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昉/文

读力奋发来的《牛津笔记》初稿时，我戴着口罩，捧着电脑，坐在望京的一家咖啡馆里。彼时，北京突发第二波疫情。残存的侥幸被扑灭。世界已经翻篇儿，我们已身处“疫后”新纪元。那两天里，我流连于书中的牛津校园不愿脱身，那里有如茵的草坪，高耸的尖塔，有唱诗班的晚祷，还有年轻学霸骑着自行车，后座搭着女伴，在古老的巷间呼啸而过。此刻读来，那就像是一个古典的“疫前世界”的吉光片羽。

这本书是力奋三年前在牛津客座数月间的游历笔记。以牛津为圆点，他纵横于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个体与时代之间。读完，我意犹未尽，给他发了条短信：“就好像赴了一场满是有趣的人、回忆、故事、书、展览、珍玩、美食、建筑和音乐的盛宴。我读到了一部个人史、一部家庭史、一部牛津史、半部英国传媒史和半部保守主义思想史！”

我们在生命中，大约总会遇见几个人，旁观他们的人生，你会慨叹自己的日子太过平淡甚至贫乏。作为我的师兄兼老友兼前boss，力奋就是这样一个人，好像不怎么用力，就活得充盈多彩、浑身都是故事。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种丰富，首先就源自他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博雅趣味，和并不随年岁而消减的好奇心。力奋曾在英伦生活逾二十年，拿到博士学位，服务顶级媒体，怎么说也是位资深知英派，但年过半百回到牛津，还是好奇心爆棚，洋溢纸面。不出几天，他开始像个真正的牛津人一样踩着自行车穿街走巷、到各个学院蹭饭、和舍友们一起泡吧、四处探访那些古老建筑里的隐秘角落。他的兴趣点庞杂又出人意料。在书里，你不会读到浮光掠影的“打卡”游记，也不会收获这所英国名校的升学攻略;反之，你能读到牛津各个学院的建院历史、风流或凄婉的校友轶事、考试条例、古怪礼仪、建筑风格、花花草草、银行账户趴着多少盈余、酒窖里还剩多少陈酿。这本书，就好比一本关于牛津的色声味俱全的百科全书。

这也是一本关于人的书。书中提到了七百多个人物，多数是牛津历史上的师生校友，还有媒体人群像，有新朋，更有故交。书是日记体，通常以当日新闻或牛津见闻开头，闪回之间，作者开始在脑海中打捞这些人物的片段往事。力奋在前言中说，所谓宏大叙事，只是日常生活的记忆之墓，他选择记录真实而零碎的生命记忆。这让我想起最近听过的一个讲座的题目：再不回忆就忘了。力奋写人是高手，尤其是那些曾在某些时刻影响和塑造过他的人，文字是静水深流不动声色，但暗潮汹涌能震出人眼泪。在所有这些人物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位戴瑞克。他是典型的英国单身汉，博学、阴郁、严厉。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在自家客厅中辅导力奋英语，会一遍遍喝令“Stop!Stop!Lifen,Sayita－gain!”我不知道已经故去的戴瑞克是否曾经意识到，他怎样影响了这位初到英伦的中国学子，不仅是因为他把雅思考试垫底的力奋调教出一口地道的伦敦音，更因为在维多利亚街上的那个客厅里，他向他第一次细述古希腊、苏格拉底和罗马斗兽场，将一个成长于禁书焚书的残酷年代、自觉“心智畸形”的年轻人，迎入一个不曾中断、正常审美、气象万千的智识世界。

如果说趣味与好奇心可以后天养成，那么在营建有趣的人生这件事上，力奋有一个无法模仿的先天优势——他是个八十年代人。这既指他实际的求学年代，更指他的精神气质。没错，这代人的青少年岁月在饥饿和贫瘠中度过，如力奋所说，仿佛总是“在革命的废墟上喘息”。但我无比羡慕他们。我总觉得，只有体验过废墟的人，才会有“广求知识于寰宇”的急切，也才会倍加珍视人类知识之庄严、教化之斯文、习俗之精巧、文化之多元。相比于我们这些成长于富足年代的晚生后辈，是最初的贫瘠让他们变得丰富，是跌宕成就了他们的有趣。

在我认识的人中，力奋绝对是“anglophile（亲英派）”头一位。他的英伦范儿，绝不停留于他对软呢帽、背带裤和细格围巾的喜爱，也不停留于他已经内化得相当不错的英式幽默和自黑。书中对英国社会多有细致入微的描摹，主要关于三个层面：英国人的国民性格、英式制度传统，以及英国传媒业。

对英国人的性格，力奋有多段精妙得令人哑笑的观察，比如：“英国人热衷谈论的日常话题有三类：天气、做菜、还有狗。对天气和做菜，他们是宿命论者，深知毫无能力掌控，索性就停留在谈论的美学层面，至少没什么严重后果。对狗，英人有真实的生命体验，所以我只向他们请教关于狗的问题。”再比如，他回忆起FT老同事布里坦爵士，在82岁退休时的告别演讲上，如何通篇是典型的英式自黑：“他说他从小就不喜欢体育(sports),其实他对任何以‘s’打头的运动都不在行。他在自嘲自己一生未婚的性冷淡。”

对英国人最擅长的制定游戏规则这件事，力奋有时抱着一种被 amused（逗乐）的心态，比如在他观察牛津校园里那些古老而傲娇的礼制时。而对那些奠定了现代文明基石的英式制度发明，他是诚挚的学习者。他例数英国人发明的各种现代制度和组织，比如伦敦皇家学会，劳埃德保险、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童工法、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国家信托、牛津赈济会、BBC、工会合法化、女性投票权、英国全民医保。他推崇贯穿了英国五百年历史的治国理念——相信社会的自发力量、小政府大市场、对私产与隐私的保护、政府与公民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契约精神。几年前他就曾撰文呼吁中国从英国保守主义思想中汲取智慧，很快被“商榷”。几年间，中国社会氛围又已大变，他能收获的听众恐怕只会更少。

对于英国媒体，力奋多年来有精深研究。他是BBC国内部聘用的第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先后服务BBC和FT这两家老牌媒体二十余载，对人对史都如数家珍。书中有许多英国“名记”“名编”们的趣闻轶事，让同是媒体人的我读得津津有味。着墨最多的是他最敬重的专栏作家雨果?杨（HugoYoung）。这支英国当代新闻史上最出名的笔杆子，写了近四十年政治专栏，广结政要显贵，却又“永远与权力保持距离”。读到这一段时，我想起了几年前力奋与我的一次对话。我们共事十二年，他对我的提点自是无数，但那次让我印象最深。那晚加班到夜深，三里屯一条背街的小巷里，我们走出一家刚打烊的餐厅。晚餐时他兴致颇浓，提及他记者生涯中游走于多国政商学界的采访往事。我羡慕他总能采到一些最难搞定的官员。他放慢脚步，用英语说了一句，“Alwayskeepadistance-fromtheregime（永远与权力保持距离）.”我一怔，指着脚下追问了一句，“Thisone?Oranyone?（这一个，还是任何一个？）”他答：“Anyone!”

专业新闻媒体上，新闻和言论是界限分明的两种文体，新闻关乎事实，言论关乎价值。力奋大约很开心能在这本书里打破这一壁垒，在大段细节白描中传递情绪与判断。看得出，他情绪最为复杂的时刻，总是事关他的身份认同时。比如他说，在中国和第二故乡英国之间，他总似“在两个世界的边缘，亦内亦外，身份错乱，多有苦恼”。面对来自故土的同胞，包括牛津校园里雀跃喧嚣的中国游客、仍然满口长城故宫四大发明的到访官员，当然还有条件优渥、不带任何历史包袱的新世代中国留学生，他也总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无措感。最打动我的，是他对2008年8月8日的一段记忆。那天是北京奥运开幕日，下午，力奋在天安门广场停留两小时，没做采访，只是静观与感受。

“那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胞，口音不同，陌路相逢首都。我注意到，他们彼此都异乎寻常地客气，喜悦写在了脸上。家有喜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体面、礼貌，做最好的自己。”

此刻遥想那日情景，我再一次涌上隔世之感和对那个“疫前世界”的哀惋。这场疫病就像一个巨大的隐喻。我们还找得回当日那种真诚的友爱、谦逊的喜悦、彼此相连的热切吗？但是，回想这本书中那几百人的故事，它们无一不在展示人性中光亮的部分。这种光亮让牛津得以延续千年生命，也让本书的作者得以走出少年时代的荒蛮，徜徉于人类智识的圣殿。所以，也许越是在这样如晦的时刻，越是要继续做最好的自己，保持那份光亮。正如英国人最喜欢说的那句话：Keepcalmandmoveon（保持冷静，继续前进）。

（作者为FT中文网资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