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福州港  网络图片）

【金融其实很简单】

陈志武/文　　　　

上次谈到，山西票号因跨地区贸易的增长而快速发展，同时也因为山西官员在不同地区任职之后都很帮忙。那么，为什么今天你看不到票号，它们后来怎么消失了呢？有一点是很显然的，就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贸易总体上上升了很多，特别是20世纪内地贸易和外贸都有增长，所以按理说，对票号业务的需求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上次说到，票号在湖南省有两个黄金发展时段。两个时间段里，湖南都有山西官员任职。到1863年，整个湖南有27家票号分号。而不远的福建，情况就很不一样。福建是贸易大省，康熙年间就向东南亚三十几个国家进口大米，还向日本出口砂糖换取白银，许多福建华侨遍及东南亚。鸦片战争之后厦门、福州成为通商口岸，福建贸易量更是大增。福建贸易也不只是与海外进行，而且也需要跟内陆联通，否则无法得到那么多货物。按理说，贸易量这么大，福建对票号服务的需求应该也很大。但是，即使是票号总数最多的1880年，福建也只有12家分号，还不到湖南的一半。怎么解释这一点呢？

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是在福建的山西官员很少，特别是1851年以后，福建高级官员里没有一个山西人。但这不是票号之后衰败的原因。

票号走向过度依赖官方业务

跟政府关系太紧是票号走向衰败的核心起因。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开始，1852年太平军进军江南，长江航路阻断。到1853年，当时贸易最多的江苏省和福建省，船只大部分歇业。原本往来各地的贸易商也纷纷逃难。南北交通断绝以后，南方各省收上来的税赋没有办法向北运输，而政府打战又急需用钱，情况非常紧迫。当时能把这么多钱从地方发往中央的，只有资本雄厚的山西票号。在此之前，朝廷是禁止各省委托票号向中央运送税赋的，但形势比人强。1861年，朝廷本来应该收到七百万两白银的税，战乱影响之下，实际只收到一百万两。别无他法，1862年，朝廷发下命令，让各省找资本充足的票号，尽快把税款汇往京城。对票号来说，帮地方往中央汇兑税款是大生意，但福建当时没有任何一位山西官员，没能抓住这个好机会，影响了票号在福建的扩张。

但是，上面的发展给票号带来深远的影响。一是从票号帮政府汇兑税款开始，票号和政府的利害关系就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了。政府好，票号也好；可是，清政府一垮台，票号也很快衰败下来。1911年清朝垮台时，全国有26家票号，到1921就只剩下4家。票号除了帮地方政府向中央汇兑税款外，跟政府的业务往来还包括贷款给政府和帮助官员隐瞒财产。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向西逃难。由于行程匆忙，身上的钱不足开支，而等其他省送钱又来不及，只能在路过山西时向票号借款。后来朝廷暂时安顿在西安，又多次向在西安的票号分号借款。这些借款无疑在后来拖跨了一些票号。

在帮助官员隐藏财产方面，民国时候，有人采访清朝时期的一位票号掌柜。按掌柜的说法：清朝晚期，一些王公贵族、高官都有自己的专用票号。按他们的合法收入，完全没法解释为什么自己可以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两白银。这些钱只能存进山西票号——信誉好，而且守口如瓶。票号老板对王公贵戚的行径心知肚明，而这些人也把票号老板视作心腹。很多话没法和妻子儿女说，但是可以和票号老板说。山西票号和清政府利益的勾连如此之深，清朝灭亡时自然要受冲击。

票号不能适应海洋贸易和外国银行的挑战

票号在清朝后衰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没能抓住海洋贸易的机会。山西票号本来就是伴随陆地贸易出现的。明代末年，山西就有了晋商。他们在当地种粮食，然后运到北方边境交给政府，换取政府开的食盐专卖许可证。然后再长途旅行到江苏，领取食盐之后，再运到山东、河南这些地方出售。到了清代，山西商人走得更远，南下到湖南、福建收购茶叶，然后北上，运到蒙古和俄罗斯销售。分号遍布天下的山西票号，能够为这些陆上贸易提供很好的金融支持。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开放，融入世界市场。增长最快的是海洋外贸，通常经过通商口岸进行。而占据这部分汇兑生意的主要是外国银行和钱庄。比如，厦门和福州成为通商口岸后，外国洋行在那里大量收买茶叶，然后打包出口到欧洲。汇丰银行在厦门开了分行，大买办叫叶鹤秋。他的弟弟，叶谅卿，开设了当地最大的钱庄源通银号。外国银行以及跟银行密切关联的钱庄，占据了厦门市场。

山西票号这时候在干嘛呢？上面谈到，太平天国期间票号开始帮政府汇兑税款，这些油水高的业务使票号失去参加海洋贸易竞争的动力。除了继续经营以往的内陆生意外，票号资金平时都存在钱庄赚利息差，钱庄可以随意动用这些资金。叶谅卿的钱庄，号称一年可以周转五十万两白银，很大一部分是票号的钱。在快速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中，票号没有什么作为，而是把作用让给了外国银行和钱庄。到19世纪末期，如果一个英国商人在厦门买茶叶，他首先会找汇丰或其他外国银行，从自己的账户开一张支票，由于这些银行的支票在口岸信用很好，中国商人收到支票后，也会找更熟悉外国银行业务的钱庄，让钱庄帮忙兑现。整个交易过程中，票号除了充实钱庄的资本，并没有发挥作用。

票号衰落的第三个原因是受到现代银行的冲击。除了外国银行，清朝末年在国内成立的现代银行也是票号的直接竞争对手。1905年，盛宣怀组建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叮嘱董事会：一定要尽力招揽政府和商人的汇兑生意，哪怕亏本也要做。并且点名要和山西票号直接竞争。同年成立的户部银行，政府直接出了章程，要求有户部银行分行的省份，地方向中央上交钱款，必须通过户部银行汇兑。这笔生意之前是票号占大头，现在直接被国有银行接管了。

票号内部也有人意识到了形势严峻。当时一位分号掌柜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两点：一是户部银行和各省自己办的银行，争夺政府资金汇兑的业务，导致票号这部分业务一下丢了一半；二是外国银行的存款利息更高，导致存款纷纷从票号流到外国银行，票号可以利用的资本因此减少了六七成。报告还特意警告说：等哪一天外国银行的分行开遍全国，无论是贸易业务，还是官员士绅的存款，全部都要被外国银行夺走。

票号内部有人尝试改革，但没能成功。当时有家很大的山西票号，叫蔚字五联庄，由五家实力不错的票号联合组成。辛亥革命之前，其北京分号的掌柜李宏龄给总号写信，提议将蔚字五联庄改组成现代银行。但是，大掌柜害怕改革之后，自己的权力变小。大掌柜于是给各个分号写信，说李宏龄改组的提议完全是为了他的一己私利，大家不要理会。大掌柜带头反对，改组的努力只能是失败了。就这样，山西票号走向衰落。

今天我们谈到的第一个要点是，山西票号衰落的原因之一，是票号和政府纠缠太深，导致政府垮台之后，票号也跟着衰败了。而之所以是这样，是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票号得到了汇兑政府税款的业务，这笔业务使票号的收入太好，让他们失去适应新的增长的动力。第二，票号没能抓住鸦片战争之后兴起的国际贸易快速发展这个机会，而外国银行和钱庄抓住了。山西票号以陆路贸易起家，对海路贸易不熟悉。福建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三，票号面临现代银行的激烈竞争。尽管票号内部有人意识到改革的必要，但最终没能成功。所以，就如其他行业一样，金融业也必须时时刻刻与时俱进。

（本文为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