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凯匀/文

毛姆在短篇集《木麻黄树》的序里曾说道，“给一本短篇小说集起名是一件很难的事”，“一个好的书名应该关涉到书中的所有篇什，哪怕是隐约的关系。”而对甫跃辉来说，他给小说集所取的名字颇具才气，恰能将不同的短篇置于某种统摄性之中，加之在篇目顺序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令集子呈现出某种长篇的意味；《万重山》这一集子正是如此。

作者甫跃辉是云南人，居上海——地理版图上的云南至上海，是栖居地的迁徙，而在精神层面而言，更是他19岁以后试图在这迁徙途中，与远方和人们产生关联的过程。“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先生的话被这只机敏向前的“狐狸”视为对写作与生活应有的期冀，并不断吞阅着走向远方时所途经的两岸风景。只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十余年后回望来路，他方于猿啼声惊觉，旧时图景和父辈竟已是“无数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了。他在《动物园》里写到顾零洲有过那么一种渴望：“既想看清去路，也在竭力回想来路”；于甫跃辉，《万重山》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甫跃辉笔下的老熟人“李生”，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四个篇目中，却又呈现出某种模糊、一致的气息。如果说李生们在甫跃辉此前的小说中仍因以性或暴力去抵抗现代性的原子危机，而在“现实种种”中，李生们似乎连抵抗也放弃了，弥漫着一股子“虚无”的气息。在开篇《云变》中，随绝症而来的死亡一度成为李生穿破“虚无”的利器，“虚无”却在生的希望到来后再次缠绕着李生。这种“虚无”甚至在《隐我》中伴随着李生在一次又一次假想中对自我的不断否定，而以某种“明朗”的面貌出现在小说结尾——李生因想到将步入另一种生活而“精神一震”。但堆砌层层假想又自我打破的小说情节反而让人疑心李生如同《盗梦空间》中的道姆一样，不知是坠向更深的梦境还是回到了真正明朗的现实。“虚无”不仅无法因意识到死亡的意义而消弭，更是化为迷雾白茫茫地罩在大地上，李生们只能在这轻薄又无处不在的“虚无”之中独自行走，如同魔鬼缠身。

当然，这种“虚无”在甫跃辉此前的小说中可见端倪。我们隐隐可知的是，甫跃辉此前的小说中几乎很少同时提及故乡与此在的都市，而“现实种种”中的四篇小说，却重点着墨于描刻李生们在两个坐标之间情感与物质现实的牵扯。即是说，于甫跃辉过去的小说世界而言，他把自己与都市这头“巨象”困在同一个逼仄的空间里，而当他将遥远的故乡也放置进来后，空间更为宽阔。开阔的空间赋予了甫跃辉小说世界更为敞亮的视野，人物放弃了原本具有消解意味的抵抗，真正开始辨别这一气息的面貌——这气息暂且被命名为“虚无”或“虚空”。重要的不是如何为气息冠名，而是在将故乡作为反观自身、当下的镜像后，循着过往图景摸索这萦绕于当下的气息源于何处何物。

《滚铁环》是“孩子们”一辑的短篇，讲述了一个孩子和弟弟争着滚铁环后的故事。母亲对弟弟的偏袒让哥哥感觉自己“和整个世界都是疏隔的”，在受到作为“成人”的母亲无意识的伤害后，哥哥隐隐有了一个想法：掌握住铁环的控制权，他就能抓住整个世界。当他真正攥住铁环时，母亲的伤害被抛诸脑后，一直跟着铁环奔跑的他自觉充满力量且自由无拘。然而紧接着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停不下来，“孤独，无望，一条道走到黑”——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安徒生笔下穿着红舞鞋无法停止跳舞的女孩。只是女孩最后因对上帝的虔诚而被宽恕，《滚铁环》里的他却是因为回到曾给他带来“伤害”的家中才在母亲的呵斥声里倒下，并感到疲惫、虚空。如果说铁环具体意指为何仍不够明晰，那么在《春天有冰》中，作者则明确地指出，“算数让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因为计算、获得卖冰棒的利润让《春天有冰》里的他感到自由。对铁环的掌控欲和“算数”背后，隐藏着一个早熟敏感的孩子暗自观察到的，不同于孩童的成人世界，一个充满着计算、利欲的理性实用主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似乎一切都可以换算，而颇具意味的是，遭受了伤害的孩子模仿着成人世界的规则，试图以物质来换取安全感，填补自己与外界的空隙——却都失败了。在这一意义上，通过对故乡—童年经验的回溯重构，甫跃辉模糊了城乡二元经验的构造法，资本交换系统的逻辑并不只是充斥于现代化都市，而是伴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当代乡村的席卷，早已潜伏于他的故乡与童年。

甫跃辉曾在某篇文章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孩子既是“纯洁的天使”，又是“柔弱的受害者；既容易受到成人的伤害，却又以自身的纯洁拯救成人。孩子与成人实质上仍是相连的。然而在《万重山》里，受到伤害的孩子下意识地试图以资本交换系统的逻辑获得情感的自洽，无论“纯洁”与否，他们从一开始就选择独立解决的方式，而与父辈们疏隔开来。“孩子们”与“父辈们”所讲述的，仍是甫跃辉在十余年创作中始终执着的主题——人与人的沟通隔阂。只是在这两辑的末尾，甫跃辉以《福字》作为追溯之旅的结点，赋予了一些明亮的色彩。他少有地在小说里正面描写了以耐心、热情和理解消除隔阂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以四季倒序命名为“冬”、“秋”、“夏”、“春”，前三个部分讲述了青年志愿者打开独居老人心扉的故事，而最后一个部分“春”，则以“我”——与甫跃辉同姓的记者为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似乎隐约寄托着作者对于探寻隔阂出口的新思考。

应该说除却《福字》之外，“孩子们”和“父辈们”两辑其余的小说调子是灰暗压抑的；然而可贵之处在于甫跃辉的真挚恳切。“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得住的日子”，马尔克斯曾如此定义生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些记得住的日子似乎团成一颗洋葱，有些人因惧怕落泪而不敢剥开，有些人确之凿凿地告诉自己洋葱是空心的，全然剥开也一无所获。然而还有些人，他们知道洋葱无核，却仍坚持带着泪水一层又一层地剥开洋葱，甫跃辉就是其中之一。或许他知道，也或许不知道，剥开洋葱的意义正在于一层层的泪，当他记着每次落泪的缘由，趟着泪水抵达洋葱的中心，也许会遇到另一个不同的自己；但要足够诚挚，否则也许会抵达另一种“虚空”。

与第一辑“现实种种”呼应，最后一辑取名“虚妄种种”，每篇小说都描绘了甫跃辉小说中时常出现，或者说困扰着小说人物的种种因素，如沉默、欲望、对时间流逝的恐惧等等，都在作者织造梦境般的笔触中逐一显现。某一层面而言，作者的寓意在梦境与现实的觥筹交错中不断被折射、展现，成为“精神困境”的象征物，但这似乎足够让读者不太费力地加以辨认，小说也在这种“光滑”中了一些曲折幽微的质感。然而于另一角度来说，未尝不能将这“虚妄种种”视为作者对自身生活和写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万重山》除却《父亲的手指》写于2007年以外，余下的篇目均创作于2015年至2018年，粗略算来，距离甫跃辉2006年在《山花》杂志发表第一个短篇《少年游》将近十年，这三年或可算作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的过渡期。

在后记中，甫跃辉坦言自己的“野心”——“讲述人的一生”。这确然是个过大的野心，然而随即他也说道，人生为何，他还未全然了解；而如何讲述，也是“写得浅了”。但作为读者来看，他所说的“浅”或可理解为一个作家对自己人生的回溯，是一种蛰伏蓄势时所必要的自省。因而在这个集子里，我们可以见到甫跃辉带着他笔下的人物从当下的现实坐标出发，以真挚的姿态回探已成为远方的故乡人事，在当下—过往的坐标轴中提炼出自己或畏惧或逃避的“困境”，意欲以此去理解世界，理解他人。这好比原本独自行舟的游子，在确切认识到世人的终点别无二致之后，转头望向遥远的来处。在他仍显困惑但真挚的眸光中，故乡、父辈、子辈以及途径的千里江陵，逐渐与他凝在一起。“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句话曾被甫跃辉借以描述自己所期冀的写作，并琢磨这个“有关”又是以怎样的形态出现。我想在这个集子里，他约摸着有了一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