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

【文化的江山】

李冬君/文

两千年前，孔子一声叹曰：“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

他也就一叹而已，并没有真下海去，要是真下海了，他的“道”，能形成海洋文化吗？或者说，在海洋文化里，他的“道”能行得通吗？没人这样问过。可那一声叹息，却提醒了后人，惹得诗仙李白游山玩水之余，要“直挂云帆济沧海”，而文豪苏轼，一贬再贬之后，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了。

李白游仙，来到海边，只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也没有真下海去访问蓬莱。但苏轼被贬，却真的去了一趟海南，在岛上留下一堆诗文而归。

一生被贬终不改

苏轼被贬海南岛时，衣冠人物，缤纷中原。垂老投荒，无生还之望，便来安排后事：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材，其次修墓穴，并立遗嘱：“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乃东坡之家风也。”

本以为贬到惠州便此可以终老了，没想到一贬再贬，他还没从朝云之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刚在朝云墓上，六如亭中，那“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的墨迹犹新，他就又一次从惠州被贬往儋州去了。途中，他耳畔尚有朝云游吟《蝶恋花》词余音环绕，每吟至“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时，就有那伤心人的泣声一路伴随他，不知“天涯何处”？可如今他是真个往“天涯”去了，不得不丢下了朝云，但愿那个“天涯”之地是他的“芳草地”。

他是个洒脱之人，既来之则安之，权当自己就是个海南人。路过广州时，他作《与友》诗，其中有两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看来，他还真是乐天知命，尽管前程堪忧，他还是相信有“芳草地”等着他的来临。

待到孤岛一看，他便总结出“六无”，在给友人程全的信中，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六无”之中，第一便是“食无肉”，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他的美好生活，是食有肉，居有竹，二者已缺一，他当年就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回便应验了。

那时，弟弟苏辙，也随他一道，被贬到雷州半岛，兄弟俩隔海相望，互致问候，他听说弟弟瘦了，写了一首诗《闻子由瘦》，“子由”，是弟弟的字。诗中，提起土著人的食物，有诗句云：“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看着土人的吃法，他真是站在地狱的门槛上，无语了，让他不由得想起“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的那些好日子。

“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被朝廷这样贬来贬去，有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不学陶渊明辞官归田去？他在孤岛上，写了和陶渊明的诗一百多首，把陶渊明当成了古今最伟大的诗人。伟大，不但在做诗，更在做人，陶公“不为五斗米折腰”，一下就把官身弃了，而他历尽万苦，也从未放弃自己的官身，似乎连这样的念头，也从未有过。

苏辙为他作《追和陶渊明诗引》一书，其中，就提到了“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腰见乡里小儿”，而他哥哥“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其一生，都未能悔悟，并且因此身陷大难，到晚年才要“欲以桑榆之末景”，将自我寄托于陶渊明，但“谁肯信之”？

知兄莫若弟，子由说他好陶公，有如叶公好龙，好的是形影，并非陶公之真身。尽管他也像陶公一样务农，看来惟妙惟肖，实则貌合神离，因为陶公是真农民，而他仍是官身一个。陶公说走就走，走出官场，挂印归去，走向农村，而他身在农家，却依然是官场中人。

他身后，永远有个政敌的阴影，可他一直就没搞清楚政敌的成因，为什么他的政敌都是他的友人？王安石，还有章惇，哪一个不曾与他惺惺相惜，为什么一入朝廷，便成敌人？其实，朝廷有一条政治潜规则，那就是朝廷没有朋友，只有君臣。在朝为友那就是朋党，为避朋党嫌疑，那就必须效忠，忠不忠看行动，最好的行动，就是向朋友下手，献上忠诚的投名状。

苏轼不是个能向朋友下手的人，但他却被作为向朋友下手以表忠心的一块好料。他朋友多，所以，对他下手的人也多，他在政治上，也是一块“东坡肉”，不但味道好，而且油水足，能咬而不咬一口，就如同妖怪圈里碰到了唐僧肉，哪能忍得住！

这样看来，性情中的“东坡肉”，不光能反映“民以食为天”的民生指数，还反映了官场上的政治人格指数，他的朋友中，但凡咬了他一口，都能当大官，而一直跟他做朋友，做得无怨无悔的，如黄庭坚等……都被官场边缘化了，终生为一小吏。

朋友是朝廷的政敌，独立人格也是。苏轼好交友，而且持独立人格，这就犯了朝廷的逆鳞，逆行了官场潜规则。他不懂得一个朝廷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两个中国，一个是法家操持的政统，那是王朝中国的实体，另一个便是儒家主张的道统，那是文化中国同王朝中国相结合的部分。

士人入仕，分两步走，先以内圣之道登道统，然后，再以外王之术入政统，比如一屋之中，道统为大堂，为客厅，招徕天下人才，广纳四方贤能；政统为内室，是帝王起居处，若非擅长理财与治兵者，不得入其内。有宋一代，能据道统而执政统者，仅王安石一人。

苏轼为官，虽登道统，却未入政统，立于朝廷大堂之上。侃侃而谈，足以语惊四座，然其所言，但为政论，未及政柄，须入内室密议，如财与兵者，他就没有说话的份儿了。因此，苏轼从政，煌煌政论有余，实际政治不足，能据道统以立政论，却未入政统而执政柄。

苏轼不做阴谋之人，那是他的天性。他据儒学道统，又不为道统所拘束，自由自在，我行我素。朱熹看他不惯，说他好谈兵论政，有纵横家习气，难免人品有缺，为学不纯。但人们都喜欢他，尤其是心学流行时期的明代人，如徐渭和李贽，哪一个不把苏东坡当做审美的标准——天人？他不但是人生艺术的审美标准，还是政治文化的审美标准，以政治得失论，他本是个失败者，从政治审美来看，他却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贬官文化的审美追求

宋代政治文化中，有一种亚文化，叫做“贬官文化”，其“风流”以苏轼为最。如果说“辞官文化”的先知是陶令公，“贬官文化”的明星，即为苏轼。

他从海南归来，来到长江边上，路过镇江，重游金山寺故地，见有好友李公麟给他画的像，便《自题金山画像》一首，诗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没提杭州，却道“黄州惠州儋州”，那就是他把自己当做了贬官文化的代表，他那一时期的诗文，也因之而成为贬官文化的极品。

子由《追和陶渊明诗引》中说道，我“少而无师”，哥哥苏轼学成，父亲让哥哥来教我，哥哥说我的诗“有古人之风”，而且自以为不如我。可是，自从苏轼贬官黄州，自称“苏东坡”以后，他就开始“其学日进”，如大江奔流，滔滔不绝，日日不已，“其诗比李太白、杜子美有余，遂与渊明比”，这时，子由说自己跟在后面，赶也赶不上哥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苏东坡已不再是原来那个苏轼。原来那个苏轼，还自认为诗文不如弟弟，而到了苏东坡，弟弟就只能跟在他后面追赶，望其项背。

由此看来，苏东坡是有其自我文化样式——“宁做我”的新苏轼。在官本位里，有三种文化样式：一是做官样式，诗人之中，以杜甫为代表，因其一句“致君尧舜上”，表达了做官文化的最高理想，被奉为诗圣；一为辞官样式，陶渊明以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作了辞官文化的代表；两者之间，还有贬官样式，而其代表，就是苏轼。

在杜甫与陶渊明之间，苏轼更倾向于陶渊明，在做圣人还是做真人的两可之中，苏轼虽然选择像陶渊明那样做真人，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迈出陶渊明那一步。

在杜诗与陶诗之间，苏轼也偏好陶诗一路，以至于我们很难分清，苏轼之爱屋及乌，是因人而诗，还是由诗及人？在给子由的信中，他先提到陶诗，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再言及其人，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而他对于自己所作诗的最高评价，则是最得意的诗作，便“自谓不甚愧渊明”。

人在贬官文化里，“身如不系之舟”，充满了不确定性，若其追求，不愿被人牵着往做官上走，那就只好以自由漂泊的姿态，在官场边缘流行，虽无奈何，却也感受着自由漂泊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美，但美的代价则是苦难和死亡。他总结自己一生——“问汝平生功业”？用了三个不起眼的地名来概括——“黄州惠州儋州”，哪一州不是被贬得血泪流！

人在“黄州”时，“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受难中，留下一首哭子诗：“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诗是好诗，血肉熬之。

及至惠州，能有几天“日啖荔枝三百颗”那样的好日子？爱妾朝云疫亡，又使他太息梅边，发出椎心泣血一问：“玉骨哪愁瘴雾”？他自信，美人非疫死，而是“冰肌自有仙风”，她扶摇而上，凌云而去，那在天之灵啊，还在眷顾他内心的芳草地。

老天为何要留下苏东坡？是为人间留一点心灵的喜悦，留一点思想的快乐？也许吧。但对于他本人，则未免残酷，若非抱住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信念，谁能忍受烙千层饼那样翻来覆去的煎熬呢？面对所有苦难，他以一人承担，人间一切恩怨，都被他以审美化解，他的诗文，留给世人的，哪有怨天尤人？有的是“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如此诗句，也就只有他能写了，受尽苦难，而能宽容苦难，渡尽劫波，惟美飘零。

到了儋州，他已年过六旬，抱定了必死的心，其贬官之旅，从江南到岭南，从岭南到海南，人在孤岛，四顾汪洋，能不凄然神伤？长叹“何时得出此岛也”！又一想：天地不也在积水中，九洲不也在大赢海中，中国在少海中，又有谁不在孤岛上呢？

他在儋州受苦，却道“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他在等死！但死，也要带着美去死：“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这哪是“病翁”！分明是粒神仙种，在海南开花，开出“白须萧散”。

也许，这就是所谓“回光返照”吧？小儿子苏过，见父亲气色红润了，便高兴起来，“小儿误喜朱颜在”——真以为他返老还童，他笑了，没遮拦地笑了，笑出了谜底，“一笑那知是酒红”。他又喝醉了，站在“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诗里面，有那样一种寂寞的美。他写海南，胜于他当年写西湖、写庐山，那时他总有几分得意，忍不住心头马蹄急，奔放到他的诗里，踏出一片诗意的青春气息，而他在海南写诗，则已“天涯海角都是水”，比“大江东去”的长叹，更为凄美。

当年，好友王巩因“乌台诗案”受他牵连，被贬岭南宾州，歌妓柔奴随行，当其北归，苏轼见他“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尤胜往昔，便问缘故，王巩唤出柔奴，与苏轼叙话，苏轼问道“岭南应是不好”？柔奴顺口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歌妓一句话，胜读十年书。后来，苏轼身临其境，从岭南到海南，就应验了这句话。当然，也有人替这句话找了个出处，找到白居易《种桃杏》诗，其中就有“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歌妓身世，与贬官相似，已贬入人世谷底，故其对于贬官心情，多有同感，当其自我意识觉醒，便与贬官文化共鸣，柔奴如此，朝云亦如此。

活在白居易与陶渊明之间

那白居易，宛如预言苏轼命运的先知，不但预告了他最后的去处——贬到海角天涯，而且告诉他安顿自我身心的办法，就如同在西湖，白堤做了苏堤的先驱。

苏轼与白居易，同属贬官之人，白居易虽未称“东坡”，但“东坡”却因他而起，据说，他从江州司马改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后，“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从此，“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东坡”成了白居易的口头禅。

苏轼谪居黄州时，已知白居易有“东坡”一说，虽说“不敢自比”，但他觉得自己与之相似，便拿来用，自称“东坡居士”，曰“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此前，他并不看好白诗，嫌白居易诗“俗气”。自居黄州以后，借“东坡”将自己喊醒，从此，自比乐天。他说，乐天自“东坡”归去，官运转佳，一路升迁，晚年，已然闲居洛阳，称“香山居士”，以“儒教饰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他也想如此，有种“我甚似乐天”的乐感。他从“东坡”归去，也曾一度官运发紫，儒道佛并举，自谓与乐天相比，仅差两点：一是“但无素与蛮”，素与蛮，是两位美女，那是乐天的标配，其实他身边已有朝云，远胜素与蛮；其二，便是养老，他希望自己能安享“晚节闲适之乐”。

看来，他号称“东坡”的初心，并非想要师法陶渊明，而是想从贬官文化里，寻一个峰回路转的向导，当然那向导，就是白居易，带他重回朝廷之路，从“东坡”起步。他的身体，羡慕白居易，追求闲适之乐，像白居易那样，将贬官文化画一句号，“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但其精神，却欲超越，向往着陶渊明。

白居易在贬官文化里，适可而止，可谓善终。苏轼本亦能如法炮制，得其善终，可他心里还有个陶渊明，使他停不下来，还得往前走，如果说追求闲适之乐是他生理需求，那么发现苦难之美则是他心理需求，他本就有着比白居易更为强烈的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不可能在做官文化里隐居，他还要走向陶渊明，这符合宋人审美，从来就不肯在唐人那里停留，正如宋人书法，直奔二王，超越颜柳，虽然“东坡”起点在白居易，但终点却定位于陶渊明，白居易只是他的向导，陶渊明才是他的先知，虽未能至，但心向往之。

他从白居易走向陶渊明，从江南走到海南，终于走出了一个“诗意栖居于大地”的自我——“苏东坡”，这个“苏东坡”，甚似白居易，却向着陶渊明的诗意飞去。那白居易，是他命里的“浙江潮”，他们可是托命于西湖，跨越了唐宋两代的忘年交。而陶渊明，则是他宿命里的“庐山烟雨”，他在庐山时不识庐山，到了海南就懂了，那陶渊明才是他人格里“独立之精神”的庐山，才是他心头上“自由之思想”的烟雨。

从海南回归江南，他已奄奄一息，临终前，他留下诗偈《观潮》：

庐山烟雨浙江潮，

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他总结自己一生——“问汝平生功业”，本有“黄州惠州儋州”，其中一以贯之的，便是他胸中那一段永远挥之不去的“庐山烟雨浙江潮”，那是自然至美之境，也是人格至美之境，他要紧紧地抱住它们，不让它们消失，将它们永驻己然沧桑的心头。

他从江南到岭南，再从岭南到海南，从追求闲适之乐，到走向苦难之美……在黄州，他使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在惠州，他重启“浙江潮”，欲再造西湖安乐窝；在儋州，他的安乐窝梦想破灭，浮士德式的“千般”追求，被天涯海角画上句号。他没能也不敢真的下海去，浩瀚的海洋，不是他的诗与远方。一生追求，到此为止，“此心安处是吾乡”，于是，那蛮荒孤岛，变成了他心中的“芳草地”。

正是在这里，“庐山烟雨浙江潮”的人格化特征开显了，陶渊明的苦难之美与白居易的闲适之乐，被他统一起来，他用苦难之美救赎闲适之乐，使他能从白居易的俗气里走出来，他用闲适之乐拥抱苦难之美，使他不必放弃官身，跟着陶渊明去做农民。当他从海南返回江南时，他已然“到得还来别无事”，又回到了“庐山烟雨浙江潮”里。

如果说“庐山烟雨”人格化为陶渊明，“浙江潮”人格化为白居易，那么他本人就是“庐山烟雨”与“浙江潮”的统一体，将陶渊明与白居易合二为一。这是他的成功处，也是他的失败处，他以人格完成了对贬官文化的救赎，但却未能成为中国大航海时代到来的弄潮儿，人在海南，心在江南，由此上溯至孔子，孔子若真的“乘桴浮于海”，未必就能开辟中国的海洋文化，其结局，很可能同苏轼差不多，充其量做个观潮者。中国士人对大海无感！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四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