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文 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屏，让我们第一次近距离了解全中国六七百万外卖小哥在算法的驱策之下是如何地讨生活，也把算法霸权、平台责任和劳动力市场转型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为什么在路上，还是在小区里，总会遇到横冲直撞或者一路小跑，争分夺秒的外卖骑手？背后推手是算法霸权。算法要求他们在更短时间内完成送货人物，他们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行为。算法把服务客户的效率提升放在第一位，不顾真实世界中会有中午时间等电梯排长龙、下雨天天黑路滑容易摔倒等各种问题，算法如果要节约两分钟，骑手就必须去挤出那两分钟，哪怕这意味着需要逆行、闯红灯。算法之所以行之有效，也是因为奖惩机制所带来的大棒效应，担心被罚款，担心被差评，就好像鞭子抽在身上一样，驱使着骑手们更快，更快。

使用算法的外卖平台对此难辞其咎。外卖是一个典型的双边匹配平台，一边连接用户，一边雇佣外卖骑手，尽可能便捷地匹配骑手为用户送外卖。为什么这种旨在匹配的算法却成了压迫骑手的工具？

很多人喜欢美团或者饿了么的服务，因为方便便捷。外卖平台之所以制定出如此细致的考核方式，就是希望不断削减外卖所需要的时间，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从而提升用户的粘性和使用频次。就商业模式而言，外卖平台的确把“顾客是上帝”发挥到了极致，向顾客承诺30分钟送达，晚一分钟都可以投诉。顾客可以打分、顾客可以投诉；骑手必须打卡、必须达标、必须完成KPI，而不达标的结果就可能是罚款。显然，这样的平台缺乏基本的平等，把一边的用户体验建立在对另一边服务者的压榨之上。作为一家双边平台，如果只着眼于用户体验的提升，而不去考虑提供服务者的生存状态，不去考虑骑手的福祉，这样的平台是不可持续的。当算法驱使的骑手求快行为导致交通违章带来日益频繁的伤亡的时候，平台更必须肩负起责任。

不过，在声讨算法霸权和呼吁平台责任之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正在发生的劳动力市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大背景。两年前，美团和饿了么就已经拥有约600万名骑手，现在人数会更多。有预测认为，到明年美团每天将需要100多万名骑手，比去年多20万人。外卖骑手的收入通常比在生产线上的工人高，美团的骑手就有近1/3曾在工厂工作，他们转换行业，让原本在生产线打工的工人更醒目地在大都市中出现。自2018年以来，大都市外来务工者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就首次超过了制造业，后新冠时代只会加剧这种转型。

其实，外卖骑手中有1/5上过大学或职业学校，他们希望获得尊重。在一份调查中，近一半美团骑手表达了对自己社会地位的焦虑；而在饿了么，只有不到1/3的骑手认为自己获得了用户足够的尊重。

整体看来，外卖骑手在算法霸权下的生存状态，体现了向数字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全新的“异化”问题。资本主义规模化生产中的异化，让工人成为流水线上不断从事重复劳动的螺丝钉，没有任何发言权，没有任何的成就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承受无聊和疲惫。外卖小哥面临的异化风险则是他们有可能成为算法所驱使的“人肉机器人”，在平台追求更高的效率和自己争取多的计件收入中迷失了方向。

饿了么和美团都在24小时内做出反应，无论是“增加五分钟”,还是优化算法，善待骑手，都是迈向平台社会责任的第一步。但，我想，这不应只是一次危机公关，我们需要更深远地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给予外卖骑手基本的平等和尊重，在算法之外增加更多温度。

其次，我们需要鼓励平台将自己的算法公开透明，这也是数字时代的未来趋势。现在每家平台的算法都是黑匣子，黑匣子的算法更容易被为了满足商业利益而调整。算法公开透明，让更多专家可以评审算法，对不合理的安排提出异议，可以减少算法霸权，增进平台平等。

最后，每一个消费者都需要多些同理心。在算法驱使的世界，如果不学会换位思考，我们会越来越把外卖骑手当作行走的机器人，直到他们被机器人取代为止。五年十年以后，当商业模式变化，技术迭代之后，零工经济又该如何善后？

（作者系《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