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东方ic）

云也退/文

一个讲德语的汉学家，点一把火把自己连同他那个有两万本藏书的书房一起烧了，在火光之中发出了此生最放肆的大笑……读过小说《迷惘》的话，绝不会忘记这一结尾画面。《迷惘》之前的小说曾有以书呆子、穷书生为主角的，却很少有彼得··基恩那样的人物：知识渊博，藏书成癖，性格古怪。他的死是一连串意外的结果——有包括他太太在内的一系列恶人骗了他，可又像是命中的必然。他自焚而死，给人的感觉既非悲哀又非快意，而是不绝如缕的困扰。

作为小说家的埃里亚斯·卡内蒂就是教人困扰的。在他的作品里极少爱和温情，也见不到怜悯，却充满了讥讽、挖苦和揭露。《迷惘》一书不容易读，调子阴沉，情节怪异，有时好几页都没对话，可是一出现对话就漫长到磨人的耐心。最关键的是，彼得·基恩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坐困书城，固执傲慢，两耳不闻窗外，这算是个罪过的话，那么他获得的惩罚——他娶了个贪心的丑太太，被她和姘夫一起赶出家门，他的书被人劫走、卖掉等等——就实在太严厉了。

可是卡内蒂一向如此，他把人看作一个个只有本能而缺少思考能力的生物，他们一意孤行地奔着针对他的审判而去，其间没有周转缓和的可能。有时候，这会让人联想到旧约圣经里的上帝（卡内蒂本身也是犹太人），不仅降罪的时候从来不眨眼，而且，仿佛就是因为他的无情，才震慑到了那些人类，让他们频频地表现出不可理喻的偏执。这样的人类当然是配不上他的怜悯的。他有一本小册子，叫《耳证人》，它被称为“警句集”，那里面都是一些偏执的人物，被性格所迫，或是因为习惯，而做出一些极为不自然的举动来；《迷惘》的叙事也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人是僵硬的，不管你是学富五车还是不学无术，都不可能通过学习而成长。

《迷惘》的成书，有一些极有趣的背景，都是卡内蒂在他的回忆录里陈说的。他这三卷回忆录，《获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眼睛游戏》，无论作为文学还是作为历史记录，都很有价值。据他讲，《迷惘》是在大学毕业后，在他的临时住所中写成的，那间房间里挂着格吕内瓦尔德阴森的大作《伊森海姆祭坛》，画中那些扭曲的人脸“用自己来折磨别人，也需要有人来遭受折磨”，而书房的窗户边，则能遥望见一座山城施泰因霍夫，以及城中的疯人院，他“设想那里有一个病房，我的人物最终会在那里聚集起来”。

这是些怎样的人物呢？有厌恶尘世、幻想离开地球的人，有挥霍无度的人，有宗教狂热者，有收藏家，有一个“死亡的敌人”，还有那个学者书痴。他计划把这些人各写一个小说，一共组成八本一个系列，按照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思路，统称为“疯子的人间喜剧”。

可是最后那另外七本都没有写成。我猜想，这是因为《迷惘》已经终结了一切，他自己也知道，若能写出第二本，主角怕也是一样的结局，只是换一种死法。

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写笔记。

眼前的这本《人的疆域》便是他的笔记总集，时间跨度为1942-1985年。事实上，笔记的内容同所属年份的关系不大，因为卡内蒂是个读书狂人，而读书心得常常是无关一时一地的环境的，甚至与心境都不太相干，而卡内蒂又一向保持那么一种警觉而尖锐的状态，专注于自己的“心流”。

卡内蒂还非常在乎世故的娴熟，它能表现他对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与想法洞若观火，尽在掌握。这种本领，据他自己所说，是从小修炼的结果：他从小就熟悉大人的一些古怪举动。例如，他的外公会笑嘻嘻地问四岁的他：“你更喜欢爷爷，还是更喜欢我？”当卡内蒂犹豫了半天，才回答“都喜欢”的时候，外公朗声地笑着说：“更虚伪”，因为外公明明知道，家里人上上下下都对风趣而有魅力的爷爷更有好感。

又比如，他在二岁时曾随家人在捷克小住，每天早晨，当小保姆抱着他出门时，总会有一个男人走上来，要他伸出舌头，拿刀顶住，比划一番，仿佛要割掉，最后却扔下一句“明天再说吧”走人。他被吓得不轻，却又莫名其妙，过了十年，他才明白那个男人是小保姆的情夫。

他的回忆录的第一卷《获救之舌》，正是得名于这个舌头的轶事。在此卷中，他和母亲的对手戏便早早地展开了，一直延续到第三卷《眼睛游戏》中母亲去世。卡内蒂说，母亲喜读莎士比亚，爱谈瑞典最出色的戏剧家斯特林堡，爱谈维也纳的国家剧院（他母亲就是在维也纳与他父亲相识并结婚的，两人都热爱文艺），但他却意识到，母亲的用意是吹嘘自己的出身。他尖刻地说：“在这热情追求的广博知识和不断滋长的傲慢的家庭自豪感之间，她并没有觉察出有矛盾存在”——这个看法大概率是他后来才形成的，可是他却乐于含糊其辞，让人误以为他少年时就已看透了这些。

他从未“纯粹”地回忆过童年的事情。读者常常分不清，他是要回忆呢，还是要揭穿一个人。在笔记里，他有一句坦言：“我没兴趣准确地描写我认识的人，我只感兴趣准确地夸张他们。”——他承认自己“夸张”了，可是“准确地”三个字又说明了他的自律，他不允许自己像一个蹩脚的漫画师那样，在还没有抓住人物特点的时候就恣意扭曲他的五官。就这点而言，他是大大受了卡尔·克劳斯的影响的。

卡内蒂的回忆录常被视为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维也纳和中欧文化圈“众生相”的生动记载，但这个定性却漏掉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卡内蒂通过把这些人纷纷描绘成虚荣心十足的小气鬼，表现出自己那绝非“易与之辈”的个性——他的洞察癖，他对人之卑微本质的笃信，他的绝不放弃揭露、也绝不宽恕一个人的缺陷的习惯，尤其是对詹姆斯·乔伊斯和布莱希特这等大牌人物，他更是屡有苛酷的描绘。一个最好的场面，就是1935年，卡内蒂为他的剧本《虚荣的喜剧》举行了一个朗读会，乔伊斯也到场，这部戏描绘了一个奇怪的社会，它禁绝镜子和摄影，结果被满大街疯狂的群众（他们无法看到自己的样子）弄到瘫痪。戏的寓意很深。乔伊斯在中场休息时就走了，临走时对卡内蒂说了句怪话：

“我用一把直刀刮脸，不需要镜子。”

回忆录里提到的那些人物，在卡内蒂的笔记中是极少出现的；笔记与其说是他锤炼讽刺技能的地方，不如说被他用来自省——众多的“他”，其实是他在描绘镜中的自己，或者说一个个可能的自己。以我之力，笔记中繁多的主题无法尽述，但他提到死亡的次数之多却让我难忘。他曾说，自己不屑于去憎恶那个吓唬他、要割他舌的男人的邪恶，因为“我真正厌恶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们的敌人：死亡。”

是的，卡内蒂的苛酷是有限度的，他明确承认，一想到死亡，自己就对一切人的缺点都表示释然。死亡是一切人共同的敌人，无论人与人之间有何等的优劣差异，在它的面前都可以同气相求。此外还有更多更玄奥的话：

“我们之所以要作恶，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死。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死期，人会更坏。”

“从不奉承死亡，就是我的个性和骄傲。我和所有人一样，有时极少时候，也会渴望死亡，但不可能有人能听到我对死亡的赞美，我从未在死亡面前低过头，我从未认可它或洗白它。”

“死亡是一切丑恶的根源，这难以理解的难题，把一切都纠缠在一起，变成解不开的结，而无人敢击碎这个死结。”

“不管我在哪里真正的恨过，死亡都不曾有一次带走我的仇恨。也许这也是一种不承认死亡的形式吧。”

如此种种，如能找到一条核心的想法，那就是一个人的思考、评论，都应当站在反对死亡的立场上进行。这并无唱高调之嫌。卡内蒂绝对严肃地认为，思想和写作，只有在拥有反对死亡这一指向后，才能具备一种高尚的凝重感。不过，反对死亡，也无需“向死而生”，免得多余的壮烈感伤害了应有的冷峻。在一条以“他”开头的笔记里，卡内蒂明显是在解剖自己：“他很骄傲自己对所有人的怜悯，不仅是他家人或某些国家的人。因为他觉得在死亡面前所有人都一样的，他自己也要这样做。”

我们都会认可一点，即，是死亡才让美与善成为有价值的。那些不可能永远存在的东西才会引起我们的审视和珍惜。不过卡内蒂完全偏于智性，同他争论死、美与善之间具有感性意义的关系是无用的，这不在他的思考层面上。他还有这样一句话：“我关心每一个人的生命，而不仅仅是我的邻人。”这是针对犹太—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训导“爱邻人”的纠正：“爱邻人”所提出的是一个具有实际操作性的道德要求；就此而论，“关心每一个人的生命”不免空疏、虚伪，像是出自那些社会空想家之口。而事实上，他是以关心每个人的生死为由，把那些他不想关心的东西（比如最明显的——爱与性的激情）排除出考虑的范围；同时，正因为不可能关心到世上每个人的生死，他这话又明确表露了一种虚无主义。

同他的虚无相辩驳，是一件费力的事情。在世人身上，他能关心的并非生死，而是一个锁定了他二十年心力的题目：群众。从1935年出版《迷惘》之后，一直到1959年，他都没有出版什么新作，他说，这些年他一直在埋头于《群众与权力》的写作，为了这本书，他还疏远了不少关心他的朋友，因为他们等得不耐烦了。

《群众与权力》是一本极其驳杂的书，不符合学术规范，断言多而严密的论证极少，有时特别写意，有时又展露出一种尼采式的“快乐的科学”的味道。在他的笔记里，群众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题目，我找出了这样一段话：

“少年不屈从于每个印象，目的是不为任何事着迷。他们做得对吗？他们这样的人是不是更自然？他们是没有信仰的下一代的先行者吗？他们是唯一那批想摆脱圣经的上帝的人吗？我们也许可以这么想，假设我们并不知道，即使是他们也会变成群众，变得像我们一样、像过去的所有人一样不可挽救。”

值得在这番话面前如坐针毡。他所说的少年是纯粹的少年，高标格的少年（“不屈从于任何印象”），他所讲的群众也是万劫不复的群众。卡内蒂通过童年时看到的一场火灾，以及青年时在柏林和维也纳目睹的各种游行示威和打砸抢，沉思人群聚集时的种种面貌；他又是个中欧的犹太人，曾为了躲避反犹和二战而费心谋取签证，差一点来到上海，对于反犹运动的暴民现象，他也是深有体会。他素信一点：人都会从倔强的少年变成麻木的群众。然而，他又不是那种喜欢大谈“群氓现象”的人；他是从群众内部观看他们的，他用多大的力量挖苦群众，就以多大的力量来审视自己，并用类似“这个可怜人为人们所钦佩，因为他永不忘记自己”这样的话，去质疑这种作为姿态和表演的审视行为。

“假设我们并不知道，即使是他们也会变成群众，变得像我们一样、像过去的所有人一样不可挽救。”——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这里有一种礼节性的保留，一种客气的迟疑，就好像一个参加满月酒宴的人，没有指着婴儿说出“他也会变老的”这样的话那样。他把自己也包括进了“群众”之中，这是彻头彻尾的自嘲，须知他一向是以比谁都聪明自居的。但即使如此，即使他只是习惯性地不放过自己，如我这样的读他的书的人，也会感到强烈的刺痛，甚至动容。

要在他的作品前动容，实在是不容易的。这位观察人世的渔猎高手总在让鱼群颤抖。然而一个不留神，卡内蒂自己也扭身闪进了鱼群里。正当我绞尽脑汁地思考，应该如何描述他的写作风格时，他在1977年的一条笔记闪了出来：

“你的笔记有一副特殊的语气，就仿佛你是个经过过滤的人。”

所以，不需要索解了。他追踪着他自己；作为一个一再被观察的书痴，一个有教宗情结的反宗教人士，一个与群众密接的绝对的不合群者，他从未放弃追咬自己的尾巴。他追咬，他盯梢，他要看清楚自己所下的钓钩并期待被其中之一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