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与非/文

人到底如何才能自由以及保持对自由的向往？一个初始的假定是，人在年幼的时候都是自由的。在婴儿肆无忌惮通过哭闹而对父母的支配中，在儿童跌跌撞撞走向未知的嬉戏中，以及在少年轻狂地凭借自身理性的微光所爆发的青春期反叛中，都有自由。恰如卢梭所确证的，“人生而自由”，然而为何他又加了一句，“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什么让天赋的自由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萎靡，乃至于要用“社会人”的成熟来包装、压抑和解释自己的不快乐？什么样的人年过花甲而依然热血豪迈，炸出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就投入到“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中去？

自由似乎是不可教的。传授人们自由的理念，就带有一种强迫人们接受一个价值观的意味。这其中的义务性的味道在表面上又与自由的本义背道而驰。尽管我知道，自由不仅仅是理念和价值，而是一种与生命和生存息息相关的本质之物，但是，我们欲将其表达出来而不带有理念和价值的形式，似乎又根本不可能。表达与生命，有一道不可说的鸿沟，但无论如何，又必须表达。

叶礼庭（旧译：伊格纳季耶夫）的《伯林传》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向我敞开了一缕洞穴中的微芒。这位文笔出奇优美的传记作者，仿佛呈现给我们一个关于以赛亚·伯林的“小径分岔的花园”，那些丰富有趣的故事有时或许会让读者乱花迷眼，但另一方面，他也给了我们上帝视角般直击要害的启示。尽管伯林支持价值多元论、反对价值一元论，所以他更接近于所谓“狐狸”，而非“刺猬”，但叶礼庭坚信伯林是一只“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至少也是一只“想要做刺猬的狐狸”。这个视角让他对于伯林之生平事迹的整理和叙述都显得别有一番系统化的深意。如果我们觉得鸡蛋特别好吃，那么了解一下下蛋母鸡的生活状况其实也相当合理且必要。一个人的生活情境跟他的理论思考，虽然并不是因果性的决定关系，却总是带着有待解释的匹配相关性。

以赛亚·伯林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他承续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经典划分，从而回溯和捍卫了自约翰·S·密尔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观念。围绕着伯林的自由概念而产生的不管是更左的还是更右的批判，都源于对这个古典自由主义观念的不满足，而不是根本上的反对。这导致伯林虽然在公众中因为这个古朴的自由观念而大受欢迎和赞赏，但在一些追求深刻的理论家看来，他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一头已经灭绝的乳齿象”，他们将他作为“约翰·S·密尔最后的微弱回声，作为无害而可敬的老古董来加以温和地对待”。然而毕竟，伯林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是20世纪唯一幸存下来的三大意识形态之一，在其中，伯林厥功至伟。

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伯林简洁地说，自由主义者们“希望对权力本身加以约束”，而其他的那些人则“想要把权力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约束权力而给个人的自由选择留出“私人领域”，这是“免于……”的消极自由；攫取权力为实施某个预定的或宣称的目标，这是“去做……”的积极自由。在伯林看来，积极自由虽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却是极度危险的，因为那些被宣称的目标往往会成为攫取权力的人为所欲为的借口。哈耶克曾借用荷尔德林《许佩里翁》中的诗句阐明20世纪的这个吊诡教训：“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脱离了上述背景，伯林扬消极自由而抑积极自由的态度，马上会变得不可理解。汉语学界对于伯林的争议发生过一场奇怪的误解。他们认为犬儒主义的不作为就是因为人们秉持有“不做……的自由”的缘故，进而要求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为此负责。然而，“消极自由”虽然相对于“积极自由”概念而言，但它并非“不做……的自由”，而是“免于……的自由”。“不做……的自由”和“免于……的自由”的区别，就像“不想强奸”和“不想被强奸”之间的区别一样清晰明白。“消极自由”说的无非是“我不想被强奸”；而为了“不被强奸”，其中当然包含着行动的要素，就是通过普遍的立法而达到对他人的行为的约束。因而，消极自由从来都是一种政治自由，规定的是个人自由行动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个体的具体行动。消极自由就像一个标准搭建的羽毛球馆，有了它，你和朋友们就可以畅快地打羽毛球，但是这个羽毛球馆并不保证你打得好还是坏，你是输还是赢。政治自由提供的是秩序和规则，只保证你在有意愿和有能力的前提下，可以畅快地行动或者公平地竞赛。那些宣称“金钱多一点，自由就多一点”的“平等自由主义”者们，无疑只是翻出了“积极自由”的老传统，加入到对伯林的不满行列中来。

因而始终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在伯林的历史处境中来理解他精心辨析的概念。当然，这种概念处在历史情境中，并不意味着它只适用于一时一地。恰恰相反，这个概念的普遍意义始终盘踞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底层。我们可以说，倘若没有对于消极自由的足够行动，我们就会招致积极自由的报复。并非只有积极自由才涉及行动，消极自由同样涉及艰苦卓绝的行动，它需要对人性这块“曲木”有足够深刻的洞察，以及在这种洞察基础上对于秩序的审慎维护。而这种在实践上的审慎态度居然让他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敌人，把积极自由的源头追溯到浪漫主义者身上。这一点从学理上来说当然值得进一步商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思想的肤浅或理论的不清晰。这就像波普尔把20世纪人类制度的失败归咎于黑格尔和柏拉图，哈耶克归咎于卢梭等一样，他们共享一种显而易见的政治学上的

洞见，因而不得不枉顾这些思想家的本来分量。我们只要想一想正是伯林背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构建了民主加市场的当代新秩序，而他所批评的浪漫主义者背后的日耳曼世界对此却无能为力，就足以原谅他在思想史写作中的这种冒进了。

这样的一个自由概念，卑之无甚高论，应该就是指“在不干涉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这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结论，为什么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的总原则？叶礼庭认为，这源于伯林对于人类生活的两条最基本的洞见。首先是伯林发现，人类的各种价值观念是相互矛盾、无可调和的，自由与平等、正义与慈悲、宽容与秩序、反抗和审慎等都处在持续的张力之中。这就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试图在单一价值的指导下前进而不至于翻车，几乎是不可能的。德性是多样化的，必须交给人们具体地决定。其次在于他对于人的有限性的认肯，人不是完美的，不具有无限可塑性，因而不可能像理念中所设想的那样被改造，对于人类灵魂的改造会造成人间地狱的结局。以上两点造成了人类自由的限定性：不可能是最小公倍数上的自由，而只能是最大公约数上的自由。我们无法预先设计人类自由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却可以预先防范最不自由的情况发生。通过法律防范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侵害，通过法律防范机构对于个体的权力侵害，这就是消极自由概念所指向的制度建设的目标。

那些关心人类灵魂及其德性的工程师或者改造家们，总是看不上这种以秩序和规则为导向的政治自由概念，他们嘲讽自由主义无能于或者无意于提出人性拔高的要求，认为自己已经击打在了“自由主义柔软的下腹部”上，然而，他们不明白的是，这类自由的坚守者并不是对道德情操无动于衷，而是对于那些德性提升的主张有过更深一层的衡量。在此起彼伏的“高德大能”面前，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更愿意宣称自己是浅薄的。当叶礼庭问起伯林平静、神秘、幸福的生活时，伯林镇定而淡然地回答说，他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是一个肤浅的人。

在伯林的另一句话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种自由灵魂养成的线索。叶礼庭询问85岁的伯林，生活中什么事情最让他吃惊，伯林回答说：“在这么多的恐怖当中，我居然如此平静而快乐地活过来了，这一点是最让我吃惊的。”这句话的含义实在过于丰富，如果我们愿意仔细体会，或许就可以找到一种自由主义的共鸣。

首先是对恐怖的敏感，对于那些有可能侵犯自身的威胁的警惕。自由主义者的前提条件是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歌舞升平和岁月静好恰恰是在取消了自己对于生活的责任之后才勉强带来的世界观图景。“暴死恐惧”是每一个必须对自己生命负责的人的天生禀赋。正因如此，将“暴死恐惧”视为社会契约之前提的霍布斯才带上了自由主义的因子。在同样的条件下遭遇暴力滥用和权力滥用的可能性预估，促使人们达成最大程度上的移情和共情。这种情感共通的普遍化能力是秩序构建的心理学基础。伯林很小的时候就在十月革命的压力下与家人一起辗转逃亡到拉脱维亚，最终逃亡到了英国。在这个过程中，伯林亲眼目睹革命者在街头扑杀旧制度“法老”的情景，成为他幼年对于恐怖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后来他访问苏联，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人的交往，则或直接或间接地让他共情地了解到了文人的命运。他本人的犹太裔身份在狂躁的纳粹运动中更让他有切己的恐怖体会。伯林的禀赋就在于把这些恐怖放在其思考的焦点位置，而他思考的方向从来不在于“克服”恐怖，而只是在于寻找防范这种恐怖于未然的机制。

其次是生活的幸运。厄运磨炼人的品质，但过多的厄运对于品性培养来说绝非好事。生活上恰如其分的富足可以增加人们自立的信心。因为自立始终是一种在人际的依赖关系中的相对均衡状态。自立绝非没有依赖，而只是永远不在依赖性中完全丧失主权而已。人总是可以独立存活，这是自由主义理论能够放手把私人领域的事务完全交给个体自主决定的理由所在。那些相信人的完满性的理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恰恰最不愿意承认每个个体都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对于这种理论来说，永远是掌握完美人性解释权的人前去管理、制裁、提升那些劣等的、低级的人性，一如雅利安种族之于犹太民族、德性高尚之君子对于无知懵懂的小民。以赛亚·伯林是一位成功的犹太木材富商的独生子，他从小就有一种被“宠坏”了的气质，懒散到经常赖在床上吃早餐，即便成年以后回到家，也经常被人抓到这样的习惯。他的幸运并不是暴发户式的，而总是一波三折的。就仿佛命运偷偷地挤出些奶与蜜来滋润他的生活，但也决不让他沉沦到卧薪尝胆的地步。他那懵懂而晚熟的恋爱经历似乎就是一个典型的写照。早年他并没有放很多心思在女人身上，虽然有一两次恋爱，但都并不成功地结束了，直到最后的“觉醒”，遇到了犹太裔的法国女贵族艾琳，并且最终与其结伴终身。

我不敢说这两点是形成一个盎格鲁-撒克逊风格的自由主义人格的唯二先决条件，但似乎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轨迹。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洛克、密尔以及休谟，都兼具有土财主和自由思想者的特征。他们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取得成功，也在世俗的功业上实实在在地立下过功劳。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当然不能忘记，那就是一种有教养的学识。伯林在牛津大学圣体学院主攻的是古典文学，虽然在牛津哲学圈的影响下短暂研究过分析哲学，但最后还是根据自己的特长展开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伯林有意识地形成一种古典的文风，那是一种对麦考莱和卡莱尔那种连绵宛转的华丽句子的出色模仿，这遭到一些人诟病，但也被更多人欣赏。他在英国BBC上的著名演讲被迈克尔·奥克肖特称赞为“讲台上的帕格尼尼”。这可以说是一位犹太异乡人转身成为英国绅士的最佳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