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文 9月15日，马云在2020线上智博会演讲时表示，过去美国靠3亿人内需撬动了世界经济，未来是中国14亿人口的内需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内需消费不仅是富人的消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的内需力量。

首先，马云的这个观点，是相当“凯恩斯主义”的。

凯恩斯理论有三大基础心理定律，第一个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另外两个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定律以及流动性偏好。

边际消费的意思是，你增加的消费占你增加的收入的百分比，即你的收入增加1000块，用于消费的那一部分所占的百分比。在凯恩斯看来，当收入增加时，人们只将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消费支出，而将其于部分用于储蓄。

边际消费倾向存在着递减的规律，即收入越高，边际消费越低；收入越低，边际消费越高。具体地说，月可支配收入1000元的人，当他们的收入增加到1500元的时候，这增加的500元，是要派大用处的——买更多的肉、买衣服、日用品、电器等。但是马云，假设今年收入比去年增加一个亿，也只是一个数字，并不影响他的日常消费。

所以，想要更多消费，重点在于穷人，而不是富人。马云的这个观点和凯恩斯的观点是相通的。

其次，中国有很多穷人。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说，中国还有6亿人，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000元。显然，这个群体光满足基本需求就会花掉他们所有的钱。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9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有14亿人口，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是巨大的。反过来说，其余部分人群，“想消费没有钱”，是收入低导致他们的消费水平低。

相关数据显示，过去20年中，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率（即，消费支出占整个收入的比重）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城市中收入最低的10%人群，农村中收入最低的20%人群，他们的消费率都接近100%，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00%。也就是说，是在借贷消费。

所以，问题不在于“有钱不想消费”，而是“想消费没有钱”。刺激消费的政策，主要应该是提高收入。

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如果他们消费上不去会影响到全社会的消费，经济增长也会受影响，进而影响到全民收入，再反过来制约消费水平。

所以，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不管是从公平，还是从刺激经济发展、减少经济风险的角度，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但是，如何提高穷人的收入呢？

提升收入，解决办法之一是把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穷人。这是税收的基本原理。国家现在也正在这么做，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转移支付对于居民收入的稳定，特别是对低收入户或者困难群体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明显增加的。

不过，更本质的办法不是用收税-福利这样的二次分配，而是调解要素价格，分配要素溢价，使得在初次分配就达到更公平、对整个经济循环也更有效率的分配状态。

对于中国来说，收入的一次分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城乡区别的问题。城市规模效应所能提供的机会与溢价，很大程度上能帮助提高收入。所谓城市溢价，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在村子里搬砖，机会少，工钱低，但到城里了，建筑工地更多，工资也更高。

城市不仅提供更高的收入，也诱导居民更多的消费。大城市里消费更高，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居住、日用品、休闲、娱乐、住房等，大城市都将带动更多的消费。此外，大城市会使得居民在人力资本上投入更多的消费。比如，现在留守儿童，继续读书还是和父母一样打工，这个分化发生在初二，但对城市居民来说，起码要完成高中职业教育或者大专水平。这不但会带动更多的教育消费，也会提供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

这正是内循环所需要的。

更深层次的是，大城市更多的消费，会刺激群体性的增加工资的要求，从而使得分配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比如，如果农民工仅仅是回家建房子，他对积蓄的要求就低，但如果是在大城市远郊买一套房子，对积蓄的要求就会显著增加。一个人的要求增加，市场可以无视，但无数人同时提出要求，这会带动工资的上涨。而低收入群体有了更多工资之后，消费会更多，内循环就如此运行起来。

相对来说，这种收入提升效应，小城市比农村强，而大城市比小城市强，所以，在双循环的时代，大城市化的意义重大，是提升收入，增加消费的根本途径。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