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文

1960年代，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曾经发生了一次堪称经典的劳资对话。福特的老板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主席就薪酬问题谈判，工会酝酿着通过集体谈判要求加薪，资方却强调劳动者加薪的结果是公司丧失竞争力。福特的老板指着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对工会主席说：看看这些已经使用的机器人，别再要求加薪了，不然我们将不得不用机器人取代所有的工人。工会主席的回答很简单：工人都被机器人取代了，谁来买福特的汽车呢？

过去三十年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寻求更便宜的劳动力，以及最优惠的税收地，设计出日益复杂的产业链。这种全球化虽然给全球消费者带来了越来越价廉物美的商品，却也给像美国这样的曾经的制造业大国带来产业空心化的难题。全球化日益变成了一种华尔街的金融家与（传统和新兴的）制造大国的实业家之间的共谋，全球化的赢家与输家之间的矛盾也直接体现为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而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特朗普政府不断挥舞的关税的大棒，这在几年前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特朗普或许看到了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但用一百年前全球贸易中通用的强征关税手段来解决过去三十年早已投胎换骨的全球贸易金融体系，总给人一种时光错乱的之感。如今虽然仍然可以计算出双边贸易谁有顺差（出口大于进口），谁有逆差（进口大于出口），但是复杂供应链织就的复杂全球贸易体系已经无法用双边贸易的数字来衡量了。

《巴伦周刊》的克莱因（matthew C. klein）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共同撰写的新书《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贸易战是阶层战）把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分析又向前推进一步，提出全球化之所以走到了去全球化的危险境地，是因为过去三十年全球化的深化与贫富差距的拉大是相互促进的，如果不去解决各国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切实增加劳动者收入，促进本国消费，那么全球化就会越走越窄，甚至出现倒退。

贸易战只是表象，其背后深刻的原因是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内部的贫富分化都在加深。两位作者进一步提出，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如果劳动者获得的分配少，消费能力不足，制造业大国就必然需要将更多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如果全球各国的消费者在收入分配上都不同程度地被压抑，指望消费品进口大国持续“超前消费”，只能依赖普通消费者不断举债，也总会遇到债台高筑无力再借钱的瓶颈。这种国内消费不足、全球产能过剩的局面，一定会影响到全球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而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拉大，也会增加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

这本书将贸易战的表象与全球各国日益增加的贫富分化的结构性矛盾联系起来，提供了分析全球化困境的新思路。

过去三十年全球贸易的大变局

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给全球贸易和金融带来了三点变化。

首先，贸易不再主要是成品的贸易，而是跨国公司为寻求更低的成本和更低的税率而设计出的复杂供应链衍生出的各种半成品和中间品的贸易。跨国制造的兴起，形成了围绕着美国（主要是汽车）、中国、德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复杂跨国供应链集群。中间品（零部件）占全球贸易比例已经超过一半，而成品和服务占比只有三分之一。传统意义上双边贸易数据已经不再是很好去衡量劳动力和资本生产率的指标，大量零部件和半成品在最终组装过程中频繁跨越国界。

其次，资本的全球流动更猛烈。跨境金融占GDP的比例从一百多年前的97%上升到今天的400%。如果计算全球热钱涌动以及全球外汇储备的增加，这一数字将更为庞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全球外汇储备达到9700亿美元计价的资产，持有者主要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到了2019年，全球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超过8万亿美元，主要持有者变成了发展中国家。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股危机让许多发展中国家汲取教训，增加外储就是为了担心热钱突然流出会对本币以及本国经济带来冲击。

第三，跨国公司之所以设计日益复杂的产业链，也离不开减税的推动力。以苹果手机为例。苹果在爱尔兰设立子公司，将苹果手机的知识产权卖给爱尔兰的子公司（爱尔兰公司向苹果美国采购研发，实际上苹果在美国的研发成本都作为出口到了爱尔兰）。同时，富士康在郑州的生产基地在保税区内，进口的手机零部件从法理上说并不进入中国，也不用缴纳关税，在中国组装之后，手机从纸面上首先出口到爱尔兰，并在爱尔兰加上巨额的研发成本的分摊和利润加成之后，再出口到其他国家。但实际上手机根本并没有真正转运爱尔兰，而是直接运到终端市场。这样苹果的海外销售利润全部留在了爱尔兰，享受12.5%这一全球发达市场最低的企业税率。

全球贸易的另一大变化则是制造业大国消费不足，以及消费大国的制造业空心化。

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和老牌制造业大国德国都是消费不足的案例。换句话说，制造业大国面临巨大的产能过剩，国内消费的不足需要它们不断增加出口。

德国在过去三十年持续工资增长停滞，资本在收入分配的比重持续增加，本土消费不足，长期保持出口盈余。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学习了东亚的发展模式，家庭的高储蓄为政府和商业提供廉价的资本，国家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吸引外资的同时发展国内工业，以市场换技术。在过去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掩盖了消费占GDP比例逐年下滑的现实。换句话说，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低于高速的经济增长，虽然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整体蛋糕的分配上份额却越来越小。如今，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仍然低于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

美国则有所不同，它也面临和德国同样的问题，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中产和劳动者的工资常年增长停滞——但是它还面临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如何理解全球贸易失衡与金融扭曲

美国的贫富不均，在过去三十年发展到令人咋舌的程度：美国最富1%人所拥有的财富占比从三十年前的22%增长到现在的42%，而且财富增长大多数源自0.1%的巨富人群。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在过去三十年却逐渐衰落，大量美国制造业企业将工厂搬离美国，在全球寻求更便宜的制造基地，美国中西部的工业中心现在沦为“锈带”，大量蓝领工人失业，无法再找到收入优厚的制造业岗位。

直到特朗普挥舞起单边的关税大棒之前，美国还是全球拥抱自由贸易最大的开放市场。美国市场吸收了全球“过剩”的工业品，同时美国消费者也享受到低价工业品的福利。大规模制造的消费品占美国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过去一百年下降了90%，而明显的下降更是开始于1980年代中期，也就是这一轮全球化的开端。这也是为什么在主要发达市场盯住消费品的通货膨胀指数过去三十年都维持在低于2%的水平，相比于1970年代的高通胀，全球似乎进入到了一个长期低通胀，甚至短期通缩（比如日本）的年代。

相比之下，无法通过贸易提供的服务的价格却一直在增长。美国医疗成本在过去五十年增长了68%，高等教育的学费在过去二十年则基本翻了一番。同时金融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也在增长。而后两者又主要可以归因为贫富差距的拉大。给普通老百姓增加边际收入有助于拉动消费，给富人增加边际收入只会用于再投资，推高资产价格。

既然美国普通消费者收入没有增加，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美国人仍然是“超前消费”的主力军呢？因为美国人大规模借贷消费。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理清楚美国和美元资产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当一个制造大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积累大量的贸易盈余之后，它会用这些贸易盈余做什么？因为大量生产用于出口，国内消费疲软，积累的贸易盈余更可能作为跨国资金投资美元资产，因为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美国的金融市场是最大、最开放、最有流动性也最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市场。

日本在1980年代出口最强盛的时代，大举购买从纽约地标性房地产到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再到高价艺术品，都是贸易盈余资金的回流美国的案例。中国在2015年之后也有这样一波私营企业全球化投资的浪潮。

而美国房地产从2001-2007年的一路上涨，也可以用这种全球资金大循环来解读。从1998到2008年中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总共增加了4.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需求，这也意味着美国需要创造4.1亿美元的安全资产，美国国债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既然市场有需求，从2001-2007年，华尔街就创造出了2.5亿美元“安全”的资产证券化（MBS）产品，其中一大部分是房地产抵押贷款MBS，为后来次贷的爆发种下远因。

而从2002-2007年，美国人从房地产增值过程中“套现”了4.7万亿美元（主要是通过房地产再抵押——因为房产升值，再抵押就能把增值部分贷款用来消费）。房产增值带来的财富效应给普通美国人增加了10%的可支配收入，达到每年近1万亿美元。但是，这也意味着美国人的消费主要来自于债务的增长，房产再抵押贷款毕竟还是贷款。

到底是美国的超额消费导致了金融危机，还是各国的产能过剩和资金回流推高了美国的消费？如果美国政府无法快速扩张债务，美国私营产业必须出售资产（比如房地产）、发行股票或者发行债券（包括MBS）来消化输入到美国的大量资金。这是最近三十年全球化过程中贸易失衡与金融扭曲的大图景。

高储蓄率不是因为文化或者节俭，而是收入分配出了问题

克莱因和佩蒂斯在书中提出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储蓄率与文化无关，并不是东亚儒家文明崇尚节俭造就了东亚各国高储蓄，也并不是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塑造了“寅吃卯粮”的超额消费。两位作者提出，储蓄率其实与消费和投资有极大的关系，收入在劳动者和资本之间如何分配起了重要作用，简单去分析储蓄率的高低，而不去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全球投资与贸易的大变局中去观察，结论一定偏颇。

从这一视角分析，美国之所以能长期举债消费，直接原因是举债成本很低，而根本原因则是因为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导致充沛的美元流动性。美国在消费了进口的外国制造的同时，又要吸收大量制造业国家的超额储蓄。因为这些制造业国家的国内消费疲软，资本所控制的贸易盈余回流到美国需要投资新的标的，推动了美国金融的“创新”，催生资产泡沫，并在“非理性的繁荣”之后，导致金融危机，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

因为收入分配长期偏向资方，制造业大国的消费增长疲软成为大问题。如果增加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有助于直接拉动消费。相反，如果拥有资本的富人获得收入持续增加，只会用于再投资，推高资产价格，加剧这种贸易失衡与金融扭曲。

日本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头雁，但也最早暴露出高储蓄补贴政府和商业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限制居民消费补贴企业发展的模式的1980年代初就走到了头，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日益明显。从1990到2010日本社会经历了痛苦的调整。

中国高储蓄发展模式也需要重大调整，本质上需要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推动本土需求可持续增长，不应继续为了保持投资的增长而压抑消费，因为这样只会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这种分配的不足现在仍然很明显，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分享的创造价值接近七成，中国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国内消费如果充足，产能使用就会提升，商品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满足新消费增长点的好的投资机会也会不断涌现。相反，如果消费疲软，好的投资机会变少，浪费的大白象工程反而可能增加。

美国面临的挑战是，以它的经济体量，要想继续去承担全球储备货币、全球商品销售市场和吸纳全球资本的金融市场的三重角色，已经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二战之后美国的国力相当于全球的一半，而现在美国GDP只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特朗普看到了美国的相对实力衰弱，才有各种单边主义和退出美国一手打造的全球经贸体系之举。不过，这种蛮横的贸易战不可取，全球需要构建新的贸易治理体系。

在本书的结论中，两位作者反复强调，贸易战不是解决当前全球化失衡问题的方法。他们批评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纠结于双边贸易数字，根本就是搞错了问题。克莱因与佩蒂斯提出，与其加关税和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不如选择控制全球资本流动。减少全球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是一种减少扭曲的方式，不过这需要强化美联储的全球最终借款人角色。或者，像新西兰所采取的禁止非永久居民投资本地房地产的做法也值得提倡，因为这一政策本质上就是限制产能过剩国家的资产阶层将贸易盈余投资海外资产。

归根结底，克莱因和佩蒂斯在书中不断敦促各国精英：调节分配机制，增加劳工收入，藏富于民，推动本土消费，是解决全球化结构性问题和化解贸易战的根本之道。

只是，这会不会又是一场福特与UAW的鸡同鸭讲？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