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怀宇/文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的开篇讨论了史诗的意义：“对那些极幸福的时代来说，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诸条道路的地图，那些道路亦为星光所照亮。”星辰的轨迹恒定，象征着超越变动不居的世界的神圣规则；星辰遥不可及，隐喻着它绝对地不受俗世影响。在形而上学时代，天界与人间的区别被设想成绝对的，前者对后者的支配是神秘的，无法再追问的。而哲学家在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则是阿里斯托芬喜剧《云》中的苏格拉底，只能在云神处学得些诡辩与皮毛，既否认神圣的真理，又毁坏城邦的秩序。

到了18世纪末，欧洲思想界推崇“自然”的理想，它的最佳象征也不再是天球与星轨——这样的喻体太中世纪了。晚期启蒙时代的人将他们关于人性的理想寄托于高大挺拔的树木，该隐喻的最显著的呈现，即是彼时达到鼎盛的风景绘画。大树矗立于天地间，昭示着人性的崇高；树杈和枝叶随风摇摆，彰显着人性的优美。风景画中的树木是人类灵魂的自画像。只有在近代人文主义的文化背景下，自然与自由才能被一种形而上学承诺关联起来，理性与善感性才可能和谐地统一于一个人的身上。

柯西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在树上度过了一生。当他还只是孩子，他爬树就不是为了找果子或掏鸟窝，而是为了“越过险恶的蜂巢和树叉，爬到人上得去的最高处，找舒适的地方坐下观看下面的世界”。初上树时，当树下的人们劝告他回到地面，他回答：“我认识我的路，我知道我要走的路！”柯西莫留在树上后，成为“一个不回避人的孤独者，甚至可以说他的心中只有众人”。他不是个避世者，他积极地投入公共生活。当父亲问他是否配得上贵族姓氏和爵位，他说自己会尽一切努力配得上“人”之称号。在此后的一生中，柯西莫经历过那个时代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却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始终没有为其中任何一种走下他的树冠。

尼采说，查拉图斯特拉“为一切人，又不为任何人”。这不仅意味着对阶级、党派或任何意识形态标签的漠视，也意味着要以尽可能无偏见的眼睛，对待一切在生活中具体遭遇到的个体。面对强盗，柯西莫没有因其强盗身份而轻蔑或可怜他，他们交往的方式是交换书籍。18世纪连通了西欧知识界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ofLet－ters）”延伸到了翁布罗萨的大树上，它不再将强盗拒之门外。新兴的文学体裁，即小说，吸引了强盗，让他成为了想象力的王国的主人，软化了他铁石般的杀人心，使得他不再令人畏惧，并因此被捕。然而即便在牢里，强盗在乎的不是将临的死刑，而是书中未读完的故事。于是柯西莫给他隔着铁窗念书，在那些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强盗一心只牵挂着书中人物的遭遇，最后在临刑前得知故事的主人公也死在了绞刑架，他向柯西莫道谢：“谢谢你，我也一样！永别了！”

强盗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普遍可能性的故事，而这一可能性的实现，体现为人文教养的力量。这一理想从黎明到衰落经历了如下过程：最初，人文主义提升人。然后，启蒙主义对平等的信念，让它承认人人皆可提升。再后，这一哲学承诺在现代世界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工程，在此历史过程中，最初理想却逐渐被遗忘。时至当代，人文教育只求让人们彼此相安无事，心理学只求让病人与疾病勉强共存，充盈与健康已是昨日的奢谈。

柯西莫青年时代的自我教育，令他领略到了寄托在自然的理想中的健壮、庄严与美。他成了一个不信教的人，他在神父的话中听到了“大理石墓碑”般的反生命的力量——尽管卡尔维诺比尼采晚近，他笔下的柯西莫却比尼采早了百年；彼时的基督教尚未遭遇“上帝死了”的虚无主义危机，柯西莫亦不必采取尼采式的战斗姿态。柯西莫会尽一切努力配得上“人”这个称号，而“人”在他的理解中，已经不是被启蒙思想家们歌颂的“可完美”的理想，而是某种必须自我超越的东西。他的生命被向高处的驱力所驱使：当“打猎、逢场作戏的情爱与读书都不能使他完全满足”的时候，柯西莫“飞快地爬上树枝最柔嫩的细弱梢尖，好像要在树顶找出从那上面长出的新的树木，以便再往上攀爬”。这一不断向着更高处超越的姿势已经预示了他多年之后的死亡：纵身向天空一跃，跳上热气球，最终不知坠落死在了何处。他的墓碑上写着“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最后这句“升入天空”绝不可少。在他少年遇到薇莪拉的时候，他在最高的树的最高的树尖上刻下了两人的名字。如果树冠上的世界隐喻着以自然为理想的世界，他就把“爱”安置在它的尖顶上；如果大树的高度是奋力生长的结果，他也把同样的力量倾注在了“爱”之中。

柯西莫与薇莪拉重逢的那一节的结尾，卡尔维诺跳出了情人的细语，用一句费希特式的句子讲述了柯西莫的爱情：“他们互相认识了。他认识了她和他自己，因为实际上他过去不了解自己。”卡尔维诺常在情节之外，以抽离的态度和高度哲学化的语言给出点睛之笔。柯西莫不喜欢矫饰的一切，卡尔维诺评论道：他的爱情中有“共和主义道德”。这对情侣争吵，为了爱情是否应当包含痛苦：柯西莫坚持认为“痛苦是消极的精神状态”（他与神父讨论过感觉主义，即爱尔维修），而薇莪拉认为需要用痛苦来证明爱，柯西莫拒不接受。可见，柯西莫想要的是某种绝对光明的理想，某种没有影子的存在。薇莪拉总是变着法子折磨柯西莫，但柯西莫的理性和他的爱一样坚定，这两者在他看来必须和谐，这也是薇莪拉的爱与折磨都令他痛苦不堪的原因。他们最后的分别，是因为薇莪拉指责他，“你不认为爱是绝对的献身，是放弃自己……”而柯西莫却说：“如果不充满力量地保持自我，就不会有爱情。”

在启蒙时代的哲学看来，爱与理性绝不可能相矛盾，二者都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无条件的和终将胜利的相互理解。只有在人类的精神极度丰饶和自信的时代，才会产生这样的信念；哪怕它只是一个幻觉，后人也仍须承认，那个树上的人，曾是最接近苍天的顶点。同时代的斯塔尔夫人认为，“理解了一切，就原谅了一切。”毋宁说，这种原谅唯有在爱（而非任何一种道德哲学）的语境下才可能实现，而柯西莫的悲剧便是他时常用道德的尺度衡量爱，这悲剧不源自错误，而是一切有理性的存在的必然。18世纪的柯西莫似乎认为，只有在爱的王国里，人类才敢、才可能无畏地使用理性，不仅因为爱超越世俗偏见，更因为爱能包容伴随理性而来的一切痛苦。这种观念把爱理解为生命的形而上学活动，它承接了形而上学的高阔，然而当这种高阔降临人间，降临在我们的肉体凡躯，其另一面常是残酷，它无法避免悲剧，它的唯一合理解决是不畏惧悲剧——将分离视作相聚的一部分，将死视作生的一部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薇莪拉比柯西莫更接近真相：痛苦是爱的必然部分。20世纪的卡尔维诺明白这一点，而18世纪的柯西莫却尚未明白，于是他成了悲剧主人公，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意味着没有理解自己的命运。

我们今天的爱情观诞生于柯西莫之后不久的时代，人类与其说是意识到了18世纪的矛盾，不如说是以此为镜，反观到了人类的脆弱。在理性这笔直的尺度被彰显之后，人性这根“曲木”才被暴露出来。于是浪漫主义应运而生：在爱、理性与脆弱的不可兼顾三角之间，在抉择关头，人类不顾一切将“爱”保留下来，同时也悄悄地宽容了脆弱。卡尔维诺以他一贯超脱的笔调写道：“一个更宽容的时代正在到来”，却不忘加上一句，“也更虚伪了”。爱仍被铭刻在“树梢顶端”，却成为了脆弱的见证，不久之后，它的力量也将随之虚弱。浪漫主义并未如柯西莫那样以悲剧的态度，而是以控诉的态度对待理性造成的痛苦。此后“人性的”变成了“太人性的”，人们常将爱与非理性相连，先是认为爱是与理性相反的冲动，它仿佛是自决的和独立于理性“之外”的；继而又认为爱是被理性“压抑”的“本能”的升华，它似乎又变成了理性构造出的“压力”（20世纪心理学开始使用这个物理隐喻）所造就的心理体验。

柯西莫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薇莪拉回乡后，初次见到柯西莫，笑他像鲁滨逊。然而柯西莫与鲁滨逊不同。鲁滨逊身困荒岛，但他的心灵一直是个英国中产者；柯西莫与家人、邻居仅咫尺之遥，他的心灵却离他们很远，卡尔维诺说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其他人的命运分隔开来”。鲁滨逊被困于孤独，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逃离这鸟兽般的生活，重回社群或城邦。柯西莫却安于他的孤独，在他的词典里“孤独”不是一种痛苦，或至少不是一种无能转化为幸福的痛苦。柯西莫意识到，集体只在解决众人的共同问题时才强大，在其他时候，还是“做一个孤独的人更好些”。柯西莫自己也写故事，在他写的故事里，主人公建立了一个树上共和国，待到全人类都上了树，他却独自回到了荒无一人的大地上。

有人将《树上的男爵》与《海上钢琴师》相比，其实若说近代形而上学的最终结果是德国观念论（idealism），那么海上钢琴师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可是20世纪的理想主义已不同于18世纪的理想，它已经沦为了一个影子，一道余晖。钢琴师宁愿要一个狭小却完整的世界（这亦是保守主义的一般心智），而非一个广阔而破碎的世界。该选择本身说明了可选项的贫瘠：一个既完整又广阔的“整个世界”已不存在，它曾经存在于形而上学笼罩下的世界观，如今只存在于现代哲学家依凭概念划出的遥远的可能性，它是如此稀薄抽象，任何一种具体的未来蓝图都会沦为乌托邦意识形态。海上钢琴师只能以退避的姿态守住一艘船，在20世纪，那连接成片的、可以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的翁布罗萨森林已经不复存在。

在故事的结尾，卡尔维诺说，过去翁布罗萨的树林密密层层，天空只是一些不规则地闪现的碎片，而今天上空荡荡，阳光刺眼。曾有的、在历史中缓慢长成的树林是不规则的，“充满画叉、涂改、墨渍、污点、空白，有时撒成浅淡的大颗粒，有时聚成一片密密麻麻的小符号，细如微小的种籽，忽而画圈圈，忽而画分叉符……”而今，“纠结解开了，线拉直了，最后把理想、梦想挽成一串无意义的话语，这就算写完了。”卡尔维诺的最后这段话，显然说的是祛魅后的现代世界，这一历史变化却是理性延伸的必然结果。“线拉直了”是一个古老的哲理隐喻，希腊人以阿里阿德涅破解克里特迷宫的线团，来隐喻逻辑同一性对世界的分析。无论树枝蔓生交错成怎样的迷宫，在阿里阿德涅的线索延伸到的地方，线始终在逻辑上是“直”的，起点与终点始终同一。在现代哲学中，形而上学（例如科学中的“因果”、心灵哲学中的“困难问题”、描述性形而上学中的“人格”、功利主义道德哲学中的“平等”）虽未被完全消除，却已斩断了与神学或文化的关系，被极简化了，旧时代的理想终于被揭示为梦想。起初人们只想砍去那些繁茂却具有“干扰性”的文化枝叶，清理掉冗杂的语言错乱，然而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结果，便是整片树林也逐渐凋枯了。在历史的变化中，总有很多人被“势”所迷惑，倾向于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同倒掉。

我们可以说《新爱洛伊丝》属于18世纪，《红与黑》属于19世纪，然而《树上的男爵》却不属于20世纪。卡尔维诺把故事背景放回到形而上学的最后时代，或现代世界的前夜，好通过这部小说，讲出那个在世界历史意义上仅发生一次的、不可重复的故事。卡尔维诺让柯西莫成为那个时代沉沦之前射向天空的一支箭，让他以“升入天空”的形式死去。这一结尾使得这支箭仿佛能永远在天空飞驰——仿佛阳光下金色的箭头将永远赋予它所飞越的大地以意义，就像树上的柯西莫曾赋予他所爱的大地以意义一样——然而这只是因为柯西莫的陨落，发生在遥远的视域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