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

维舟/文

每个中国人都曾在历史教科书上学到过，1840年夏天爆发的鸦片战争将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拖入了屈辱的近代。战争的结果也是人所共知的：清朝战败，赔款割地，被迫同意五口通商，香港和上海崛起为中国近现代的国际大都市，也由此起步。但关于这场战争的争论，则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何以竟不敌人口仅及自己四十分之一的“岛夷”英国，且这样的屈辱在晚清还一再发生，这是盘桓在中国人心头一直未去的大疑问。这既刺激了强烈的国族危亡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也强有力地提示了现代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指向鸦片战争。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前言中就明白指出：“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

在此，“鸦片战争的意义”首先就应当是一种对历史的反思：中国的近代化是从一次失败开始的，只有认识清楚这是什么样的失败、为什么会失败、失败在哪里，我们才能总结经验教训，从失败的地方爬起来，进而避免重蹈覆辙。事实上，晚清之所以一再失败，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在鸦片战争中落败之后，都迟迟未能意识到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败。

政治意志的碰撞

说来也奇怪，像这样对中国人而言意义重大的战争，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问世之前，国内竟然没有对战争本身进行过全局性的研究。这倒也未必是前人潦草塞责，倒不如说是这样一些时代性的原因：这场战争可说是被政治化最严重的事件之一，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义之下，要客观地评估战争进程对中国人而言反倒变得更为困难，而这只有在中国现代化初步完成、与历史拉开一定差距的时代才成为可能。

意识形态化的框架会阻碍我们理解当事人在面对历史事件时的选择，更何况还有后见之明，这样，在鸦片战争的事例上，很多人自然认为：清军势必不敌现代化的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英军，然而对方又是侵略者，那么唯一正确的选择便是英勇抵抗至流尽最后一滴血。然而，当时即便“开眼开世界”如林则徐，尚且以为这只是与以往无甚大异的“远夷”，自信凭祖传的“剿”、“抚”两手足以降伏，那么其他人等就更不问可知了。这与其说是他们颟顸无知，不如说是人们缺乏经验所致——在这样“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式的种种应对失当几乎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

毫无疑问，英国以及鸦片战争本身的意义，超出了当时清廷所有人物的想像。林则徐和琦善，在后世获得的评价迥异，但就当时清朝政治运作的逻辑而言，他们先后获罪的原因却是同一个：都未能“摆平”因鸦片贸易引发的纠纷。对节俭守成的道光帝来说，委派钦差大臣处理发生在帝国边缘的“夷务”，已属破格重视，原指望哪怕不能斩草除根，至少也能得一时安宁。哪料到林则徐虎门销烟引发英国激烈反弹，道光帝于是将林则徐革职流放，改派琦善实施妥协一策；琦善宗室亲贵出身，看到前任的命运，以为只要息事宁人，跟皇帝有所交代，也就是了，甚至与义律私订《穿鼻条约》，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虽然这个结果相比后来战败后签订的《南京条约》还好一些，但却是道光帝无法容忍的，琦善也落得“查抄家产”的下场，还背负“卖国”的骂名。

茅海建首先质疑了琦善“卖国”一说，理由很简单：“琦善的确主张妥协，但妥协一策，非琦善所提出，却出自道光帝的钦定。”而有关琦善“贿和”的流言，在历史文献中也找不到实际的根据。确切地说，虽然后人未免将“主战”和“主和”看作是大是大非的忠奸之辨，但对统治者来说，这不过是能摆平事态的两种手段——“白猫”还是“黑猫”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抓住老鼠。棘手的是，林则徐和琦善都先后失败了，因为道光帝希望以最小代价解决此事，这是两人都未能做到的。

这并不是鸦片战争中才出现的问题，不妨对比下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的和谈。在明朝出兵后，战局陷入相持阶段，明朝希望日本重新称臣顺服，而丰臣秀吉会见明朝使团却提出议和的七大条件，其中好几条都是明朝不可能答应的（如大明公主远嫁为日本天皇后；朝鲜一半国土割让给日本等）。也就是说，双方的政治意志出现了冲突，此时如欲达成和议，必须妥协。结果是相当东亚式的场景：双方负责谈判的沈惟敬和小西行长都不敢和己方的统治者说明真相，而选择了私下密谋，唱一出双簧，以求敷衍过去。在这样的欺瞒之下，双方也差点达成协议了，但最后双簧破裂，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也都被己方治罪，此时政治意志的冲突就只能凭借战场上的实力决定了。

鸦片战争也可以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尽管道光帝试图尽快弭平纷争，但且不说当时双方沟通不畅、诸多误解，他的这一战略意图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远远不能满足英方的要求。无论是林则徐还是琦善，他们接到的都可谓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他们的不同做法都宣告失败，也正证明了这一点。和琦善一样，英国全权大臣义律虽然被称为“帝国主义分子”，但他也曾说过，自己去国多年，已经变得“非英国化了”，他和琦善的谈判其实完全是在相机行事，偏离了外交大臣帕麦尊勋爵的指示。就此而言，鸦片战争的爆发，其实首先是双方利益不可调和、妥协失败的结果，而以一方的政治意志强加于另一方的战争形态告终，这完美地印证了克劳塞维茨的那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战争的结果是没有多少悬念的。面对一支装备了当时全世界最现代军事技术的舰队，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兼具国防军、内卫部队、警察这三重职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清朝水师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军，大体上相当于海岸警卫队”。不必讳言，这种差距是全方位的，以至于将士们的英勇也无法弥补，英军以其强大的机动性、火力和专业技能，基本上决定了战争中历次战役的时间、地点、规模，沿海各地的清军都只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力的优势：尽管英国远征军的兵力仅为7000人（后增至2万），但总兵力多达80万人的清军基本分散布防在各地，没有一支可机动作战的部队，在鸦片战争中实际动员的10万兵力，也不足以确保在任何一场战役中占据人数优势。

这样的现实是无法否认的，正如茅海建发现的，当时身处战区的沿海四省官员都逐渐被迫面对现实，“这一时期的主‘抚’者与主‘剿’者的区别，仅在于他是否在战区，是否负有抵御英军的实际责任”，而一些小人物倒有着令人吃惊的表现，因为他们在实际事务的处理中遇到了难题（例如清军没有渡海作战的船舰），更清楚双方的实力差距，也更不易受到道德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束缚。

也许是历史的教训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上的第一课，但从中得到什么教训，则因人而异。有人认为这表明“落后就要挨打”，有人相信闭关锁国需要为此负责，还有人归咎于侵略者的恃强凌弱和清廷的“腐朽没落”。英国学者蓝诗玲在《鸦片战争》一书中避开了那些愤怒的道德谴责，认为清朝衰败的根本原因和各国没什么两样，“即过度的扩张和财政的困窘”，而战争的起因仅仅是“官僚体制下一怒之下草率行事点燃的”。她也顺便讥讽了一下将这场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历史认识，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西方中心主义对其过去历史的看法，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个‘沉睡中的国家’，在等待着西方把它唤醒”。

这种看法否认了清朝体制有其独有的痼疾（这本质上其实是一种中国中心主义），也不认为鸦片战争的起因不可避免，同时质疑了那种“挑战-回应”模式下中国只能被动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认知。虽然蓝诗玲说她写这本书的起因是意识到中英两国国民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某种程度上，她自己本身就表露出这种差异。显然，在茅海建看来，战争的爆发并非偶然，清朝体制则早已积重难返，出路则是毋庸置疑的：“鸦片战争的真实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在谈到厦门之战时他再次强调：这“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这是一种基于实力政治的现代化史观，也与他的治学进路有关：和一般书斋学者不同，茅海建早年曾在东海舰队当兵，1980年投入陈旭麓门下，写出的第一篇论文就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1982年硕士毕业后到军事科学院，军衔曾至少校。有这样的经历，当他1992年开始写作《天朝的崩溃》时，从军事技术、战术、军队编制、作战指导等一系列细节切入来分析战争进程，也就是事理之常了。也因此，他偏重实力较量（“器物”），而对所谓“人心”的作用不无讥诮——因为当双方实力悬殊时，“人心”所起的作用有限。不过，从三元里、镇江之战中，他又肯定了“人心”的确重要。

《天朝的崩溃》在问世后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风行一时，正在于鸦片战争自近代（尤其是1920年代）以来已被高度政治化，而这种技术分析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使人得以直面历史真相。这在1994年无疑是很好的反思，但与此同时，它又引入了一种浓厚的现代化史观，似乎清朝当时战败的一切根源都可归结于不够现代化，而英国在书中的形象也只是单一的现代化象征。在这里，“现代化”既是问题意识的出发点，又是结论本身，构成了一个回环。

更进一步说，全书虽然嘲讽了过往的旧理论，但实际上也落入了相同的窠臼。从实力政治的角度出发，书中对忠奸理论尤为反感，认为“这种为警世而作的历史著作和文章，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而成为一种宣传”。但在某种程度上说，《天朝的崩溃》其实也是“为警世而作”，因为其分析结论说到底都是“以史为鉴”，注重的是历史能为现代化认知提供什么样的教训。书中说得明白：“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而“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在这里，历史其实是“超历史”的，它提供了中国现代化失败根源的一把钥匙，指向现实政治的症结。正因此，书中常常可以看到不时流露出来的时代错置：鸦片战争被视为“全国都应奋身投入的民族战争”，而林则徐等人对英军的了解则属“荒谬的判断”，这有时无异于是在审判历史人物，似乎他们“本应做到”却没能做到。至于道光帝和官员们计较英方在外交的礼仪却不注重更实质性的国权，当然更备受讥嘲。但事实上，恐怕历史不如此发展才倒要令人诧异了，毕竟要人们超出自己时代行事是不可能的。

也许我们凭借着后见之明，难免看到前人的种种“局限”，但历史变动毕竟有自己的步伐，对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帝国而言就更是如此了。实际上，对当时的中国而言，鸦片战争的战败还远远谈不上是“天朝的崩溃”，恐怕要直到半个世纪后的甲午战争，才真正引发这样全国性的危亡意识。虽然甲午战争同样表明清朝的旧体制已不能适应一场近代战争的需要，但战败引发的震动之大，正表明中国社会在这几十年里毕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