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锐 日前，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马洪基金会”）举行了《新时代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研讨会》。李罗力在研讨会现场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的过去已经说了太多，深圳就是崛起了，民营经济在深圳创造了奇迹。对于深圳，他希望更多的往前看。

李罗力是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他于1988年调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时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的李罗力，在邓小平南巡期间兼任深圳市接待办主任，参与接待工作。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说民营经济创造了深圳奇迹？

李罗力：应该说深圳这么多年很重要的成功点，在于它很好的发展民营经济。深圳的民营经济，应该说在全国是发展最好的，超过北京、超过上海。这么多的龙头民营企业在全世界都有影响，例如比亚迪、华为、大疆这些。可以这么说吧，民营经济创造了深圳的奇迹。

为什么深圳的民营经济发展的这么好？首先，深圳特区从建立开始，就是要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杀出一条市场经济的血路”来。因此，几十年里，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的干部、劳动者和各种专业人才，都知道来到深圳就是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要改革要创新。这点从领导干部到普通民众，大家都形成了一个普遍的概念。

正因如此，深圳在思想观念转变上，相比其他内地许多城市要强得多，好得多。可以说，对于必须突破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在深圳已经成为全社会上下普遍的共识。同时，由于深圳是新建的特区，没有内地老工业城市或老中心城市所长期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比较容易突破和创新原有的体制，就像是在一张白纸上更容易创作和书写新的制度框架和产业发展的蓝图，这些都为民营经济在深圳的大发展创造了一个根本的前提。

其次，在深圳特区发展的历程中，始终都建立和维持了良好的政企关系。在深圳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政府基本上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坚持做政府该做的事，不去插手企业，给了民营经济充分的发展空间，让企业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去发展。尽管九十年代后，深圳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体制回归”问题，但相比内地政府来讲，深圳政府始终还是尊重市场的，是较好地划清行政干预和市场边界的。从这点来说，深圳无愧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典范和先锋，这就为深圳的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第三个原因是，深圳在四十年发展的历程中，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注重法治的城市。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因为深圳毗邻香港，很容易受到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影响，由于香港是具有非常成熟的法制环境，所以必然会对深圳形成国内相对先进的法治环境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二是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引进外资的最大的成功典范和标杆之一，而大家都知道，要大力引进外资，就必须注重法制环境的营造和完善。一个最成功的对外开放城市和引进外资城市，如果没有很好的法制观念，没有很好的法制环境，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点上，深圳也走在了全国各城市的前列，同时也为深圳形成很好的民营经济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第四个重要原因是，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深圳的社会诚信发展是比较好的，社会诚信度是比较高的。在深圳，政府要讲政府的诚信，企业要讲企业的诚信，已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生态和氛围。而为什么许多内地城市做不到这一点？这与那些地方“人治”大行其道有关。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也好、社会发展也好，主要是靠人脉关系去维持和推动，那么这种地方的社会的诚信度就必然会很低。比如，内地不少政府为了引进项目和资金，开始会答应投资者很多事情，但到了把企业、项目和资金引进后，却失信了，不按照原来承诺的去做，搞得投资者举步维艰，无所措手足。像这样的地区，社会氛围就没有诚信度可言，这个地方就无法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它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就很困难，就发展不起来。

经济观察报：深圳再出发还需要补齐的短板是什么？

李罗力：深圳本身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才还是远远不够的。就中国原有的科研布局来讲，我们国家著名的科研机构和著名科研类大学几乎都部署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西安这些原来的中心大城市。深圳作为一个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尽快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中国的特大城市之一，但是在培育顶级科研机构和创建顶级科研大学方面，还只是刚刚起步。

深圳这些年所取得的创新型高科技研发成果，其实主要还都是通过企业创新研发完成的，特别是通过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新研发来完成的。

中国现在的科技研发乃至创新，主要还是一个加持性的和应用型的创新。现在全世界基础科研的领先者，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基础科学领域，它的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在全世界遥遥领先。可以说，目前全世界顶尖的基础科研成果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掌握在美国顶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手中，中国和许多国家一样，大部分的研发成果都还是在这些原创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先模仿、学习，然后做应用性的创新和边界上的拓展。

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具备大力发展基础科研的条件和能力，一是从经济上讲，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和财力足以支撑我们开展各项最尖端的基础科研工作；二是现在我们科研设备和科研基础设施的生产能力、应用型产业科技发展水平、企业和产业的研发创新能力、科研人才和科研队伍，都已经达到世界水平的前列。

深圳市政府和社会各界、企业界、产业界都应该下更大的功夫，花更大的力气，进一步更多更好地引进最先进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更多更好地建设世界尖端基础科研的研究室、实验室，更多更好的找海内外名校到这里来办学，培养各类高科技和专业技术人才。与此同时，也必须在深圳这样市场机制相对发达的环境中，创新我们国家的与市场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发展高度融合的新型基础科研机制，不能再走国内已有的基本上是行政化的科研机制老路。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有专家提出“深圳应该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

李罗力：如果单纯从地理位置来讲，说深圳能成为这样的战略节点确实让人感到很牵强，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即如果从深港经济融合的角度来考虑，深圳则完全可以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大战略节点作用。

那么深圳和香港的经济怎么能够融合呢？我提议，在深港边界建立规模达到十几平方公里的高科技产业走廊。这十几平方公里做什么呢？主要是发展最新的高科技产业，也就是把这里建成为实现“中国工业4.0”概念的最佳产业带。

在这个产业走廊中要实施特殊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实际上是用香港的治理模式来进行管理，而且所有吸收的主要劳动力都来自于香港，同时还要在这里建立大量配套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提供给到这里来就业和生活的香港老百姓。

我曾经多次提过，这个产业走廊对国内外高科技龙头企业都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对国内高科技企业来说，这里是走向国际市场最佳通道：一方面香港是国际免税港，进口到这里的很多产品都可以免税，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省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设置在这里的高科技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作为香港本地产品出口，也可以享受到企业在国内生产产品所得不到的优惠。对于国外高科技企业来说，这里又是进入内地市场的最佳通道：一方面它们也可以享受香港是国际免税港的优惠，大大节省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这些外国企业在这里生产的产品，同样作为香港本地产品可以免税进入中国市场，使得他们的产品具有了特别的市场竞争力。

这其实是相当于把制造业带回了香港，而且所带来的制造业完全不是过去的那种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而是具有高科技含量、高资本含量和无污染、无生态破坏的新兴产业。这样实际上就像CEPA一样给香港老百姓送了“大礼包”。这个“大礼包”，它不是“输血型”的，而是真正“造血型”的。

实际上我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并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空穴来风。现在珠海与澳门经济融合——共同开发横琴岛，共建横琴珠澳合作区——所取得的快速进展和成效，就知道我所提出的这种设想完全可以在深圳与香港之间也能成为现实。

其实如果深港经济真的能够融合，那么深港都市圈不但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战略节点，而且也会成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最耀眼的一个亮点，成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最坚实的支撑点，同时也会在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东部地区、辐射内地中西部地区，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