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风/文

“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地球。”假若说工厂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所选择的那个支点，那么，被翘起了的便是古典经济学的奔腾年代。生活在“千百年之大变局”的工业时代，古典经济学家们见证到了前所未有的机器和工厂的出现，工厂成为了他们学说中共同的锚点。亚当·斯密有着经典的“大头针工厂”劳动分工论述，李嘉图比我们早了几个世纪担忧机械会取代人类，在他们思想中流转发展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正是“价值是工业劳动力”。后世的经济学家再没有像他们这样热爱谈论工厂。

如今我们仍旧生活在一个工厂制造出来的世界，仰仗贴上被贴上品牌的商品（实质上是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维系我们的一呼一吸、一饮一食。但这也导致我们对于工厂本身，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处在了“灯下黑”之中。玛丽安娜·马祖卡托这样激进却警醒的经济学家提醒我们，我们对曾经身为价值和生产力化身的工厂已经太过忽视。

回到历史脉络中去，重新理解工厂是有必要的。乔舒亚·B弗里曼（JoshuaB.Freeman)所写作的《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集中凝视了巨型工厂，丰富而细致地为我们展现了这几个世纪来，工厂是如何被人类创造、反过来又创造了人类世界。。这让它也成为了一趟观景窗口众多的穿越列车，帮助我们可以眺望经济学和工厂彼此联结的过去和现在的风景。它们或显眼、或隐蔽。

工业革命的一个切面

或许是受到了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的启发，弗里曼以《圣经》中和“利维坦”齐名的远古怪物“贝西摩斯”（Behemoth，译为巨兽）为巨型工厂命名。

事实上，工厂并不古老。制造业直到19世纪仍旧停留在手工艺者或是家庭内部自己自足劳作的原始状态。巨型工厂的出现则更晚。在1850年，平均每个美国制造业企业雇佣的工人，尚不足8人。

弗里曼将第一家工厂的历史，追溯到1772年建立在英格兰的德比丝绸厂。这家丝绸厂试图用从意大利窃取的机器抛丝技术率先抢占英国的市场，依靠一座5层楼高的砖房和一座23英尺高的水车，勾画出了现代工厂所有最主要的框架：“大量的劳动力使用以动力推动的机械协作生产。”

出人意料的是，机械并没有以摧枯拉朽之势取代人力，迅速带领英国跑入工厂时代。吹响了英国工业革命号角的珍妮纺织机，其手摇式的轻盈高效并没有助推工厂式的集中生产，反倒让手工业者们在家生产十分便利，继续支撑了“外包”模式在英国纺织业的支柱地位。直到19世纪中叶，利用动力机械进行生产的工厂，才成为“英国纺织工业所有关键部门的主导模式”。

但早在蒸汽机轰鸣、烟囱丛立，真正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到来之前，雇用超过1000名工人的大型工厂已经出现了。在那里，使用手动设备的工人和巨大的水车共享着生产空间。弗里曼在《巨兽》中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爬梳，证明大型工厂并不是只由技术驱动而生，组织、制度变革和技术变迁等等因素的交织，使得“巨兽”早于工业革命鼎盛就呱呱坠地。

大型工厂被弗里曼认为是发明者们为垄断专利权的回报、保卫私产而在工业时代构建起的私人城堡。机械师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了阿克莱机，并于1768年申请了纺纱机专利。阿克莱机本是和珍妮机一样，是以手摇驱动在农舍中广泛使用的小型机器。然而他发现，倘若一种小型机器遍地开花，那便意味着可以被很轻易地绕过专利权进行复制。为了避免技术外泄、保证专利使用费尽数进到自己的腰包，阿克莱机被改进为水力驱动，仅仅适用于阿克莱特自己建造的拥有巨大水车的大型工厂。

阿克莱特这样的实业家也致力于让他们的工厂及其周围的土地更大，目的是获得向上流阶层流动的凭借和底气。当阿克莱特在德文特河一带建立起众多工厂，赚取了巨额的利润和专利费后，在自己的工厂附近买下大量土地，建造起一所名为威勒斯利的城堡庄园，并为贵族提供抵押贷款后，他就凭此爬入了统治阶级的精英团体。

此外，大型工厂的出现带来的是一场从零工生产到集中生产的生产组织变革。监督和管理从那时便被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斯特拉特工厂里模仿边沁的“圆形监狱”所建立的“圆形厂房”，让监工可以站在中心的检查站观察整个厂房中工人的工作。集中起来被监督的工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更加努力。偷工减料和盗窃减少了，生产的各个阶段也更加协调。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经典的“大头针工厂”例子：一个人独自工作每天做不出20个大头针，但10个专业化分工的工人每天可以生产4800枚大头针。这能解释为什么即使在没有引进动力机械和改变生产方法的情况下，工人就被集中到大型工厂的屋檐下共同生产。

这一切提供了一个更细小的切面，从某些程度上再次印证了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对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Douglass North)等抱持“制度变迁理论”的经济史学家关于工业革命普遍看法的总结，“当对产权的保护、相当自由的市场、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史无前例地同时具备之时，工业革命从中爆发。英国正是最迅速、最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

工厂与“美国梦”

工厂的诞生无疑引发了一场经济增长的革命。弗里曼在序言中引述道，从公元纪年开始到第一个工厂出现之间，全球经济产出的年增长率基本为零，但在18世纪工厂出现后开始加速增长，从接近1%，到1950至1970年间达到峰值3%。

但工厂是否真的给工人带来了普遍性的生活改善？创造了“恩格斯的停顿”一词来悲观地描述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GDP飞涨、工人阶级的工资停滞不前现象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C·艾伦 (RobertC.Allen)，在最近于2017年发表的论文中热情颂扬了工厂提高真实工资的功绩。他指出，在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工厂的全面兴起，帮助经济突破了“恩格斯的停顿”，迎来了乐观的转折：1850到1970年间生产力和工资共同进步成为西方的“新常态”，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开启了。《巨兽》回溯了这段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大型工厂如何在美国兴起的历史。正如我们所熟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阵地告别英格兰，移向了美利坚。随着工业革命的主能源从木炭换为焦炭，宾夕法尼亚州地底蕴藏的大量煤炭资源让能源价格暴跌。蒸汽动力在美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开来，横跨美国的铁路让工业的材料和成品得以远距离运输。以煤为热源的钢铁工业也在迅速发展，1886年美国钢铁产量达到260万吨，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

钢铁工厂取代纺织厂成为了制造业的主角。与纺织棉花不同，锻造钢铁需要巨大的生产设备，和一套极为复杂的生产系统。因此，钢铁工厂本身就有着大型工厂的意味。根据1900年的统计，美国已经有六家钢铁工厂拥有超过六千多名工人，其中更有三家超过了八千名。同年的另一则统计显示，大型工厂已经提供了美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工业工作机会。

在20世纪，实现了用装配线量产T型车的福特汽车公司，建造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批万人工厂，开创了大型工业化的新阶段。汽车制造业被集中在主要的工业综合体内，拥有过万的工人。其中规模最为庞大的是福特于20世纪30年代建造在胭脂河畔的工厂，单体厂房达到了145万平方英尺，超过142英里长的复杂的铁路系统被用以在厂房之间传输材料和零件。胭脂河工厂在顶峰时容纳下了十万多名工人。

但弗里曼认为，直到30年代末和40年代巨大的劳工冲突后，工会化将“巨型工厂置于属于劳工的穹顶之下”，向上流动的“美国梦”才得以真正成为现实。作为研究劳工历史的专家，弗里曼格外关注工会这一往往被经济学所忽略的因素的作用。他指出，大萧条打破了大型制造企业对于工人而言的完全强势地位。1935年的《国家劳资关系法》承认工人组织合法、赋予了工人加入工会的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促使劳工运动完成了在大规模工业中的融合。到1945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人加入了工会。 公会所累积的争取的工资增长和福利提升累积起来，改变了巨型工厂工人的生活：拥有住房和汽车，并且有余力送孩子进入大学。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有92%。“工会化的大型工厂帮助创造了一个许多美国人认为是共同繁荣的黄金时代，孩子们比父母做的好，并希望下一代做的更好。”弗里曼如是总结道。

这给我们带来启迪。重拾起对工会这一因素的讨论，或许能够帮助经济学家在“美国梦”已经消逝的今天找出挽回流动性的对策。在2015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B.Freeman）发表了名为《为美国梦讨价还价：工会能为流动性做什么》的研究报告。他发现，工会密度和代际流动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强的关系。每当某个区域的工会会员人数增加10%，当地的低收入儿童的收入分配则会提高1.3%。这种关系几乎和高中辍学率和流动性之间的连接一样牢固，因此理查德·弗里曼认为，工会密度可以被视为衡量地区流动性的最强预测指标之一。

被金融业攫取的制造业

成真的“美国梦”背后，隐藏着巨型工厂开始走向消亡的阴影。当企业意识到庞大的工厂已经很难被控制住，他们将工厂业务转移和分散到其他地区的小型工厂中。人数上万的工厂成为了昨日黄花。20世纪70年代不断发生的经济下行和竞争性贬值，则让去工业化成为浪潮。制造业整体陷入了萧条和没落，工人纷纷失业、工厂纷纷倒闭。被关闭的巨型工厂的残骸悲哀地伫立在“锈带”之上，宣告着巨型工厂已经消亡。

苟延残喘的制造业继续萎靡不堪。2000年到2016年间的美国流失了大约500万个制造业岗位，如今只有8%的工人在制造业工作。“美国和其他工业先驱的资本越来越多地从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弗里曼观察到了金融业对于制造业地位的取代，并敏锐地洞悉到了实质：资本从原先通过实际运作工厂系统本身获得持续的经济收益，改弦更张到为该系统及其附属活动进行融资来获益。作为历史学家弗里曼忧心忡忡地认为这一战略“给少数人带来巨大的财富，却使经济不平等加剧，撕裂了社会”，但他没有尝试寻找原因。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早就关注起这一危险的转向，并试图提供解释。激进而富有影响力、曾被称为“世界上最恐怖的经济学家”的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Mazzucato）在《增长的悖论：全球经济中的创造者与攫取者》（TheValueofEverything:makingandtakingintheglobaleconomy）一书所进行的量化研究显示，1960年到2014年美国金融业占总增值的比重从3.7%增加到8.4%，上涨了一倍有余，在同时期制造业的比重则从25%下降到12%，跌了一半。她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三十年间，金融业已经全面赶超了制造业作为代表的实体经济。

接着，马祖卡托试图解释金融业为何能够从制造业中攫取价值、使得社会财富流失。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在工业时代警告过人们，制造业总产量超过总消费量的部分应该为未来生产进行再投资，如果盈余被如地主这样的非实际生产者依靠租金盘剥掉的话，会导致经济的生产力降低。然而，如今金融业取代了地主，同样向制造业强加“经济租金”。不断增长的金融部门产生的资金只有15%用于制造业等非金融行业的业务，大部分资金只在金融部门间流转获利。按照李嘉图的思想，“经济租金”如此膨胀是很危险的，但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金融部门被纳入GDP计算后，这样的趋势是注定且被放任的。马祖卡托认为，在这背后是主流的经济学家对于价值的衡量发生了变迁。他们将从金融业这样非生产性活动中获得的收入，等同于在真正创造价值的生产中获得的收入，“经济租金”便从古典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非劳动所得变为了可以在竞争中克服的障碍。这样的经济叙事纵容了金融业攫取价值，让少数精英非常富有。显而易见的是，1975年到2015年间，美国的生产力增长了60%以上，然而从1979年开始绝大多数工人实际小时工资的增长开始停滞甚至下降。马祖卡托所发现的经济思想史中“价值”转向的“反身性”，为弗里曼所观察到的“巨兽”消亡后制造业的整体衰颓提供了一种生动而可能的解释。

总而言之，作为一本偏于通俗的历史书籍，《巨兽》学术而严谨，尽可能从多方展示巨型工厂发展的历史细节。一方面，其自身的脉络繁杂琐碎，很容易让读者绕进史实的迷宫，而另一方面，它也为读者提供了相当多的隐蔽而有独特价值的入口，来寻访经济学发展中的主枝或是蔓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