；一次发生在明、清时期——近世，它们都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还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安子之行：让佛教说汉语

佛学东渐，其来路，若划一线为标志，拟从西北往东南，从天山一直到天台山，跨越黄河、长江流域，从面对高山，到面向大海，基本上将中国贯穿。

而第一个这样走来的，便是那位安息王子安世高。东汉时，他从中亚入中土，崎岖而行，往东，往东，再往东……我们假如他沿着从犍陀罗到敦煌的一路走来，他会看到怎样的情景？葱岭以西，那就不必说了，进入天山走廊，他应该遇到龟兹吧？

龟兹，最早出现在班固《汉书·西域传》里，为汉代西域36国之一，离长安7480里，户口6970户，人口81317人，兵21076人，在西域还算个大国。

安世高经过时，龟兹还未成佛国，闻名于世的壁画与克孜尔千佛洞等还在孕育中，要等人来播种，据说迦腻色伽曾派人来传过教，播下了佛法的种子。安世高也是播种机吗？我们就权当他也留下了佛教的行迹吧。

所过者化，后来，这里不仅有了千佛洞，还出了一位高僧，那就是鸠摩罗什。据说，为了这位高僧，迦腻色迦王之于马鸣的故事，在龟兹重演了一遍。当前秦苻坚之时，有僧人自龟兹归来，盛赞鸠摩罗什，僧道安劝苻坚请罗什入中土，苻坚求之不得，遂出兵西域，伐龟兹而得之。然，罗什归来之时，已时过境迁，前秦也变成了后秦。

安世高毕竟是先行者，比鸠摩罗什早了约200来年，他往中国去，既没有皇帝来请，也没有国王来抢，他独自而去，据说有前世因果，要在中国了断。

龟兹之外，他可能还到过于阗，不过，此二国者，一南一北，于阗在南道，龟兹在北道，安子之行，当择其一，怎能同时走两条路？这不过是说借安子之行，泛言西域风土，非实指安子所行之路径，是借他曾“遍游西域诸国”之眼，略见文化中国西域之一斑。

于阗开国，佛缘甚深，有种种传说，结果都跟阿育王有关，把它看做是孔雀王朝在喜马拉雅山北麓下的一个蛋，当然，是一个融合了多元文化基因的蛋。

安子到此，应当见过“汉佉二体钱”，因钱币上铭有汉文和佉卢文，又饰以马纹，多见于和田，故称“和田马钱”，难道和田不仅多美玉还多战马耶？币正面佉卢文：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矩伽罗摩耶娑。背面有汉文：重廿四铢铜饯。

佉卢文，意为“驴唇”，传为驴唇仙人所创，又名驴唇体文书。佉卢文，初起于犍陀罗，可追溯至公元前，在希腊化世界流行了好几百年以后才逐渐消失，但丝绸之路沿途各国仍在使用，可能沿用到七世纪才放弃。这应该是中国式天下同希腊化世界相结合的一个金融性标志。

后来，龟兹也出现了“龟汉二体钱”，但在币制上，已从希腊化货币转向中国式铜钱，被称作“龟兹五铢钱”，不过，那已至三国时期，安子未曾看见。

还有和田玉，也是玉文化里的一顶皇冠。那使人产生了良渚人的诗与远方的和田玉，就在齐家人的卧榻下、在金玉良缘中追求文化中国梦的和田玉，用它温润柔美的和平之光，又在西域发出四方来会、八方共处、天下一家、人类大同的蕴意。

有了人类大同，那位安息王子才有前世因缘要来中国了断。总之，他带着佛教上座部的轮回和因果的种子，往东土去了。

从于阗国往东去，还有一个附属小国，叫精绝，像于阗一样，也信佛，也用佉卢文和汉字治国。精绝人把他们的信仰雕刻在木板上，留下一块块木板佛像，把他们的文字也写在木板上，除了佉卢文木牍，还有汉简，也许这是当时西域通用的文字。

西域城邦国家，本就希腊化，用佉卢文，写驴唇字，早就开始了，汉字来得晚，要在张骞通西域以后，当汉设都护府治理西域时，令西域人说汉语写汉字，作为官方文书，通行西域，因此才有西域诸国双语齐下，并为佛教传译，准备好了译者。

安世高，就是汉传佛教初期一位卓越的译经者，他所译经之数，为34部40卷，现存安译佛典22部26卷，但他是到了洛阳以后才译的，还是一路行来，边走边译？今已无法辨认，我们已知他来华时间是“汉桓之初，始到中夏”，大致在二世纪中叶，但他何时从安息出发，在西域游历了多长时间，今亦无从考察。

相比之下，唐玄奘取经，就会按照时间和地点的顺序，写一本《大唐西域记》，记录自己的行程与见闻，因为他脑子里有个东西叫“历史”，历史的经验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而安世高的脑子里都是轮回和因果，对于当下正在发生、未来可能成为历史的东西，他一概视而不见，因为跟轮回比起来，历史实在不算什么，跟因果比起来，现实也不值一提，所以，他可以放弃在安息王朝的王位，往中国去，赴前世之约。

他只身前往中国，没带公务，纯属自由行，虽然不在王位，理应不乏盘缠，更何况，他所到之处皆为佛国，能来讲经说法，已然求之不得，故其或以传教或译经，行万里路而能安身立命，让佛教说汉语，说轮回和报应，他可是当时第一人。

他本是安息王子，但他却能在佉卢文和汉语之间转换，这应该得益于他在西域诸国的深度游历。木简上的那些汉字，不光精绝有，还通用于整个西域，不光汉简上有，汉锦上也有。汉简有可能是官方文书，而汉锦则多为个人财富。

在尼雅古城遗址的墓葬里，发现一对合葬夫妻，身上覆盖着汉锦，缤纷中还绣着“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昏”为婚，这难道是大汉天子赐婚？

如此一床锦被，那是怎样的一笔财富！佉卢文书提到了一次交易，因为饥荒，国王出售了一件丝质短上衣，换来16弥里码赈灾谷物，约300来公斤。墓葬里，还出土了一截锦护臂，绣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上，神鸟、白虎、瑞兽，游走于云纹间，配合着文字。这句话，出自《汉书·天文志》，原句是“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以五星之天文，对应东西之地理，再应之以夷狄，这便如太史公所谓“究天人之际”，谁能想到它竟然会出现在西域的精绝国里。

有人说，这片汉锦可能与汉宣帝有关。汉宣帝时，羌人叛乱，帝命赵充国平叛，最终得胜，因为，另有一片织锦，绣着“讨南羌”三字，连起来读，就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自周秦以来，国之盛事，皆以铭金刻石为记，惟于丝绸之路，才把天命织入锦绣中。

大概汉人就用这样一种高度审美化的国家权威来通西域吧。

楼兰之死：致命的自负

再往东去，我们就跟着安子，进入那个神往的楼兰古国了。

楼兰古国，汉称鄯善，其国虽小，但位置重要，在天山南道，成为连接天山走廊与河西走廊的枢纽。从此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环塔里木盆地，分布着一块块绿洲，盘踞着一个个小国，北路可通龟兹，南路直达于阗，而精绝，或依于阗，或属鄯善，一如鄯善国面对匈奴与汉，此固由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亦由西域水土习性使之然。

西域之水，行于绿洲与沙漠间游移不定，人逐水而居，遂亦习于游移，立人如此，立国亦如此，此乃适者生存，为国之生存本能，非以道德可求，形成了“行国”特色。

楼兰立国，位于塔里木河下游，有支流孔雀河贯穿其间，然孔雀河时断时流，出没无常，立国于此，国亦如之，故其于汉匈之间，亦自摇摆不已。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当汉军进驻时，即在楼兰屯田，亦耕亦战，从下游往上游进展，楼兰本一畜牧小国，水土资源有限，怎经得起汉军大规模屯田？楼兰国民总动员，男女老幼全体，才四万余人，而汉家将士乍到，就有万余人驻此，小国难以供养，唯有军屯，以战养战，耕战合一，才能进取西域。

军屯，为楼兰提供新生产方式，此虽可致一时繁荣，却难以持续，一个本来可以在零增长中自给自足的小国，被绑在了做大做强的汉王朝发展的车轮上，当整个塔里木河流域都被屯垦时，原本缺水的楼兰国就更加缺水，被沙化只须待以时日。

有时，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蕴含的风险，比一场战争更为深远，会对一个国家带来根本的改变。就沙漠边缘那几块绿洲，水土有限，哪经得起长期屯田？而战争，当然要顾眼前，即便为了当下的胜利，也要敢想敢干！治国先治水，要把河流管起来，将国家命脉抓在手，再把河源找出来，握住天下人命根。

汉人用剑与犁，驯服着西域，“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节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中如是说。但这致命的自负，却要了楼兰古国的命。安子到来时，楼兰尚且繁荣，有汉锦遍地，佛塔高耸，美女无数，等到晋僧法显路过此地时，已然面目全非，若据《佛国记》中所言，已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从繁华商邦到死亡之地，这一转变，当问究竟如何发生？

据说，为了保护环境，楼兰还曾立法，规定：不论是谁，凡连根砍断树者，处罚马一匹！砍掉树枝者，处罚母牛一头！可面对汉军屯田，立法就没用了。除了军屯透支水利，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游移的湖》中指出了一个更为严重的情况，那就是公元330年，塔里木河改道，罗布泊游移，使得楼兰被弃。

在赫定看来，罗布泊是楼兰命根，命根子移走，楼兰就死了。而罗布泊，天然就是个“游移的湖”。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塔里木河改道，难道就跟军屯无关？军屯，反映了农耕文明对于游牧的自负，以及王朝中国对于西域的自负，从这两种自负中产生的治水文化，对于楼兰来说，就是致命的自负。

当屯田从楼兰一直屯到龟兹，龟兹位于塔里木河上游，屯田必须蓄水，上游蓄水，而使旧河改道，旧湖干涸，下游断流，此即致命的自负带来致命一击。

安子其来，便行于这致命的自负中，佛法在他心头格外沉重。首当其冲的想法，便是汉治西域，当以佛法，不能全靠兵法。

汉、唐异代，其于西域，亦各有其治。汉治西域，未以佛法，何也？佛法东传，尚在半路，如安世高等。其时，佛经方译，佛法初兴，未能普及而成国之利器，至唐治西域，中国佛教已盛，遂于兵法之外大兴佛法，故能胡汉共和，中西一体。

敦煌与长城

从楼兰再往东去，那便是敦煌了，进入敦煌，已有两个关口。

一个是阳关，为南道出入的关口，另一个就是玉门关，为北道出入的关口，从和田来的玉，由此入关，所以叫玉门关，安世高就从玉门关随玉流而入。

他这一路行来，所游历者，皆为佛国，可一到敦煌，佛就不见了，触目所及，都是长城。敦煌汉长城，非以砖石砌之，而是以红柳、芦苇等植物枝条打底子，铺土和砂砾石，再夹芦苇，再铺土和砂砾石，层层夯筑而成，以此分段修筑，相连为墙。

长城内，于洼地上，覆盖细沙，号“天田”，用来观察脚印。长城沿线，每十里许，即有烽隧，十里一大墩，五里一小墩。烽隧，以戍卒守，敌来，白日起烟，黑夜举火，警示三十里。敦煌境内，有烽隧80余座，为土筑梯形方柱，其筑造方式，计有三种：一以黄粘土夯筑，二以天然板土、石块夹红柳等垒筑，三以土坯夹芦苇等砌筑。烽隧，大都位于长城内侧，建在高处，一般都高达七米以上。

到了河西走廊，跟天山走廊明显不一样，最明显的就是长城。

天山走廊，未见有长城逶迤。长城化管理，是中央集权的标志，将国家边界沿着农牧分界线，用万里长城划分出来，长城所到之处，都被纳入郡县制。长城以外，则为邦国制，设都护府管理，西域虽不由中央集权所治，但也未脱大一统樊篱。

长城不但作为国家主权标志和军事防御体系，具有国防功能，还在国家的边疆，沿着长城一线，造就了一个个城市，发挥着经济开发和城市建设的功能。

河西四郡兴起，就是长城往西域延伸的产物，汉代最早的玉门关，原在嘉峪关的石关峡中，随着汉长城穿越河西走廊而向西去，从石关峡迁往敦煌西北。

提起玉门关，人们首先就会想到唐诗，那是唐人的诗与远方。

我们可以通过唐诗对玉门关的想象来确定玉门关的大致位置。

王昌龄咏李广“不教胡马度阴山”，胡曾咏班超“西戎不敢过天山”，这两句诗，反映了两汉时期汉家天下在西域的进展。从李广“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国土保卫战中，我们没有看到玉门关。到了班超时，已是“西戎不敢过天山”，他开始想念玉门关——“唯思生入玉门关”了。书生从戎，白发戌边，人在西域，玉门关就是中国代表。

那时，天山还是西域，还不能算做中国之地，那些迷你型城邦小国，尚属希腊化世界遗产，虽被纳入中国式天下管理，但未能与中国融为一体，我们很难想象，像班超那样的史家子弟，会落叶归根在只有佛国的世界里，对于他来说，玉门关外，天山脚下，就是西域，能入玉门关，才算回到中国。回归故里，故班超“唯思生入玉门关”。那班超，是人在天山，回头看玉门关，那心情便异于王之涣。

王之涣《凉州词》写玉门关，是人在凉州从凉州看，想象着黄河，从那飘浮着白云的高原上，奔流而下，万仞千丈中，有一座孤城耸立，那就是玉门关，那里的羌笛声，穿云裂石满天飞，却不知杨柳依依是啥样子，就因为，“春风不度玉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