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镇化 

宋馥李/文 每一段激荡人心的城市史，都蕴含着一些共通的规律。

上半年，我阅读了深圳建城史，有这样一点发现：40年建成的这座一线城市，“奇迹”背后有一些历史必然。当全国的人才流动铁板一块，深圳特区敲开了一个小口，引发了人口的迅速集聚。建市前三年，深圳城市形态只是一个小镇，更多的是待开发的山包和水塘，但那时的“深圳户口”十分诱人，无数人奔赴这个荒蛮之地，只为了让自己离散的家庭能够共用一个户口本。

另一段故事同样令人感喟。2019年下半年，我去了刚刚“由镇变市”的龙港，拜访了陈定模。1981年，小镇一把手陈定模，胆大包天地要创建一个“城市”，在一片海滩空地上，啸聚四方百姓，让他们自己解决口粮进城落户。你能相信吗？无数人携家带口奔涌而来，一夜之间形成了一座城市，虽然一直叫做镇。那些早期移民，如今已繁衍到了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才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

当你认真溯回到历史现场，会发现很多城市的形成、壮大，只是顺应了历史潮流，释放了人们进城的热望。仅此而已。

城市，由人集聚而成，人们分工协作，交易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中国有几千个县城、集镇，早已是城市形态，却没有城市名分，这便意味着它们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有限，在资源分配上处于弱势。

2019年底，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中间有16.22%的差值，对应着2.3亿左右已在城镇生活的人，他们还没有落户，还不能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待遇，更谈不上成为新市民。

新成长的一代人，很难理解曾经的“户口焦虑”。一些80后应该有这样的记忆，当你从农村考上大学，入学报到前，要去村委会开一份粮油关系迁移证明，一个鲜红的印戳按下，代表你从此脱离“农民”身份，变成吃供应粮的城市市民。

那时，在城乡二元经济体系下，读书、参军的目标，不止是为了知识、为了工作，还有一个根本驱动力——“跳出农门”。放下锄头，进得城去，不止是职业的变化，更是身份的转换、阶层的跃迁。

农民进城和城镇化，就是这件事儿的一体两面。一种是自下而上怀揣热望的个体视角，一种是自上而下冷眼旁观的宏观视角。撇开一切统计意义上的逻辑，人们追求美好的城市生活，仍是城镇化的底层逻辑。

今天，我们谈新型城镇化、谈人口流动、谈户籍改革，本质上都在谈一个事儿：那条进城的路，还有几道坎儿？40年来，中国城市的户籍制度总体上是严防死守，在享用人口红利的同时，以戒备的心态看待外来人口、看待农业人口。因此，永远有数量庞大的候鸟，在城乡之间漂泊。

今年以来，最高决策层提出了“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这是改变这一僵局的时机吗？

从2017年至今，越来越多的城市撤防，宣示要迎接外来人口。专家们呼吁要实现人的城镇化，而不是房地产的城镇化。这显然是针对过去几十年的积弊而言，必须防止“人的城镇化”不要异变为口号。

但我们仍然能从中嗅到浓烈的功利性，各种貌似激烈的“抢人大战”，冠以美名的“人才计划”，其实是在苛刻地筛选城市市民：学历、年龄、进专业、职称、纳税额……更有甚者，城市的新增人口，就是为房地产去库存而开源。

扭转这一功利的趋向并不容易。过去多年，正是一些地方以房地产为抓手盲目造城，将城镇化导向歧途。

今天的农民，还有奔赴城市的热望吗？答案是肯定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当然主要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那些走进城市的农村人和异乡人，怀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创造财富的过程，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解放。

不止是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教育环境、更便捷的医疗资源，或者可以休闲娱乐的城市广场，都是最朴素的追求。2019年，强县变市重新开闸，中国的城市数量将加速攀升，诸多早已具有城市形态的镇，将获得城市名分。

但面向未来，怎样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才是城市的本义。

城市群、都市圈等作为城镇化主体，充分释放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动能。人们进入城市的脚步，没有停下来的迹象。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抬起进城路上的政策横杆，填平公共服务的纵横沟壑，才是正确的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