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文

汪曾祺写小说，一辈子写了一百六七十篇，都是短篇，没有长篇。曾经，他想写长篇，写汉武帝。为此还做了一些准备。《汪曾祺全集》书信卷，收入他写给吴阶平的一封信，是向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咨询相关专业问题——写汉武帝，一定会写司马迁，而且，很可能，在他的构思中，这两人之间的冲突会占到这部长篇小说很大篇幅。秦皇汉武，功业与威风，隔千年犹可感知，网上言论有评：汉武帝比秦始皇更称得上“千古一帝”；司马迁受宫刑，含羞忍辱，著《史记》，光耀千载，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个用刀，一个用笔，一时之较量，也是千秋百代之较量。这冲突，写出来，应该是惊心动魄的吧。

令汪曾祺感兴趣的还有汉武帝的变态心理。写小说，总是要探究人性之幽微。汉武帝赫赫威仪之下，却被宫里四处冒出来的那些诡谲的人偶所惊扰，悬疑丛丛，步步惊心，以致杀钩弋夫人、杀皇子、沙皇孙……这一切，汪曾祺觉得不可思议、有点变态了。——所以他写不出这部长篇也是必然，因为他神经太正常了，他理解不了汉武帝。

不同于刚愎自用、天下人为我役使的帝王思路，汪曾祺自称受儒家影响，而他认知的儒家，精义在于“仁”——仁者爱人。汪曾祺“人间送小温”的暖男形象，思想根源在此。他也看不到鲁迅于古久簿子字里行间所看到的“吃人”二字。少年鲁迅在当铺踮起脚尖看人脸色时，汪曾祺在家里当他的“惯宝宝”，自告奋勇上树攀折宝珠梅，乖巧地送到祖母伯母、堂姐小姑们屋里去，或者负着手走在东大街上，东瞧瞧西看看，那些手艺、店铺，让他驻足、流连。生活还不曾给他切身的伤痛。他温和，早慧，善解人意，他不激烈，从小养成的性情，使他追求和谐。他的儒家的理想生活，是曾点式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散淡、诗意、其乐融融的生活，是他的向往。彼时孔子亦言：吾与点也。然而孔子点赞之后，也还得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各国、受厄于陈蔡……待到要诛少正卯时，其面目已然模糊不可辨认了。所以汪曾祺的“儒”，只是他自己一团和气的认知。

汪曾祺年青时曾将《复仇》这个题目写了两遍，两篇小说都收入《汪曾祺全集》中，因为情节虽大致相同，叙事及细节却颇有变化，但两篇小说的结尾几乎是一样的——那个从小到大为仇恨所饲养、以复仇为唯一生活目标的少年，背负着母亲嘱托，江湖漂泊、苦苦追寻多年，终于在一个庙里找到仇人，在与之咫尺相见的一瞬间，突然，他放下了手中的剑。之前紧绷着的叙事张力，松弛了，原宥了，释然了，放下了。朵朵莲花开。

但汪曾祺却也没有宗教情绪。他写《受戒》，倒不如说是写无戒的“自由”。在这篇欢畅的小说中，当和尚只是一个职业，头上的戒疤，与俗世的文凭用处相仿；经文也“没什么看头”，和尚念经，直接被汪曾祺搞成了花式念经，像唱戏一样，他还得意地强调一句：“是唱哎！”和尚放焰口，也像是演艺炫技，飞铙接铙，有“犀牛望月”“苏秦背剑”种种花活儿，地藏王菩萨是否欣悦且不说，大姑娘小媳妇孩子们真是看得开心，热热闹闹，生意满满。

汪曾祺说过：“生活，是很好玩的。”——甚至是和尚的生活，甚至是他在张家口劳动改造时——画马铃薯图谱，用土农药在墙报上粘制出一副“松鹤图”浮雕壁画、引得附近美院师生来参观……压抑苦闷中仍然找到了这些好玩的事。

好玩，对汪曾祺来说，是家传。他父亲用他用药店里称麝香用的小戥子秤鸡毛，那是为了制作蜈蚣风筝，蜈蚣两边的脚如果重量不平衡，飞起来要打旋的。玩，也搞得跟科学试验似的。熟读汪曾祺小说的人，可以一一数出他在小说中写了多少种手艺：锡匠、车匠、铜匠、铁匠、画匠、糊棚匠、挑夫、药铺“刀上”、鸡鸭名家、做“最响的炮仗”的……几乎可以汇成“百工坊”，他对工匠们的“神乎其技”，如对古之“庖丁解牛”“核舟记”“口技”，惊叹、赞美，写入文章，是真的倾心。小说《七里茶坊》的背景是“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岁月，住车马店的人要自带口粮——但马棚附近散养的鸡倒是肥大的，因为地上有洒落的喂马的黑豆、高梁——喂马的事，在小说《王全》中更有专门铺陈。《王全》与《羊舍一夕》《看水》这三篇小说，写于60年代初摘下“右派”帽子的小欢喜情绪中，小说中的少年们也是一门心思专研各种技能，是社会主义劳动能手的新人形象了——汪曾祺的热情仍是倾注在这些事上。

汪曾祺的多才多艺，不仅体现在他小说、散文、剧作、旧体诗各文体都有名篇佳作，也与他文章中写到这些技艺、民俗有关，雅的，俗的，他都懂，他又写字、画画、做美食，这些所谓“文章余事”，玩得兴致勃勃。

谈美食，散文写过很多篇，豆腐白菜杨花萝卜，食豆饮水……多为家常菜，却别出心裁搞出一些小创制、小改良，韭菜花也写得风雅，但都是百姓大众菜。小说《金冬心》倒是罗列了一些“非时非地”的山珍海味，因为那是扬州大盐商招待新上任的盐政道大人。这篇讽刺小说写得颇含蓄，汪曾祺绷着一脸“坏笑”，写出了斯文雅人和附庸风雅之人的“俗”，骂人不带脏字。他写那一大篇菜单，念着好似相声《报菜名》大贯口：蟹白烧乌青菜，鲫鱼脑烩豆腐，甲鱼只用裙边，季花鱼不用整条、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高级菜肴”埋伏着汪曾祺的“高级黑”。这篇讽刺金冬心的妙文，也顺便把自己的家常菜反讽了一下——作为宴会上的高雅点缀，金冬心享用着满桌玉盘珍馐，不禁想起自己的文友袁枚写的《随园食谱》，“把几味家常鱼肉说得天花乱坠，真是寒乞相”！令人忍俊不至。

人说汪曾祺“雅”，他自己却“唯求俗可耐”，做的是家常菜，画的多是草花。他不是李白，山海仙游，绝尘出世；他爱逛菜市场，近俗，接地气，倒有几分像杜甫，深尝人间五味。《七里茶坊》这篇小说，沉郁而温暖，似一首质朴感人的杜诗。小说中下放劳动的“我”，带着几位农场工人，趁着冬季农闲，到城里掏公厕积肥。夜住车马店，走南闯北的老乔看他的封面封底都没有了的卷边的《啼笑因缘》，“我”则带了两册《杜工部集》，火炕的炕沿缝隙跑烟，将《杜工部集》的一册的封面熏成了褐黄色，“留下一个难忘的、美好的纪念”——那时不仅物质生活贫乏，新华书店里也“只有几套毛选和一些小册子”。不看书的老刘就盘腿坐着——一年到头劳累，坐着就是休息，农场人请假，就说“我要坐一天”——“我”在感叹：“中国的农民，对于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了。”小王正为没有攒够娶媳妇的钱而发愁，他问“我”——小说里也姓“汪”——“老汪，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小王的困难，由老乔、老汪、老刘凑钱帮他解决了，这孩子就高兴了、活泼起来，毕竟人家姑娘没有提额外要求，只希望要一支钢笔——“这条件提的不俗，小王倒因此很喜欢。”——这些于艰难时世中忍受、劳作、彼此互助的人们，的确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支柱”。还有那些坝上人，为了让坝下的“我们”过年时吃上一口肉，于天寒地冻中顶风冒雪赶牛下来——他们如天兵天降，又旋风一样在“我们”酣睡中悄然离去。小说戛然而止。这时方想起小说开头，介绍这个颇具“古意”的名字——七里茶坊，远来的行人到了这里，说：“快到了，还有七里，到茶坊里喝一口再走。”送客上路的，到了这里，客人就说：“已经送出七里了，请回吧！”主客到茶坊又喝了一壶茶，说了一些话，出门一揖，就此分别了。这里萦系过很多人的感情。——恍然颖悟：这是没能相送的送别曲，一曲深挚感人的离歌，是对荒寒中彼此温暖的情义一唱三叹。这样的相送，可为老杜的“三别”再加一别。

文人不幸文章幸。一辈子扎风筝消磨，倒也实现了曾点式理想，文章却也会是轻飘的吧？其实，汪曾祺是远离政治的。但当了一次右派，又编过“样板戏”，政治的巨手，两次在他背上拍下了掌印——三生有幸，他说，否则一生太平淡了。他又说，丁玲同志的“逆来顺受”太苦涩了，他的表达是“随遇而安”。没有下放劳动的三年底层生活，汪曾祺不会写出《七里茶坊》这样悲欣交集、感人至深的名篇。

生活是悲壮的——他参观半坡遗址时曾这样感慨，那些房屋的遗址、防御野兽的深沟、烧制陶器的残窑、埋葬儿童的瓮棺，祖先用那些完全没有锋刃、几乎是浑圆的石锛劈开了大树……然而陈列室里一枚牙签大小、微扁而极光滑的骨针让他眼睛一亮，他惊叹:针是怎样发明的呢？谁想出在针上刻出个针鼻来的呢？这个人真是一个大发明家，一个了不起的聪明人。他说：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就在于磨制一根骨针，想出在骨针上刻个针鼻。——作家汪曾祺的全部创作，也是在磨制一根骨针吧？

90年代某出版社要给他出文集，汪曾祺把自己的文章拢到一起，悲从中来：怎么写得这么少？！几十年的时光都干嘛去了？历史的账也真是不好算。好在，他赶上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已是近黄昏”的时候，“梅开二度”，有了一个“夕阳无限好”的结局。与他同为40年代两个新锐小说家的另一位——路翎，却没有这样的幸运，精神失常，才华折损，再也写不出什么了。“犹及回乡听楚声”，这是汪曾祺写给老师沈从文的贺寿诗的起句，端木蕻良看了，大赞“犹及”二字——熬过了“文革”的人们都感受到这样惊心的庆幸吧：一切还来得及。还来得及让才子汪曾祺再写十几年。虽然，他本该写得更多。

所以，没有长篇，倒算不得遗憾，鲁迅也没有写出计划中的关于杨贵妃的长篇——他去了一趟西安，感觉那里的天空也不是唐朝的天空了，就此没了意兴；而且汪曾祺喜爱的契诃夫也是个短篇圣手。不论鲁迅还是契诃夫，文学史上都是巨大的存在。汪曾祺生前对家人说过，他是能入文学史的，这个自信是有的。

汪曾祺的晚年还是颇为怡然而自得的。在家构思小说，凝神，想象，坐在那个破沙发里“孵蛋”——儿女们这样形容，他自己倒感觉仿佛“独坐幽篁里”，如唐朝诗人王维似的，“弹琴复长啸”，脑海里人物、情节也波涌云聚般激动不宁吧。他写作，亦不忘记晒在阳台上的小平鱼，得翻个身了。“返景入深林，明月松间照”，一看日光西斜，汪曾祺赶紧起身，找围裙，披挂上，去厨房，给家人做晚饭。

晚年，他写过一篇文章：《老年的爱憎》，说他被当作悠闲文学的代表人物，虽不算是冤枉，但他也并不总是悠然，他有沉痛的一面，只不过写得比较平静，不那么激昂慷慨罢了。的确，《七里茶坊》是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他后来的《郝有才趣事》《唐门三杰》等篇什，其讽刺与抨击，其实是很激烈的。他的“骨针”是精制的，但那是有底子的，是超拔于“悲壮的生活”之上的。然而他的悠闲形象如此令人愉悦，任他急赤白脸地剖白,也少人会、登临意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现在他已然入了文学史。但他的作品在他身后大热，他却没有想到。今年正逢他的百年诞辰，“汪曾祺热”热度更高，而且看起来还将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