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锐 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于1980年8月，今年8月将迎来自己的40周岁生日。近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接受记者采访，回顾自己“闯深圳”这些年见证的深圳发展史。

：您当初是怎么来到深圳的？

郭万达：我来深圳的时候，它是一个热潮。小平南巡之后，东方风来满眼春，真的，像我们这些人在大学教书，当时就是想来闯深圳，一股英雄的气概，我们就觉得深圳很有前途。

我91年博士毕业，92年就来深圳了，是比较早的一批博士。那时候来到深圳找工作，人家还以为我是个骗子，不太相信。我15岁上大学，22岁研究生就毕业了。我27岁就闯深圳来了，所以他们当时觉得我年纪太小，学历是骗人的。因为当时深圳博士也不是很多，92年后就很多了。

：在深圳的这些年，有哪些时刻让您记忆深刻？

郭万达：其实我说了深圳的一个节点，从它发展的节点上来看，刚才提到的，比如说80年代中期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那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差一点连特区都没有的了。要不是当时小平第一次南巡说深圳的经验证明，我们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对的，证明深圳经验是对的。

但是那时候还是很多质疑说‘这是不是资本主义了’，意识形态很浓厚，有一段时间也是比较沉寂的。等到92年之后，明显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相对就少一点。我们这些人，是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深圳到全国的改革开放的热潮。

那个时候深圳最早的改革开放，很重要的就是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探索市场经济，因为原来是计划经济。92年，小平南巡以后， 92年浦东新区开放，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城市的开放新格局，相当于掀起了一个改革开放新的一个高潮。

这个时候就有特区不特的讨论，认为特区没用了。一直到95年，争论特区是靠特殊政策，是靠全国人民的“吃偏饭”养活了你。这个是以胡鞍钢为代表的，当时还引起论战。

魏达志老师也提到，广东省现在还有议论说为什么要搞深圳先行示范区，粤东粤北还穷得很，为什么不去支持他们？因为意思深圳搞示范区，又给他吃偏食。所以，始终会有这样的说法，特区不特、吃偏食。

2002年，又有一个说法《深圳被谁抛弃》，之后2003年、2004年，又是说深圳“难以为继”。你想想看，从“姓资姓社”、“特区不特”、“吃偏食”、“难以为继”、“产业外迁”，这意味着深圳本身就是在争论的风口浪尖，在这么一个波折中发展。这些波折，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可能来自于人们对于特区的理解，或者来自于特区发展本身受到的困惑，各个原因都有。

92年来，刚开始我在深圳市政府信息中心。93年，我们研究股份制改革，改造了一个公司，我们三个研究生同学就下海去了。下海这一年，国家就提出宏观调控，把过热的经济压下来，主要是包括房地产，也包括开发区、投资，直接就给你压下来了。一下子，经济速度“哗”的一下就下来，投资也下来。我们那个公司主要是做房地产，也做实业，我们是个投资公司，当时拿到了一个多亿，当时感受就是很有钱、很好，自己感受也很深刻，大概95年就坚持不住了。

我们这个公司两批人，学院派的像我这些博士、研究生，另一批很多是从部队出来，文化程度不算高。我们这些学生有别的选择、可能也不适合做企业，所以很快就坚持不下去，回来搞研究吧，但是有企业家精神的就坚持下去了。

我来深圳已经是28年，从一个大学的老师，到政府之后到下海，然后又回到研究机构，相当于我也是三次创业，才扎根在这个地方。深圳是这么过来的，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

：您到深圳以后的工作是什么？

郭万达：我到了深圳，市政府叫信息中心。我就发现深圳有两个事，企业需要的一个是股份制改造，第二个叫市场调查，要做经济预测，你预测什么，你不能空着来。所以我们当时就开拓这一个业务，就帮助企业来做股份制改造，帮助企业去做市场调查，服务企业。

深圳是最早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什么叫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今天讲的股份公司。原来的公司没有这个概念的，华为也是这样。1987年，深圳有一个文件说，你可以去建立一个民营的科技股份公司。

任正非87年设公司的时候，就有几个创始股东。那时候，说搞公司还有股东，啥意思？就是资本主义，影响很大的，那时候是还有争论的，而且他的员工持股都突破了原来我们的界限，一般员工持股不会有那么多人的。所以你们看任正非他们都很低调的。

到了92年的时候，就有股份公司的条例了，开始规范化。比如说，我可能有国企，也有民企混合持股，还有法人持股，那么他就要有一个股份制改造的过程，原来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就帮助他去做一个股份制改造的方案，叫股改。

现在你去设一个公司已经是很成熟了，工商局有有限公司，还有股份公司，当时很多人不知道吗？比如说你一个估值，你怎么能估你资产的价格，然后股权怎么来设置，董事会应该怎么来设置？股东会怎么样来做治理结构？

今天我们都知道了，这叫现代企业制度，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深圳市最早提出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以你看他现在深圳是上市公司最多的，好多企业都是因为通过上市公司，包括老的万科，这些都是老上市公司，上市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先做股份公司，你必须是股份制改造，你才能上市。

：你如何看待深圳民营经济的发展？

郭万达：早年深圳它是这样的，80年代的时候他就各1/3的外资，1/3的国企，1/3的民企，他是这个概念。

在外资中早年来的仍然是港资，然后之后是台资，之后是欧美日韩，资本开始过来。到了90年代，92年我来的时候，深圳的这个外资还仍然占到上面，国有企业占的比重相对就开始少了。

95年，我到的那个时候，国企改革正好是一个高潮的时候。到2001年入世，加入WTO以后，深圳的国有企业已经从很多种竞争性领域已经退出去了。今天看深圳国资委管的一共就二十六七家，深圳整个的国资占到对深圳GDP的贡献大概是5%，所以更多的还是民营企业。

外资占的比重也没那么大了。外资早年叫三来一补，就是加工贸易。这些年，有一部分的加工要不就迁走了，有一部分要不就改成了独资。这个时候你再看，深圳的民营企业就壮大了，它就是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

民营企业本身的发展也是来自于三个源头，一部分的民营企业就是说国企改制来的，比如中兴通讯，所以它中兴始终它有国企的背景，还有国有的股份，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一部分人从外资里面跑出来，比如跟富士康有关系的，它就是民营企业，在它刚开始就是从郭台铭那里出来的，是做电脑连线各个方面的，做得很厉害。

第三种情况，就是像任正非和华为这样的，草根就是民营企业，因为深圳有红头文件鼓励民营科技企业，他就去了，一开始也是倒卖香港的产品。但他还有个背景就是，任正非自己原来是有小发明的，他是搞科研的，参加过国家科技大会。1979年，全国科技大会还给他颁奖了。他是个科技人才，再加上下海经商失败他就有教训了。

95年，我在的时候，和唐杰（前深圳市副市长）到华为去，任正非那时候在搞研发，开始走出去，要和经济学家讨论汇率问题。有研发和你去倒卖相比，那个利润率是不一样的，就很高了。有了成功的交换机，后来就尝到了研发的甜头。

那时候深圳很多企业都在搞研发，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大学生便宜。为什么比亚迪、腾讯这些公司能发展的快呢？就现在来说，我们的成本上升了，但中国大学生也很便宜。比如说，你刚毕业大学能给你多少？30万、50万算给你多的吧？在美国，五六万美元的年薪，你雇得到工程师？那都是10万美金以上，好一点的就20万美金。你算这个账很简单。

但那个时候做技术还是做贸易，也是有争论。当年联想就有个叫贸工技，还是技工贸的争论，这在企业后续的发展就体现出差异了。

：为什么最后是深圳成功了？

郭万达：当年80年代初的时候很多人都跑深圳来，为什么呢？

其实深圳，包括我们这些人，当时一门心思想跑到深圳来，深圳吸引你的是什么呢？你看第一能挣钱，改变你贫困的生活，我们那时候在学生食堂吃饭，就拿了一个啤酒和花生米说，想到深圳干嘛，有人就说‘我的目标就是打的不看表、买菜不砍价’，这就是年轻人一个很天真的想法。

那个时候一个研究生不是很穷嘛，我记得很清楚，我92年来深圳坐在一个公园里，我们好几个人，都在那数星星，有一个人说什么时候灯火闪烁，那房子有我一套就好了，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你有一套房子也是天方夜谭，就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我们也是经过打拼才有的。

我当时在南开大学当老师，一个讲师可能就300块钱一格月，我一来深圳当时好像在政府，少也有一两千块钱，你300块钱和一两千块钱也不一样。我一下海，那时候93年立刻我的工资是多少？ 8000，我就很有钱了。

几百块钱和几千块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改革开放很多人就是来追梦的。深圳一开始这个镇上就是两三万人嘛，后来30万、100万、200万，现在是2000万的管理人口，常住人口1300万，都是外面跑来的人。

他首先就是摆脱贫困，当时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吃饱饭，有财富，这就是动力。深圳就给了这么一个条件。这背后又有三个因素。

第一，其实广东和福建都给国家申请说能不能给一些特殊政策，搞点加工贸易、边境贸易，不然人都跑光了。因为深圳当时穷，很多人就逃去香港，也就是当年的逃港事件。

所以有了最早的出口加工区。后来，广东和福建都有文件递到中央，中央就决定了搞4个经济特区。广东这边一条线，深圳、珠海、汕头，然后福建那边就是厦门。

深圳在地理位置上圳毗邻香港，香港本身就有很强的辐射力，所以很多企业家早年都有从香港倒买倒卖的这个搞贸易的经历，早年的那些小家电，不都是从香港来的吗。

第二个因素是当时深圳的主政者。深圳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开始的，基础很弱，干部从中央、广东省里派下来，但是珠海、厦门、汕头还是当地的多。当时中央领导和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谈话，李灏说我归广东省委管，同时我也给中央直接汇报，所以当时深圳好多事，就直接通中央，他就敢干。深圳有尚方宝剑，它是特区、中央也是说了要大胆想大胆试，当政者也胆大。

包括深交所，一开始是深圳筹备先做的方案报到国务院，国务院把这个方案批给了上海，就说我（上海）准备开张了。深圳一听怎么不批给我批给了它（上海），它要开张，深圳就决定立刻开张。

我们后来也问过决策者说，你们怎么那么胆大呢？他们就说，我们反正是试营业嘛，我筹备中央是知道的，方案也报给中央了，但先批给了上海，我现在试营业总可以，你要不同意我就把它关了。

他其实就是一个说法，就是胆大敢试。无非就是面临两个结果，第一个可能就说你这不行，我给你关了，那关了就关了；第二个就是把你骂一顿，允许你接着开，深圳就说‘对不起，我下不为例，我以后咱不这么干了’，但深圳好几件事都是这样。

第三个因素是，深圳就是有改革的基因，从80年代、90年代到2000年，它在不断的破自己的这个套数。比如，我刚开始在政府，后来下海，又再回到的事业单位编制。但是在很多地方，现在都还不行，有些大学教授想搞科研转化，但是怕失败了，什么都没有了，就不敢去闯。

：如何看待深圳未来的方向，应该怎么做？

郭万达：深圳的方向是三个层面去看，第一产业方向现在就是要做新基建，深圳有它的条件基础，中兴、华为，未来5G应用还有很大的场景，所以从大的方向上,深圳要发展的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

第二个层面，当然从深圳本身的动力源泉来看，原来深圳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模仿，后来有研发，现在要做突破性的技术，现在也说深圳在反思，没有芯片制造，一直没有，为什么不做芯片制造？因为芯片制造投资很大，几百亿，而且不是任何一个企业能干出来的。

上海就是政府直接砸钱，他找了一个中芯国际，直接砸，而且不光是中芯国际，前面还有。所以，一下子也有争论，现在深圳说我要不要搞这种？以我们的看法，深圳一直强调是市场行为，它并不是政府完全直接去砸。

深圳曾经砸过一个TCL华星光电，但是5年以后就撤出了，所以深圳基本上它还是靠市场。

深圳讲未来的发展，可能第一个仍然要做基础研究，不见得去砸。深圳是科学家少，大学院少，你看硅谷，无论如何有一个斯坦福，旁边还有一个伯克利，伯克利有100多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坦福大概也是七八十位的诺奖获得者。以前说我们有外面请的教授，但到一定程度你就得有这个氛围，你科学家越来越多，那个氛围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科学家要加强，软环境文化环境也要加强，不然这些高雅的人来了没有文化的氛围，好像就是赚钱赚钱，这也是是深圳所缺乏的，对吧。

第三个层面，深圳必须跟周边的城市建立很好的关系，在国际上就叫大都市。什么叫大都市？就是你可能有好多城市，但通过轨道是连成一片。现在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政策也开始改变，以前限制你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发展。从去年开始特别提出，不光是城市群，也提出都市圈，要提高超大城市的承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