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欧阳晓红 即将步入2020最后一个季度的全球金融市场似乎在“探底”——内外市场几乎同频共“震”，当欧洲疫情急剧反弹，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不确定性因素放大的时候。

市场沉不住气了？从和平角度来看，如何在失序的宏观世界寻找动态平衡？

“一个是技术的进步，一个是新市场的开拓。”上海新金融副院长、原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说，它们或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能。有别于常规的经济周期，他用两个关键词“经济政治大转换+强烈的摩擦期”定义当下的世界经济状态。

通胀OR通缩？在宏观经济面前失效的经济理论与宏观调控工具可以怎样解释这个被疫情激化矛盾的世界，把握失衡的国际宏观形势与金融市场？

按照刘晓春的话说，需要在50年来的全球化大背景框架下，动态观察与梳理周遭发生的一切。或许人们习惯在多个割裂的闭环中、在单个的经济体中，静态评价或分析大事件，但那样无疑会有失偏颇。“不要怕不要傲”、“在‘去全球化’中推进全球化”、“民营企业要赢得市场的信任，而不是博取舆论的同情”。

回归本源，“关键在于‘立法与执法’，完善法治建设其实是当务之急啊！”与对话的刘晓春颇有些用心良苦；其“金句”可能说不上是建议，但发人深省……

一

：目前世界经济处于怎样的一个周期？我们可以如何去定义它？

刘晓春：我认为，现在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转换的时期，也可以看成是大转换的一个强烈摩擦期，它或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这当中，有平稳期，也会有摩擦较激烈的时候。

目前来看，我们可能进入到一个摩擦激烈的时候，它和一般的经济周期不太一样。在转换或在摩擦过程当中，影响全世界的突发疫情又会加速转型或加大转型的摩擦力度。

：似乎当前正在经历典型的相对财富和权力的巨大变化。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巨大转变，这将影响到所有国家。那么，传统的经济理论该如何去解释目前发生的一切？

刘晓春：我觉得传统的经济理论可能很难解释。或者说，作为经济理论起码有两个层级：一是相对哲学层面，比如“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等类似公理或根本性的理论，似乎可以用它解释所有的现象；但在特定环境下又没啥用处。

因而，就此我们还有第二层级——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凯恩斯的理论，它是针对一定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并归纳总结出来的理论。像这类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确实不能解释当前的宏观经济，而且由那些理论所产生的宏观调控工具也失效了。

还有一种视角是：分析50多年来的全球化以后——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它对宏观经济理论、宏观调控工具所产生的影响是什么？这点非常关键。因为如果“点开”它来看，尽管很多事情还是看不明白，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值得关注：

比如，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也好，宏观控制手段也罢，其虽然关注到国际贸易，以及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等，但我们分析宏观的时候，通常是在一个经济体内部来进行——是闭环的；并不是放到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当中去讨论。那种语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可能只是作为学科进行研究而已，一个政府考虑宏观调控时会把进出口贸易作为一个因素，但不会是主要因素，只会就国内的就业和通货膨胀等数据选择宏观调控工具。所谓宏观调控是那种状态下总结出来的，将“通货膨胀、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指标，就是从那时衍生而来的，即它是作为一个经济体内部运行而得出的概念。

：而一个经济体的概念意味着怎样的理论认知、框架？

刘晓春：实际上，在单独的经济体内，其一产、二产、三产等都有基本价格或价值的成立前提；国际分工只是国内分工的弥补而已——是这种前提下，形成的传统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以及宏观调控工具等。

换言之，凯恩斯理论是建立在以第二产业为核心的封闭经济体基础上的。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环境下，技术条件尚未发展到今天的水平。那时的总体供应，像物质供应属于紧缺状态，诸如社会生活的物资供应等还是紧平衡状态；当时那种情况下，便产生了所谓的经济周期（有通缩也有通胀）。

于是，出现“经济过热—物价上涨—出现危机；危机之后—消费不足—价格下降”等周期现象。那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大家觉得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失业与通货膨胀”。

而在当时条件下，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刺激政策、放水等，就能来拉动消费，并进而带动工厂去投资去生产，然后经济就起来了……因此，总结出这种宏观规律，形成了宏观经济理论，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等。

此经济理论框架下，总结出国家控制宏观经济关键是两个目标：通货膨胀率与就业率，央行的政策目标变成以控制这些指标为主。

：那么，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刘晓春：对，通过50多年的全球化之后，国家已经不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可基本平衡、自我基本满足的一个经济体了，各类产业被放置到世界范围进行布局。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已经不是斯密和李嘉图时代天然的优势互补，而是资本有意识的、主动的产业链战略布局。比如美国，前些年我们许多人还在羡慕，认为其掌握关键科技、金融等，处在产业链的顶端，所以它的利益最大。作为一个国家收益或资本回报来讲，那样确实不错。但作为一个经济体来看，它的第二产业可能就空心化了。这对一个经济体内部就业岗位的结构和经济运行规律带来很大变化。

从市场的理解来讲，一旦紧缩，经济下行，央行就会放水；原来条件下，所放的水会形成需求，最终会进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投资、增加生产、增加就业，最后股市才会好转——最终一定是股市会起来。但现在呢？全部集中到最终的结果去了：那边放水，这边股市就上涨；抛开了实体。为什么？因为大量的生产投资在美国之外。

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技术条件、生产能力，已远远超过一般情况下人类的自身基本的消费需求，即产能过剩。或者说，只要国际市场有需求，中国等生产国家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的生产出来，而且价格也起不来。这样，在美国，传统统计中的通货膨胀就不会出现。

一方面是发达“经济体”没有第二产业，一方面是第二产业在第三世界国家——而它现在的产能远远超过它自身一般增长的需求；因此，在生产国也没有通货膨胀，即使央行不断放水，消费也没有短缺，但就是不会有通货膨胀。

美国无通货膨胀，因其生产能力都在境外，且境外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其需求。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毫无疑问——我们的第二产业非常强大，即使刺激下去，价格也不见涨。

现在虽然有其他国家的竞争，但某种程度上，中国仍是世界工厂；生产能力不仅能满足中国自身的需求，还能满足世界的大量需求。如此，放水刺激下去，通货膨胀同样不会起来——尤其目前国际需求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投资需求可能也起不来。就像我们有第二产业，但产能过剩，趋利投资也不进去。正如这段时间，银行放了不少贷款，但实体经济的投资需求仍不旺。所以，中国增加货币投放，上涨的也是资产价格。

我不能肯定我的分析是否符合理论。但是这么个现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解释不了。当经济下行、市场流动性紧张，央行运用传统货币扩张工具，希望将通货膨胀率抬升到理想范围，刺激实体经济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结果是没有通货膨胀，没有投资需求，资产价格却上涨了。美国、欧洲、中国等，都是如此。不过，同样的结果，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运行机理则非常不同。

：但好像最近价格在上涨，CPI逐月小幅反弹，尤其资产价格的上涨较快……

刘晓春：这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逻辑： 资本市场直接看结果，不看过程；那边央行放钱了，这边资产价格就上去了。而之前的逻辑下，放水会形成需求，形成需求就会刺激工厂投资，那么就有生产，工厂有效益，股市就好起来了……

美国没有相当规模的第二产业，放水后资金只能直接到结果（资本市场）。而中国，钱放出来，因为产能过剩，资本也不会进入第二产业，只是进入资产市场当中……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结构不一样，但结果“一样”，就像宏观调控的结果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宏观理论可能更多的要考虑国际产业链主动战略分工因素，形成新的宏观理论。宏观调控要更加强国际协调，寻找新的宏观调控工具，从单纯一国的宏观调控工具箱发展到一国宏观调控工具箱和国际协作工具箱相结合的“双工具箱”。这是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课题，也是国际关系的新课题。

：顺着这个框架，您觉得全球经济复苏的目标、动力应该会是什么？

刘晓春：从人类历史来看，所谓经济学均衡有两种：一是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遇到危机后，只能通过瘟疫、战争等重新博弈，从而获得新的平衡。

另外一种是，如果希望和平，可能会想到两点：技术进步与找到新市场。现在，大家可能更多是在等待技术进步。如果从和平角度考虑，这50年来，或者说二战以后，总体世界上是太平的，尽管有局部战争；之所以能够维持和平环境，就因为科技进步与新市场的不断开拓。包括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重新开始启动，消化了很多因为技术进步而增加的生产能力，使得经济越来越繁荣，市场越来越大。

这两个方面（技术进步与新市场开拓）就是要让更多目前比较落后的地区能够发展起来——形成新的市场。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还有“双循环”战略可能都是比较好的出路。各主要经济体需要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摒弃零和竞争思维，加强协调与合作，通过技术进步和新市场开拓，激发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和平发展。

二

：中国提出“双循环”战略，有人说，更多是想用内需替代外需，你怎么看？

刘晓春：换种角度看，实际上，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产能至少超过目前的需求，那么，我们是否还有潜在需求？我觉得是有的……像西部地区还很落后，它们能够发展起来的话，就将会是一块非常大的新市场。同时，随着扶贫目标的达成，人民收入的逐步提高，14亿人提升生活品质的需求也是巨大的。

而且，通过这些年的基本建设投入，以及对西部地区的开发，也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比如，我最近去的贵州，它的地理特点很有意思，是高海拔山区……在以前的交通条件下，它每一个山头或者说每一个小地区，只有少量东西需要到外面去交换，属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区，基本上不会成为产业链的一个链接节点。

那么，现在通过这些年的转移支付，基本上县县通高速公路，甚至做到村村通水泥路……交通起来以后意味着——原来独立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有了和外界进行大量快速交换的可能。再加上互联网、物联网和5G的普及和运用，一方面是它的产品可与外面交换，另一方面，可以加入到外面的产业链中。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都建立起来，一个是交通，一个是网络，内循环起来以后会增加很大一块市场，同时也会拉动消费，这对带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非常大的动力。

：我们提出“以国内循环为主”，那如何看待它与国际循环的关系？

刘晓春：总书记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我认为，首先“双循环”并不排斥国际循环。其二，作为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哪怕30%甚至20%依赖于进出口，参与国际贸易，其在全球国际贸易中的占比都很大，没有必要为此担心。如果说内循环，就不需要外循环了，这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如果内循环好，产业链强大的话，在国际大循环中，竞争力会更强大；在国际循环当中就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所以要动态去看，而非静态分析。

：事实上，我们注意到上个月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发布的径山报告阐述了“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并为此提出了7个方面的建议，它是否有一个秩序或者“抓手”去撬动经济潜能，包括说是一个组合拳的方式？

刘晓春：这七大建议，诸如：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技能人才占比，加快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国内消费市场；构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提升金融体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应性和协调性；推进房地产金融改革，促进房地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以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推动形成互利共赢局面；保持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等等。

我觉得很难机械的去评估先后秩序……因为它们是涉及整个“十四五”短中长期甚至更长期的政策建议。当然，始终要有目标“抓手”。就此来看有两点：一是从国家层面来讲，一些战略技术，战略的行业，产业政策要到位；比如“粮食”要抓在自己手上，不能简单的说“国际分工”就行了。先要好好活着。另外是关键技术。不能因为别人怕你，就不掌握关键技术——呆在产业低端领域。所以对一些关键技术，关键产业，战略上，国家层面要有精准的政策。

第二，要更加开放市场，让市场，让企业家能够在市场中及时地寻找机会。

与此同时，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检讨，在整个外交和西方接触当中，我们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但是也要客观去看，本质上，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历史上就这样。这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的。

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理性看待新冠疫情爆发后，一些国家“去全球化”的言论和政策，以及一些国际公司重新考虑产业链布局。作为国家和公司，进行这样的战略调整，是正常的，没必要把这些都当作是针对中国的战略举措，过度解读。即使美国一些政客提出与中国“脱钩”，有打压中国发展的企图，也有其国内经济矛盾的现实原因。奥巴马时代提出再工业化的原因，正如前面讲到的是美国产业结构不合理。虽然从资本的角度讲，它的产业结构最好，处在食物链最顶端。但这个经济体作为国家来讲，它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不可能所有每个人都生活在顶端，因此，要让不同层次的人有相应的就业机会。那么，就要产业结构丰富，所以它的再工业化战略，更主要的是由它国内矛盾决定的。

不妨从国家本身内部矛盾去考虑，去理解对方为什么要那样想，它可能不仅仅针对中国。

的确，经济发展能否提供适合人口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就业机会？这问题值得研究。要关注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会创造更多简单的劳动岗位，但会带来两个问题：产业空心化对就业结构带来的变化；以及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却基本停滞的矛盾。

：你刚刚讲，国家的战略物资要自给自足，回到这个层面上，我们就此能够做到吗？还是说我们其实还有短板？

刘晓春：目前，在许多高新技术、核心技术上，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也是前面讲的一些战略技术与产业，国家要从战略层面去解决，去布局……去突破；而且，可能后面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是，好在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资本储备、人才储备、技术储备等方方面面，都已经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再者，历时70年我们建立了一个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点值得自豪。但也要想明白，我们不可能生产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也没有必要。同时，也不要因为稍微失掉一点市场，就好像多么痛苦，似乎谁又占了我们的便宜……其实，一切主要看市场、看竞争，看我们的企业、技术、营销能力等是否有市场竞争力，这才是最重要的。市场和竞争是动态的。

第三，确实要动态去看待所谓的去全球化。不少人习惯算死账：说这个没了，我们GDP会减掉多少……其实，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正如，进一步而言，美国想要再工业化，我相信它也要20､30年；从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到现在10多年了，效果甚微。就是说，即使有国家战略，利用更多的国家资源进行所谓的去全球化，再工业化本身也需要30年、40年的过程，才能够达到——它所有战略物资都自己生产的水平。

至于别人讲的想要全部脱钩——真要全部脱钩的话，我觉得没有50年做不到。它如果真那么干了，反倒应该高兴。因为现在世界经济低迷，原因在于需求低迷，其中很大的根源是投资。如果说，各发达国家目前都要再工业化，大家都想要突破，那就必须投资……投资工厂、厂房、设备、公路、铁路等等，都投资起来，不是整个世界的需求都增加了吗？

而国际需求的增加，对我们反而是好事，这是其一。其二，它要达到去全球化——达到再工业化、达到战略物资自我生产的目的，在建设过程中，那它可能就要进口很多原材料、零部件、设备等等；这样，我们又可以出口了。

所以，我有一句话：就是说去全球化，实际上要通过全球化来实现。

要想明白这个世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想要真的去全球化；因为，今天想要靠自力更生几乎不可能。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把市场放开，让企业去寻找机会，机会就更多了。

所以，就让它“去全球化”吧。我甚至说，可以我们帮助它们“去全球化”。最后，“去全球化”后一定是全球化的新局面……就这样，要客观、理性去看去思辨去决策；不要怕也不要傲，让我们努力在失序的宏观世界寻找动态平衡。

三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咱们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什么？

刘晓春：我觉得，要在前两年的治理基础上，消除金融领域的资产泡沫，虽然当初也有些风险，但至少打了点基础。若不然，2015年的情况如果放在去年，那就麻烦了。

因此，我始终呼吁——不要因为这次疫情，就重走“放水的老路”。大放水，资产价格就上来了。当然，我感觉央行目前也在动态平衡，货币政策还是有定力的，不像以前那样宽松，包括一直在控制房地产。因为如果搞一堆泡沫，我们不像美国那样可以往外“甩泡沫”……

所以，在此基础上，我觉得“法治建设”的加强很关键！加强法制有两个方面：“立法”，这些年立法的确在加速；但更重要的是“执法”，要提高执法水平，执法不应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也不应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执法不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配套工具。

立法来看，根据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调整法律或修订法律，一旦修订以后，执法就应落实下去。不能说这段时间经济下行了，就豁免；有些案子就不执法不起诉、不受理了——那样不行！民营企业也一样，不能说因为要保护民营企业，所以凡是涉及民营企业的诉讼能不受理就不受理；那不对啊，还是要依法办事。

总之，立法很重要，执法更重要。

：执法立法的逻辑是放在哪个框架下，它属于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吗？还是说它是一个需要改进的方向？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有三个约束条件，如“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知识”约束等；那么，在当下日趋深入推进的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都应该注意什么？

刘晓春：其实是一样的，法治建设是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经济活动也如此。我们不能把“法制建设”当作是一项与其他工作无关的专业工作。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一直认为规则以及规则的执行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如果市场没有规则，没有人来监督规则的执行，这个市场就是无序的，那么它不可能走向经济学理想的均衡。

政府不是管得越多越好，也不是管得越少越好，而是说政府要洽当的管，即建立规则，执行规则。执行规则是要让参与者能够有稳定的预期——那么他才会按规则去做事；企业家才会去市场发现他赚钱的机会。

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问题？径山报告也讲到——为什么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是一个市场行为，原因在于“市场对你不信任”；说白了就是这句话。所以，我们提出“民营企业要赢得市场的信任，而不是博取舆论的同情”。

所以，就此而言，我觉得法制，尤其“依法执法”是当务之急。依据法律规定严格的执法，才能逐渐塑造出一个有规则的社会。比如“利率市场化”，制度建好了，大家都按规则行事，让市场说话就OK了。

此外，我觉得作为政府部门，应有法律规定下的职责，明确定位，各司其职。比如说证监会就管证券市场的合规秩序，而不是股市的涨跌。

总之，让市场去选择。如信贷方面，也就是说由银行依据市场的竞争条件去选择客户，哪个客户可扶持哪个不行……而不是政府拿条子让银行必须贷款；否则会扭曲市场关系。

四

：数字化转型方面，我们现在还可以怎样去推动它？由央行数字货币演绎的人民币国际化呢？

刘晓春：我认为，中国现在的数字化转型比较超前。通过这次疫情，也可以花点心思，冷静看待前期的数字化：哪些方向走对了，还存在什么问题？包括哪些领域的数字化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

理性“复盘”，不神话数字化。比如网上购物，仍需大量的物流和快递小哥，不忽视他们的作用……因为不能完全靠数字化去解决所有的问题。线上教育，可能中小学的常规教育不能线上化，最多只能是辅助手段。线上医疗可能也是如此。

央行的数字货币（DCEP），不是说谁先发行了 DCEP，谁就能主导世界数字货币新体系，这不可能。央行数字货币，只是法定货币的一个表现形态，就是数字化的现金。今后现金科目下有三个子目：纸币、硬币、数字货币……无需过分去解读数字货币，不必去刻意关联人民币国际化等一系列的内容。目前情况下，对消费者来说，DCEP无非是在今后的流通中，能否提高安全性、方便性、隐蔽性，以及降低成本等，如果能够达到这些目的，当然是好的。

：上个月，建行内测上线数字人民币钱包；包括近日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数字人民币M0定位的政策含义分析”；对此，你如何看，今年会推出DCEP吗？

刘晓春：穿透本质去看，纸币或者说物理货币有其局限性，比如体积和重量，还有物理空间的流动方面都有局限性。但局限下面，它是无限的。例如，消费者无论何种情况下，都可以支付，且不留“痕迹”。而数字货币，包括第三方支付均必须建立在系统技术条件上，才能够进行操作和应用，从这个角度说，局限性反而更大。

数字货币来看，先要有数字钱包才能使用有数字货币。我要付给你DCEP，不仅我有数字钱包，你也必须有数字钱包；否则就无法完成支付，这就是局限性。换言之，如果让所有人都接受数字货币其实也很难。

我的理解是：谁技术过硬，就用谁的通道。但我觉得，央行还在技术的选择过程当中，现在，央行数字货币已经“生产”出来，但数字货币可以走的通道还没出来，目前正在测试。建行试了不等于用建行的，工行试了也不等于用工行的。要看最后赛马赛下来，哪一个或哪几个技术可以采纳。所以，现在还不好确定具体的时间表。

另外，正如范行长的署名文章，DCEP目前只是替代现金而已，不会影响货币政策。数字货币本身也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没有什么关系。人民币国际化了，数字货币自然就是国际化的，人民币没有国际化，数字货币自然不可能是国际化的。

：一段时间内，似乎数字货币成了头等大事，但也有人担心隐私问题，觉得一旦使用DCEP，个人财务方面可能会受到一些控制。就此，你怎么看？

刘晓春：这也许是误读。如果穿透去看，第三方支付可能更“危险”，因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是实名制。

而数字货币的支付路径是：它路过一个地方（钱包）才会留下痕迹。比如一张100块钱人民币，从人民银行总行到上海分行时留下了痕迹；然后工行上海分行到人民银行去领出数字货币时又留下了痕迹；再接下来，工行某个支行发给某个客户，在支行留下痕迹，到了客户，客户就又留下了痕迹；而客户去理发，理发店收钱时会留下痕迹……这样，只有一张一张去查，才能查到最终的目标。

数字货币留下的是每一张货币上的痕迹，并不是你账户或钱包上留下的收付信息。

：最后，你对长期低利率环境下的资产配置有何建议吗？

刘晓春：这块我没有研究。（逻辑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资产配置特点或投资时钟）感觉每个人应根据自己的需求与风险偏好去配置资产，可能没有统一的或普遍适用的资产配置方式。

有人靠金融交易赚钱，其配置可能跟普通老百姓就不一样；有做高频量化交易的，也有做期货期权波段的；还有做传统的价值投资。所处的角色不同，其选择也不同。关键在于，怎样把握赚钱的机会，前提是要有专业投资知识与经验；否则，就让专业机构去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