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文 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汉边塞雄风与王朝政治建构相得益彰，是中华文明进取、综合与奠基的历史高峰。条条大路通罗马，地中海大帝国的商业文明、法律制度与政治智慧，引发西方后世模仿和世界性的赞许，是人类文明早期政治起跳屈指可数的模范。《秦汉与罗马》立意二者之间，是一篇立足于中西政治文明深度比较的长文，也是潘岳先生继《战国与希腊》之后推出的第二篇研究性文章。此类研究雄心勃勃，试图以中西“同时段”的“伟大历史”的二元比较，呈现中国政治文明的“大一统”原理与制度构成，并科学认知西方政体的古今之变，在“四个自信”的政治站位下展开针对“东方专制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及“历史终结论”的深层反思与批判，凝聚奠定切合新时代的文明自信和话语权。《秦汉与罗马》从福山关于中国作为第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秩序论出发，以驳斥“东方专制主义”落脚，试图以大跨度的历史比较塑造一种中西对话的“平等”语境，展现中华民族在回答“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如何可能问题上的核心智慧与制度成就。在诸多同时段的历史比较课题上，秦汉与罗马是真正具有奠基性和结构性的代表，在中西政治文明制度化意义上远超前后的任何时代。秦汉与罗马也分别对应了中西方真正的“轴心文明”，各自回答了彼此政治秩序建构的若干基本问题。《秦汉与罗马》就是在探索中西轴心文明的深层结构。作者恰似在人类文明两个极高峰之间，在最典型的历史时段内，怀着无比的好奇往返穿梭，试图发现双峰各自发育耸立的历史秘密和可为今人汲取的制度智慧。

潘岳文章以极大篇幅处理了秦汉建制的特色和优势，敏锐捕捉了这一时段政治文明的结构化与制度化特征。周的“礼崩乐坏”标志着“礼乐共同体”的失败，而战国是这一失败的结果，也是填补该模式之“国家理性”维度缺失的起点与过程。孔子在礼乐秩序失败的基础上一边反思，一边重述，奠定了后世儒家的基本精神秩序与伦理政治的仪轨，但在严格的国家理论与制度理性上并不严谨，不可能塑造福山眼中的“现代国家”。

中国国家建构的绝对理性维度由法家完成，法家以严酷的功利主义和规则理性建构了人类最早期的大型现代国家，这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重大成就，也是福山由衷赞叹的历史根据。但秦制法家以耕战为中心，以吏为师，激发人心之竞争和功利，但却涤荡了人心之仁义与廉耻，物极必反，二世而亡。汉承秦制，休养生息，《过秦论》与《治安策》寻求汉制特色及平衡，董仲舒天人三策及其儒家新义奠定汉代国家哲学之理性基础，在强大国家之外着力重建伦理社会，协调教化人心秩序，终于在汉武帝的“帝业”框架中成就巅峰性的文治武功。与秦汉相比，三代之治、春秋战国之类皆为序章、素材和处境，汉之后的各朝损益则是在秦汉大一统制度的总体框架内进行内外要素的调适，有局部创新，无结构性颠覆。若需要给这一结论加上一个恰当的学术性脚注，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最为精当，其从汉制立论，详述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要素和千年流转，从中折射出“贤能政治”的一贯传统和治理奥秘。潘岳文章就是为了揭示中国政治文明的“贤能政治”传统，解析“大一统”文明的制度密码。

与秦汉同期文明相比，地中海区域的罗马则深陷“战国”式的地缘战争之中，以“战斗民族”姿态与传统完成了环地中海的西方帝国建构。罗马历史，长时段可以区分为罗马王政时代、共和国时代和帝国时代。与秦汉可比的历史时期是共和国后半段与帝国时代。罗马共和，是罗马政治文明的奥秘所在。潘岳在文章中声称希腊提供了西方的精神基因，罗马则提供了政治基因。这一论断颇有“片面深刻”的意味，因为希腊在政治上也贡献了“民主”，而罗马在精神上则接纳了基督教，开创了真正的帝国，故所谓精神与政治殊难别异。但潘文凸显罗马的政治根性，则具有显著的合理性：其一，希腊的政治是袖珍的城邦政治或者人类童年的“小共同体”政治，整体希腊从未建构为严谨的政治秩序，故希腊可贡献政治的价值元素和制度原型，但难以构成成熟的政治文明；其二，罗马自身存在从共和到帝制的制度跃迁，在共和的精神和制度基础上“演化”为帝国而不是“折断”重组为帝国，保持前后的基本政治文化与制度的延续性，这是罗马构建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秩序的伟大成就，是希腊所不能及的；其三，共和国末期西塞罗的“文治”与凯撒、屋大维的“武功”共同推动了罗马共和国的帝国转型与建制，其中的“军政”因素深刻塑造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心智与行为模式，并对后世西方的“民主帝国”建构有直接影响。罗马是战争塑造的，罗马是政治建构的，罗马是在对城邦政治学的批判超越中完成自我定位的。“罗马模范”成为西方后世的共和国与帝国的共同背景，因为罗马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帝国，都是西方历史上的巅峰。西方早期现代以来的一流政治思想家，无论是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还是卢梭，甚至联邦党人，都以罗马为政治范例和荣光。在西方人回溯自身古典来源的学术和政治习惯中，罗马是首站，是榜样，是全领域的教科书，而希腊则是更遥远但可勾连的必要背景和渊源。《秦汉与罗马》对罗马共和及帝制的历史解析，抓住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内核与要害。

但罗马又是不幸的，潘岳文章对这一政治的不幸进行了客观理性的探求：其一，罗马以战争立国，但没有能力完成军事体制的“宪制化”，军队的私人化与军人干政成为罗马动荡及最终衰亡的重要来源；其二，罗马的基层政权建设与官僚理性化程度严重不足，罗马共和国与帝国的制度架构中，上层与中心是高度法治化和官僚化的，但中下层及边缘则是高度封建化甚至私人化的；其三，对蛮族的征服及“罗马化”并不成功，诸多的蛮族部落被归并到罗马军队甚至取得罗马公民权，但并未真正接受罗马文化和罗马公民规范，蛮族的反叛、逆袭与挑战是罗马衰亡的重要原因；其四，“罗马之后无罗马”，证明了罗马帝国的政治脆弱性，证明了从希腊城邦经罗马共和国而跳跃至罗马帝国的西方政治秩序变迁，出现了内在崩解与反复，替代罗马帝国的是“东方化”的东罗马、碎裂化的西欧蛮族王国、破坏性的中亚游牧帝国以及去政治化的基督教共同体。罗马的刀光剑影、奢侈腐败与其留在人类历史记忆中的帝国荣耀，共同构成了复杂多层的罗马形象。罗马是光辉的，“罗马治下的和平”是客观的历史成就，但这一光辉成就是有代价的，罗马自身及其治下的行省和族群都要承受罗马衰亡起伏带来的无尽痛苦。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孟德斯鸠对罗马荣耀和罗马腐败几乎是同等深入地进行了历史考察和分析，对我们认知罗马的“两面性”颇有助益。

以世俗帝国的治理指标而言，秦汉与罗马各有优劣，秦汉指向“大一统”，罗马指向“帝国和平”。但是罗马还受到一种特殊的精神挑战：基督教。罗马是泛神主义的，每征服一地并不消灭其本地神灵，而是诸神和谐相处，皆在罗马帝国的保护之下。因此，罗马帝国本质上是世俗主义帝国，多神传统是一种体现宗教宽容与文化包容的精神秩序。基督教改变了这一切。基督教本质上是反罗马的，与罗马帝国争夺“基层群众”和信仰权力。“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只是一种调和主义的平衡法则，实际的历史过程是充满斗争和血腥的。基督教诞生于罗马帝国初期，是帝国秩序的异己力量，无论是精神信仰还是社会组织，皆不在帝国建制之内。帝国对基督教采取了先严厉镇压后整体皈依的极化政策，但“基督国教”以上帝之城凌驾世俗帝国，并不以维护帝国秩序为目标，甚至国教化政策还进一步加速了帝国的精神崩解。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进入了基督教共同体与蛮族王国长期并存的中世纪，基督教实现了超国家的普遍主义存在，甚至在公元11世纪经由教皇法律革命实现了以教会法为“神圣宪法”的法律秩序大一统。潘岳文章在“基督国教”一章中对世俗帝国与神圣宗教的冲突性质与后果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呈现出西方政教关系在罗马的紧张属性。

当然，潘文对秦汉与罗马的比较，由于主题过于宏大，牵涉细节繁多，加之文章的写法夹叙夹议，趋近于“政治散文”，从而在有关比较议题及其核心判断上或有值得商榷与补充的余地。比如，文章对于“秦制汉化”的具体思想过程与制度论辩在叙事论证上颇有跳跃甚至有所遗漏；对罗马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分析不够深入；对“罗马之后无罗马”应做辩证理解和阐释；对罗马制度中最为关键的罗马法的形成、吸纳与理性化缺乏聚焦；对“大一统”的价值根基和目的论阐释还不够，而对罗马制度中“自治”的宪制价值及其历史演化的潜力评价偏低。此外，对福山的“现代国家论”也需要准确理解，谨慎对待，福山对秦汉“国家能力”的高度评价是有前提和框架的，甚至有严格的保留，对秦汉制度在法治与责任制上的不足颇有批评，文章适宜对福山理论进行批判性、有节制的理解和运用。

总之，潘岳先生的《秦汉与罗马》选取了人类历史之“轴心文明”定型期最具典范性的东西两端的代表进行了宏大而深邃的钩沉、比较、判断与论证，解析了中国“大一统”政治文明的历史建构过程和制度规范原理，亦呈现出同时段西方罗马共和到帝国变迁之思想背景和制度逻辑。文章整体论证上“形散神不散”，注意在精选的比较议题上进行“问题对问题”、“制度对制度”、“思想对思想”、“人物对人物”的二元化、直线型的深入比较，行文兼具思想性、故事性和论辩性。当代中国复归中华文化本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时代的深度和解与整合阶段，迫切需要对中华文明进行“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创造”，使得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正确理解和认同的自身文明基础之上。

然而，文明不是封闭的自说自话，而是在比较互鉴之中识己及人，故中西文明的深层比较与对话是不可跳跃的历史理性环节。以秦汉对罗马，抓住了要害，比较了要点，得出了较为准确的历史结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宰制国人政治文化心智已久的“东方专制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及“历史终结论”等不严谨及误导性的西化理论，试图在真正平等和理性的基础上以持续性的文明对话重建中国自身的文化自信，并以此为基础巩固和提升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但这样的“平等对话”带来的自信结论和解释范式，是否能够让国人真正信服，是否可以通达西方的当代人心，达到真正的相互承认的平等，甚至在平等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中华文化世界性表达的方式和空间，这些疑问依然悬而未决，故我们在文明比较和理论建构的道路上依然任重道远。

在此意义上，潘文已然是一种富有战略眼光和理论担当的自觉叙事方式和正面思想建构的积极尝试，长短得失之间展现了中华文化在当代的一种进取意志和谋略。潘文充分理解到“文化自信”乃是一国安身立命、续展文明、护佑万民的意义根基和团结依据，是其他层面之自信与创造的最深层的规范因素。在文化与制度关系的理解上，潘文擅长以典型思想人物和典型历史事件为依托，展现制度选择背后的文化心智与实践机缘，侧重对制度发生与演变进行文化层面的有意识的互动分析和因果关系的重建。潘文在最终关于“东方专制”的回归论辩中，没有落入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窠臼，而是持有真正平等和多元的文化对话立场，展现了中华文化固有的和平属性与互动互鉴的理性品质。立足秦汉的中华文明理解，与立足罗马的西方文明理解，因其尺度、智慧与历史影响，而可以是一个绵绵不绝的比较与对话课题。潘文试图为我们搭建沟通东西方主体文明的历史理性桥梁，尽管其中仍有若干有待深入探究的张力、谜题和细节在有限的叙事篇幅里未能尽然呈现和处理，但这种带着当代文化与制度冲突之问题意识而返回古典场景进行历史钩沉与智慧比较的理论担当和科学方法论，以及这一宏大的文明比较工程的理论前景与解释功效，颇值得高度肯定和进一步期待。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