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年前，尼采（1844－1900）去世，8月25日是他的忌日。今年这一天在中国是七夕，牛郎织女一年一次相见。很少有人在这一天想起尼采，当然，尼采研究专家也未必记得尼采的最后一天。纪念日只是怀念某个人或某件事的一个理由，人与事的持久影响才是怀念的原因。正如七夕只是情人们相聚欢悦的借口，情却不是一日一夕之物。如果尼采仍然有知，他也不会对这样的冷落感到意外。他相信自己将获得盛誉，却从不认为他的思想是大众消费品。

尼采的父亲是一位乡村牧师，36岁时因脑炎（脑萎缩）去世。尼采六岁时做过一个梦：在教堂风琴的哀乐中，一座墓穴打开，他的父亲走出来，匆忙奔向教堂，抱回一个小孩，从打开的棺盖回到地下。第二天，尼采两岁的弟弟突然不适，很快在痉挛中夭折。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尼采。他多病，敏锐，又有强烈的自负。这个特性成就了他，也毁灭了他。尼采死时还不到56岁，可是他的最后十一年是在精神的黑暗中度过的。1889年初，在意大利西北部城市都灵——尼采认为那里有最好的食物——他受到刺激，出现精神分裂症状，从此没有复苏，结束了思考与写作。

尼采把自己当作一位先知。对此，每个人可以选择是否接受。且不论未来（对于今人，尼采逝后的未来120年已经是过去。但尼采仍将继续有未来），即使仅仅把尼采放在他那个时代的德国，他的思想的成因及内容仍能够有所启发。

尼采是哲学家吗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关于中国是否有哲学的争论今天仍在继续，而尼采论说不依靠逻辑推理，在这一点上，他有些类似中国古代哲人。

古希腊人说，哲学是爱智慧。今天，这个定义显得过于宽泛，人类智慧已在众多方面展开。尼采自称是“无可匹敌的心理学家”（《瞧，这个人》）——当然不是今天理解的“心理学家”。尼采自成一派。他把哲学家当作先知。他说：“哲学家出现的那些时代是有大危险的时代”，“他们被远远地抛在他们的时代之前”（《强力意志》），这与黑格尔之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法哲学原理》）正好相反。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她的猫头鹰象征智慧，以及哲学；黄昏指一个时代的末期。黑格尔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反思，哲学是再认识。这是哲学家的而不是先知的态度。

至今仍有德国人只承认尼采是音乐家、散文家，或者思想家。确实，如果说尼采是哲学家，他也是反哲学的哲学家。尼采不仅没有按照当时哲学的方式写作，更对苏格拉底以来的欧洲哲学发起攻击。他反基督教，当然也反基督教“哲学”——当然，以信仰而非求真为目标的论说不是哲学。因为他反对这一切，只有熟悉欧洲文明，尼采才有意义，否则他的话似乎只是格言。因此，初学者难以经由他的思想进入欧洲哲学的堂奥。尼采的思想启发了后来的“解构主义”，但他更具破坏性，自称“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尼采用锤子破坏欧洲现代文明的基础。他也没有脱离欧洲，只是他寻找到的替代基础所在的时间更古、位置更偏。他的破坏是为了重估一切价值，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这是先知的行为。先知或许不是哲学家，却是哲学家的引领者。哲学家在黄昏起飞。尼采在黎明起飞，把一切偶像送入黄昏。

尼采的哲学基于他的敏锐直觉而非缜密理性，他说：“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偶像的黄昏·哲学中的“理性”》）尼采向往活泼的生命、健康的道德，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他的著作更像是箴言录，处处是爆发的灵感，但前后段落并不紧密相连，与体系化的哲学形成鲜明对照。尼采说：“我不信任一切体系构造者并且避开他们。构造体系的意志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偶像的黄昏·格言与箭》）这却是德国哲学的特征。尼采把德国哲学家称为“‘不自觉的’骗子”。他说：“德国人绝对没有产生过人类智力史上最诚实的智力。”（《瞧，这个人》）这些话也不是他在为自己辩护。尼采的哲学是他的天性决定的，他不是为反对而反对。

在尼采之后，没有一部西方哲学史著作可以忽略他。罗素说，他“厌恶”尼采。不过那是因为尼采思想中的痛苦，而不是其中的非逻辑方式。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1945）给了尼采一章。他承认尼采是哲学家，“一个与当时仿佛占优势的政治、伦理潮流有意识对立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著有两大卷《尼采》（1961），由1930年代的讲义陆续补充而成，称尼采为“形而上学思想家”。他认为，尼采的“强力意志”提出了“哲学的基础问题”。雅斯贝尔斯著有《尼采：其人其说》（1935）一书，他写这本书是为“消除假象，以便保留这位或许是迄今最后一位伟大哲学家的先知式意义”。加缪称加塞特为尼采之后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那么，尼采显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这是20世纪哲学家对尼采的认可。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提出“轴心时代”。这个历史的轴心“由反思产生。意识再次意识到自身”。各文明取得哲学突破，在这一时期，精神产生。历史由此进入更高阶段。此前，尼采已看到各文明同时代的哲人。他说：“无论是摩奴、柏拉图、孔子，还是犹太导师和基督教导师，都从不怀疑他们说谎的权利。”这与先秦对孔子之儒的批评并无明显区别。尼采的结论是：“迄今用来使人类变得道德的一切手段，归根到底都是不道德的。”（《偶像的黄昏·人类的“改善者”》）轴心期包括犹太文明的先知时期。轴心时代的先知与哲学家都不能避开神与人的关系。尼采不是宗教先知，但他特别注重神话蕴涵的意义，而神话的核心是神——虽然是人的投影。尼采是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古人，又开拓了通向后现代的道路。尽管尼采独树一帜，他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只是更古，并因此改变了西方哲学的方向。

什么是哲学

这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回答的问题。海德格尔和加塞特都写过同名的《哲学是什么？》（1955，1958），他们用一本书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缩小这个问题，并变为“什么是哲学”。中国思想家的灵感多来自他们的直觉，他们的论述多用比喻、历史，缺乏逻辑的支撑，因此他们是否为哲学家多有争议。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尼采来回答。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是发现真理的艺术；尼采赞同伊璧鸠鲁派的说法，哲学是生命的艺术。生命的冲动不服从逻辑。

尼采的哲学没有严密的逻辑。1902年，尼采去世后两年，西美尔在柏林的一家女子中学演讲，延续至第二年。此演讲文稿即《叔本华与尼采》。他说：“纯然逻辑上的诠释对于叔本华是不必要的；相反，对于尼采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叔本华对自己做过太多的解释；而尼采洋溢着诗情，冷静的逻辑诠释将把尼采置于他不曾跨入的“阶段”。所以，西美尔说，叔本华是比尼采“更伟大的哲学家”。他承认尼采是哲学家，只是尼采没有形而上学的冲动，还处在哲学的较低阶段。西美尔说：“叔本华全然丧失了在尼采身上处处爆发出的情感：生命的庄严感。”“生命的庄严感”却是尼采要用来替代形而上的要素。中国传统思想不乏“生命的庄严感”，却被认为缺少严密的形而上学和逻辑，因而不是哲学。这只是对“哲学”的理解不同造成的。尼采对什么是哲学构成挑战。他与叔本华在许多方面相反，也与德国哲学传统不符。但在逻辑的视线之下，德国传统哲学仍然远远不够严密，而且很多时候其说也不能用科学的方法予以证实或者证伪。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问题的产生是因为语言的逻辑混乱。他说：“哲学家们的命题和问题大都源于未能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逻辑哲学论》，1921）他的出发点是发生的事情，即事实。用逻辑对之作出判断，或真或伪，或不可说。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同上）他实际上否定了哲学命题，至少是形而上学。尼采已先行一步。实证主义承袭英国的哲学传统，注重感觉经验。尼采说：“实证主义坚持现象中‘只有事实’。与之相反，我要说：不，恰好没有事实，只有解释。”（《偶像的黄昏·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尼采预先否定了维特根斯坦的立论基础。后来的现象学把现象（感觉材料）作为认识的对象。现象学不是由尼采产生，但尼采的挑战功不可没。

尼采提出了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事实”是否存在？或只存在于解释或语言中？维特根斯坦的出发点是“事实”。由印度佛教中观派观之，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否定不够彻底。中观派认为，万法皆空（“没有事实”），非真非假，非非真非非假。龙树《中论》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假名是现象之名而不是事实之名。

其实，中国先秦哲人已经知道语言的有限性。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列子说“不知”，庄子说“不言”，两人分别强调这两个字。禅师持“不可说”之说，曰“开口便错”。他们用棒喝等方法阻止学人问道，阻止他们有言。但他们仍然有言，否则我们将不能得知他们的智慧。列子、庄子以寓言而言，禅宗则有公案。禅师用来表意的动作也是一种语言。这是因为形而上的存在不可言传。但是，言是思想产生的条件。“不言”就不能交流，不能传播智慧，甚至不能维持社会的存在——虽然这与哲学不相干。孔子有社会理想，所以他说：“不言，谁知其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如果以尼采之前的德国哲学为参照，“中国没有哲学”这个论断大致不错，因为缺少逻辑，缺少体系；如果以尼采为参照，则可以称中国古代思想为哲学，只是并非必要。从1920年代起，中国学者分别开出生命、逻辑的中国哲学之路，其影响在随后的数十年逐渐壮大，在1980年代开始传回大陆。这数代学者有深厚的学问，不乏洞见，但方法似乎并不得当。他们试图在中西哲学体系之间建立密切联系，于是不免沦于细节的比附，并不能真正发现中国哲学的精髓；况且哲学体系、形而上学已不再是新建哲学的必要条件。其原因不是尼采的毁灭，而是数学、科学已经部分取代哲学。

作为求真方法的哲学已经完成任务。西方哲学孕育了科学，但科学已从中分离出去，成就卓著，且可验证。加塞特说，1840年至1900年是“人类历史中最不利于哲学发展的时期”。（《哲学是什么》）他提出的第一个原因是物理学的胜利。这六十年正是尼采的年代，他为欧洲哲学找到一条出路。我们可以说“物理学的发展”，因为物理学的探索在不断深入。但哲学却不是在“发展”，因为早期的哲学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哲学可以用逻辑推演抽象概念，但终归要面对现实。政治哲学、道德哲学都不能用科学的定义，关于人的理论不应该忽视人的非理性。哲学应该回归人和社会。

另一方面，如果沿着逻辑的道路继续向前走，便会发现日常语言也不再有意义。那么，不仅哲学没有意义，任何思考与对话都不成立。当然，在逻辑之外仍然有人类的智慧，在很长时期，人类文明就是在不可言说的言说中发展的。逻辑本身也不是没有漏洞，这就是逻辑悖论。参照人脑运行方式的“模糊逻辑”可用于计算机。人工智能是由计算机逻辑运行的，却也不完全是逻辑的，还包括经验的学习。这不是说智慧可以完全违背逻辑，只是不必那么严格依照逻辑而已。人的动机往往是模糊的，大众行为尤其不可以理性预测，率领大众的也会失去理性——很多时候还领先于大众。所以，逻辑的缺乏仍是一个文明的重大缺陷，为此所作的任何辩解都是无力的。缺乏基本逻辑能力的人只能陷入被规定的愚蠢。

尼采思想的源头：古希腊与浪漫派

尼采是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熟知古希腊文明。他向往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那是悲剧的时代，剧中人物与命运抗争。《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写于1873年，在尼采去世之后才出版。这本书讨论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尼采批判苏格拉底的道德主义、辨证法毁灭了悲剧。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存在于苏格拉底之前，被苏格拉底的辨证法毁灭。后来，尼采写出《自我批判的尝试》，作为1886年版《悲剧的诞生》序。尼采声称：“辩证法只是一个黔驴技穷的人手中的权宜之计。”（《悲剧的诞生》）尼采并不只是在批评苏格拉底，他还针对黑格尔越过理性和逻辑的翻云覆雨技巧。

尼采是哲学家中的艺术家，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可以把尼采看作德国浪漫主义的尾声。浪漫主义出现在德意志精神、德意志民族的塑造过程之中，贯穿整个18世纪的德国。德国浪漫主义的两大标志是崇尚古希腊、整理民间文学。这两个特征在时间上有先后，并且有冲突。德国浪漫派大多是诗人，他们反抗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的专制——这是与当时的德国哲学相反的另一个潮流。为了建立德意志民族的文化，浪漫派挖掘本土的精神资源，崇尚个人的神秘感受。自中世纪以降，在基督教哲学的外衣之下，古老的神秘主义思想在德意志土地上顽强延续，并有很大成就。尼采可能经由浪漫派受到神秘主义的影响。他说：“只有在酒神的密仪中，在酒神状态的心理中，希腊人本能的根本事实——他们的‘生命意志’——才获得了表达。”（《偶像的黄昏·我感谢古人什么》）酒神是生命意志、生命冲动的表现。尼采也为生命而反对基督教。他一生未婚，把“生殖”称为“神圣的路”，并在这四个字下面加上着重号。他说：“唯有基督教，怀着根本反对生命的怨恨，把性视为某种不洁之物：它把污秽泼在源头上，泼在我们生命的前提上。”（同上）

德国对古希腊的寻觅早于浪漫派，两者是欧洲的潮流与反抗，在德意志又有所不同。伊丽莎·巴特勒的《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1934）从温克尔曼开始。她说：“任何暴政都是要催生反抗的。”“在这场反抗潮流中，德意志人表现出来的烈度非他人所能及，那样的反抗堪称暴烈。浪漫派诗人和自然主义作家以极端态势，力求解脱希腊暴政。”这些诗人中有荷尔德林、海涅等。据萨弗兰斯基的《尼采思想传记》，荷尔德林一度几乎被遗忘，是尼采发现了他。尼采在荷尔德林去世的第二年出生。巴特勒发现其中的寓意：尼采有浪漫派的魂灵。在她的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余波》有一小节论尼采，巴特勒说：“仿佛是荷尔德林在尼采这里转世再生了一样，而且他还携带着海涅的魂灵，一起进驻尼采的身体。”

以塞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不只论德国浪漫派，但德国浪漫派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伯林没能给“浪漫主义”寻找到一个定义，却发现尼采与歌德的对立。他说：“歌德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疾病，是狂野诗人和天主教反动派虚弱的、不健康的战斗口号。”“尼采说，浪漫主义不是疾病，而是药方，用来治愈疾病。”尼采说过，他的曾祖父与歌德有交游，这表明他对歌德的尊重。尼采赞同浪漫主义是因为它反抗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专制，能够与德国哲学对抗。

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伯林说：“法西斯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继承人，这并非因为它失去理性——很多运动的确失去理性——也不是因为它对精英阶层的信仰——许多运动都有这样的信仰。”伯林认为，这在于它们持有同样的概念：“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不可预测的意志以无法组织、无法预知、无法理性化的方式前进。”这是纳粹发现尼采哲学的真实原因。但孤独的尼采不会参加纳粹那样的群众运动。在最后的十一年之前，尼采没有失去理性。他为生命活力反抗理性的专制。

黑格尔在1831年去世，又过了十三年，尼采出生。黑格尔的时代是拿破仑帝国，而尼采的时代已是德意志帝国。两人创造了不同的哲学叙述模式。黑格尔看到的东方是精神的僵化、历史的停滞，却因此被东方视为巨匠。黑格尔是官方哲学家。尼采是一位独行的先知，却因为纳粹的赏识而背上黑锅。哲人的遭遇不应当是判断其价值的标准。相比黑格尔影响之下的历史有固定线路和方向的观念，尼采的永恒轮回（永恒反复）——显然是东方的观念——才接近历史真相。

对于其他文明，尼采显然比黑格尔更包容，也更愿意接受。其实，亚、非、欧三大洲是古希腊人的划分，不是东方的发明。今日被当作“欧洲”的主体部分，在古希腊时代还是蛮荒之地。现在，亚洲也有发达国家。欧洲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东方的智慧有多种，有两河流域、波斯、印度等等多个古文明。还有古老的埃及，从欧洲看，埃及其实在南方。东方不是一个国家，古代的国家也不是今天的国家。文明不是现代国界框定的某一个国家的文明，也从来也曾不以国界为分野。以两河流域为中心，东西方文明早有交流，交流的方式有商业、战争与迁徙。在晚些时候，从早期基督教的传播范围也可以看出这种交流的广泛。因为有对比，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发现，各文明的人们都认为是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他们的文明是最发达的——如果不是唯一发达的。但人类终将走出自我封闭。东西哲学正在互相接受自己缺乏的部分，正如尼采时期的印象派接受东方绘画技巧，欧洲绘画中的明暗、透视、解剖等技术也早已进入东方绘画。

尼采的著作

在中学时，尼采已开始严肃的写作。他的主题一直没有变。他的各本书不是沿着一条路递进，而是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一部复调乐曲。各书是他的思想的各乐章，彼此有重复，也有变化。例如，《偶像的黄昏》有《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一章，这让人想起他的另一本书《不合时宜的思想》。《偶像的黄昏》还有《苏格拉底问题》、《哲学中的“理性”》等章，这又让人想起他在另外一些书中对古希腊哲学的探索，对理性的批判。其实，《偶像的黄昏》与《敌基督》是从他没有完成的《强力意志》中拆分出来的。他的一些书动笔更早，出版却晚。《强力意志》没有完成，在他身后才出版。

在陷入黑暗之前一年，尼采完成他的自传《瞧，这个人》。这部自传以他的著作为纲目展开——尼采的生命是他的书。书名来自《新约》。“这个人”是一位殉道者，众人希望看到他被权力者杀害。据《新约》记载，在犹太众人的催促下，罗马犹太行省总督本丢·彼拉多处死耶稣。“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约翰福音》19:5）先知的命运是被出卖，被杀害。尼采把自己当作一位殉道的先知，不能见容于他的时代，会被众人所敌视。但他知道他属于未来。在他住过的房子（已是危房）被拆除时，他说后人将减少一个朝圣的地方。

尼采是思想家，不是考据学家。他描述的古希腊大多来自他的想象力。他的《悲剧的诞生》（1872）受到研究古希腊学者的批评。尼采尊重的老师里齐尔批评这本书是“有才华的胡说”。对于学者，这是批评；对于哲学家，这是赞扬。

《悲剧的诞生》讨论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与日神阿波罗。尼采说：“《悲剧的诞生》是我第一个一切价值的重估。”（《偶像的黄昏·我感谢古人什么》）尼采写《悲剧的诞生》时27岁，他并不满意这本书。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日神几乎消失，酒神更加突出。他继承酒神精神。尼采说：“我，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最后一个弟子——我，永恒轮回的教师。”（同上）他相信瓦格纳较早时期作品体现了酒神精神。当他发现瓦格纳转向基督教时，便断绝了两人关系。

尼采不仅要回到古希腊，而且是比苏格拉底更早的悲剧时代。悲剧对于人类命运的思索才是哲学的真问题。没有人能够逃离前人的思想。作为古代思想的继承人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继承哪个时期的古代？这对于中国哲学同样重要。

尼采推崇瓦格纳，因为他在歌剧中对北欧神话的诠释。另外还有一些原因。尼采《瞧，这个人》回忆说：“我把他当作一个与‘德国式美德’相反并具体反抗‘德国式美德’的人。”民族的道德自负常见，在哲学家中黑格尔尤甚。尼采不是民族主义者。尼采也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他反对道德的虚伪。这种态度近似《庄子·胠箧》之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尼采都大量使用寓言。《偶像的黄昏》有一章名为《“真正的世界”如何变成了寓言——一个错误的历史》。尼采在其中说：“真正的世界是智者、虔信者、有德者可以达到的——他生活在其中，他就是它。”尼采在最后四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这“真实的世界”是“我的意志”。但尼采要废除这个世界，使之成为寓言。也许寓言更真实。

《快乐的科学》（1882）不是谈论科学，又译为《快乐的智慧》。科学、智慧都不够准确。这是翻译中不能解决的一词多义问题。这部书已经大致包括尼采已经和将继续探索的主题。这本书也是一部箴言集，由灵感产生的片段组成，各箴言之间的联系只能由读者完成。这是他的写作风格，或许他的糟糕的健康不允许他从事长篇写作。

在他的反抗中，尼采把一位异教先知作为替身。查拉图斯特拉是祆教的先知。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4），他从山上下来，向众人布道。这位超人是先知，没有权力。祆教教义的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对抗也是尼采的主题。

《论道德的谱系》（1887）展开对道德的批判。那是基督教的道德、末人的价值。尼采在《强力意志》说：“道德领域缩小，这是道德进步的标志。凡是人尚且无力进行因果思维的地方，人们就会进行道德思考。”（1887）尼采反对基督教的道德，他认为那是奴隶道德。但他把基督当作先知。他说：“在希腊人的眼中，也只有在希腊人的眼中，我才是反基督的。”（《瞧，这个人》）施特格迈尔在《尼采引论》说：基督教是“尼采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这或许有些夸张。但尼采确实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他只是要重估价值。他不只是破坏，他还要重建，重建材料包括古希腊、北欧以及东方的精神创造，并不限于德国境内。在尼采的时代，德国、希腊还都不是严格意义的“西方”，至少德国拒绝加入。

尼采的身后事

尼采的思想有害吗？这取决于接受者是谁，而不取决于尼采本人。没有人能够控制身后之事。如果某人的思想成为社会运动的动力，那么，他在世时便已失去解释权，更无力改变运动。大众运动的煽动者需要理由，他们会借用哲人的思想。凯恩斯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实际上比一般人想象的更有力。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精英统治的。那些自认为能够免于受经济学家思想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思想家播下龙种，很多时候却只能收获跳蚤。过世的思想家也可能成为政治运动家的囚犯。尼采在纳粹德国的遭遇就是一例。

1887年，尼采开始写《强力意志》，又翻译为《权力意志》，但仍然可以被联想到“权力”。其实，此书重点在“重估一切价值”。在当时的欧洲，这一切价值建立在基督教教义之上。《强力意志》在尼采身后出版，得到纳粹的赏识，给尼采带来坏名声。纳粹塑造的尼采形象近似于叔孙通之流的儒家。叔孙通主动向刘邦献策，而尼采却不曾向权贵献媚。尼采反对民族主义，也反对帝国思想。只有在他去世之后，在他不可能为自己辩护之时，才会被利用。这是哲人的命运。

中国人读尼采，由来已久。王国维在1908年已发表《叔本华与尼采》之文，有他从英文翻译而来的两位哲人的大段引语。他的词论便受到到尼采的很大影响。后来对尼采的研究中断，到1980年代才重新启动，又掀起一波尼采热潮。

但是，翻译必定有误差。有人（很可能不是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过：“诗即在翻译中丧失者。”哲学又何尝不是？严复知翻译之难。他说：“一名之立，旬月踯躅。”（《天演论》译例言，1897年）然而，语言之间本来有不可译之名，翻译便可能丧失原义。在1936年的一封信中，陈寅恪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他是在说训诂。古今字义可能有很大差别，以一字的今日之义理解它在古汉语的含义，必有误差。一字的内涵由其时的文化史决定，不探讨当时的文化便不能理解其义。陈寅恪此言也同样适用于翻译。例如，哲学中所谓的“真理”在欧洲语言中并没有“理”。

尼采的Macht是另一例。这个词被翻译为“权力”，即汉译《强力意志》之“强力”。它在德语中的内涵比在现代汉语中的要宽泛得多。译者在其义中有所取，则必有所舍。同样，因为词义的变化，今人对古典著作的理解也是一种翻译。

Macht还指威力、威望，与英语的power接近。约瑟夫·奈提出soft power，指威望、吸引力，不依靠对身体的控制，汉译为“软权力”或“软实力”，都有所失。这不是译者的错误，两种语言从来没有完美的对应词，一种语言的同一个字也有古今之别。古汉语的“权”指秤，是平衡的力量而不是绝对力量。“权”指绝对的权力是后来之义，这导致对尼采的误解。其实，中国古人对“权力”之源也有区分。《荀子·强国》曰：“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道德之威即软权力之一种。尼采的Macht不是权势者拥有的力量，也不是道德之威。那是先知的力量。

“强力意志”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叔本华的“意志”。尼采在年轻时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曾给尼采强烈的冲击。后来，尼采与叔本华分道扬镳，也部分继承叔本华的精神遗产。叔本华宣称“世界是我的意志”。意志不是强加给别人的，更不是服从权力。尼采是权力的反抗者，不是依附者。他说：“权力意志只有凭反抗来表现。”（《权力意志》）尼采反对权力的暴政以及权力不可避免的愚蠢。他声称：“获取权力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权力使人愚蠢。”（《偶像的黄昏·德国人缺少什么》）是的，这种愚蠢比先天性痴呆更常见。德国在20世纪的灾难便由此而起。

尼采有著名的鞭子比喻。但他不崇尚暴力，也不是缺乏同情感的人。1889年，他在都灵的街上看到马夫用鞭子抽打马，他抱着马痛哭，由此精神分裂，再也没有复苏。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刑，在行刑时被改判流放西伯利亚。他的《罪与罚》（1866）深深打动过尼采。尼采不掌握权力，不是执鞭者。他设想的超人也不是。尼采会赞成使用鞭子抽打人民吗？或者像希特勒那样把人们送上战场，送进毒气室？像沙皇那样屠杀、流放本国的精英？无法想像。

哲学家是爱智者，不是爱权者。爱智者不可能从众，爱权者则必屈己。思想家如果能以一己之力去创造，去改变，也是超人，尽管他无权无势。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这样的超人。尼采的超人反民众的粗陋。贵族反对民主，尼采是精神贵族，他反对的是大众文化——如果可以称为“文化”。在民主的时代，权力继续分散。媒体曾经被称为第四权力，记者编辑也曾是“贵族”。印刷时代，报纸也挑战权力。电气时代的广播、电视削弱报纸。在网络时代，这些“传统媒体”逐渐失宠。随后，网民由新闻的评论者变成新闻的提供者、制造者。在人人可以提供和制造新闻的时代，激进、民粹、谣言、隐私泄露等等都有了更便利的渠道。但无论如何，已经很难从这个时代回到过去。俗话说，有得必有失。网络通讯造成损害，也有得：更多人能够发声，能够传播，能够被听到。这比传统媒体对信息、观念的垄断远为重要。

同样，这也是一个人人可以成为哲学家的时代。不过有一个问题：在每个人为挣钱而挣命的时代，哲学有何用？哲学从来不是大多数人的兴趣所在，对于很多人也确实无用。文明的标志是城市、文字的出现。如果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哲学的出现。人类文明产生于哲学思考，人类的精神创造贮藏于哲学，以及文学、艺术。哲学是爱智之学，是智力的挑战。现在有许多种其他的智力挑战，不必在哲学中施展才华；人的禀赋各异，也未必都适合哲学。哲学的慰籍也有替代品。哲学有时是苦恼的；在有些地方，智慧是危险的。但到目前为止，哲学、科学是人类智慧能达到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