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利/文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把一切政治实体的逻辑源头归于家庭，认为城邦之君长无论服膺于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本质上都源自父亲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权威。虽然将这一理论套用到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已不具备说服力，但在人类历史上与近代相比远为漫长的古老岁月，亦即某种形式的君主政治主宰绝大多数人类社会的时代里，家庭关系、或者“王室”这一特定家庭的内部关系，往往会对一个国度的政治史乃至社会史造成不成比例的长远影响。然而，在强调发现“客观规律”的近代历史学探究（以及因此而生的历史学公共教育）面前，这些充满了“主观”因素的琐碎细节既没有得到重视的资格，也对大多数人的记忆力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而在具有强烈禁欲色彩的社会背景下，在关注公共事业变迁的宏观历史讨论中混入宫廷“私”事，不但与主流的认识论不合，在道德上也难免被认为“不严肃”乃至“不文明”。

始于公元8世纪末、终于公元12世纪末的日本平安时代历来以杰出的宫廷文化遗产闻名，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时代也曾因上述“客观规律”的清教徒主义，在日本的政治—历史叙事中备受排挤。在日本史学界首次引入西方史学断代法的原胜郎曾在1906年的《日本中世史》序言中将文化昌明的平安时代贵族社会比作帝政后期的罗马，在“被文明所桎梏”，耗光了古典文明的所有活力之后，注定被日耳曼尼亚一般“质实刚健”的关东平原武士集团所取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明治人对平安时代的一种广泛的拒斥感。日本战败后，虽然具有左翼倾向的“战后历史学运动”对上述以民族主义为纲的史观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取而代之的唯物史观仍对平安时代的王朝政治抱有颇为负面的态度。中古日本社会的先锋队从带有军国色彩的武士变成了庶民，这一历史认识不但与战后尝试建立新体制的现代日本遥相呼应，也进一步夯实了平安朝贵族作为颓废、反动力量的印象。

与上述两种史观相比，学者保立道久试图在《平安时代》一书中呈现的视角无疑大有径庭。作为“岩波少年新书”书系的一部，在短短二百页篇幅里，保立道久并未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主题展开叙述，而是以看似繁琐、实则清晰的线索遍历了平安朝四百年间历代天皇与后妃、外戚和重臣间的往来折冲。这种特殊的通史写作既是作者思路清晰、论证扼要的体现，也折射出一个独特但常常被忽视的历史认识：看似与民族构建、阶级解放等“客观”主题背道而驰，充斥着“主观”儿女情长的平安朝贵族政治，恰恰是日本政治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阶段。正是因平安朝的宫廷政治自上而下产生的效应在9到12世纪波及了整个列岛世界，才让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社会成为可能。

父权政治的永劫轮回与天皇制的嬗变

日本的君主政治虽一向以“万世一系”著称，但在8世纪后半叶，亦即平安时代的开创者桓武天皇即位以前的时期，由于天皇家族内部的世系承继发生重大变故，皇室成员个人的相对正统性也多有动荡。与中古中国北族政权的状况类似，曾于7世纪主导了“大化改新”的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在死后遗留了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的问题，最终在672年引发了内战。虽然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的皇太弟天武天皇一族在8世纪上半叶主导了天皇世系，但随着天武系的直系血脉在770年无嗣而终，出自天智天皇一系的桓武天皇之父被贵族拥戴为光仁帝，从皇室的边缘走上前台。

在明治时代，桓武的进取作风被视为“天皇亲政”的最后范例，但在保立道久看来，桓武帝精力充沛的施政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根本的欲望，即将天皇家未来的世系承继完全垄断在自己的直系子孙手中，并根据自己的遗训在不同的皇子间轮番交接。有鉴于天武系王统在百年间绝嗣而终，桓武选择让自己的三个皇子与各自的异母姐妹结成类似古埃及的“圣婚”，从而产生三个互相角逐又互相补充的平行世系，根据子孙体内“桓武血统”的纯正性依次继承大统。虽然就结果而论，“桓武血统”确实垄断了迄今为止日本天皇家的世系，但随着桓武本人去世，无论对天武系绝嗣的恐惧还是对祖先的崇拜，都因君主政治内在的自然迭代性而逐渐淡去，只有对“父死子继”的强烈追求在平安时代的政治史上流传了下来。桓武的子孙们将继承他对直系继承的执念，但他们采取的策略不但违背了桓武本人的预期，也与东亚其他文明的做法大有径庭。

“外戚干政”的政治力学

中国历史上，王朝政治的稳定往往取决于父死子继的制度能否得到确立并自主运行。在儒家伦理的影响与宗族制度的特殊背景之下，“王统”与“父权”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包摄关系，家庭领袖必须将自己设想为一脉单传的父系氏族的一部分，这一氏族在抽象的时间序列上无限延伸，也在每一代核心家庭中制造了内与外、男与女之间的权力层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江户时代以来受到理学浸淫的日本思想界在看待古代日本王朝政治史时，常以后族对王族的干涉为朝纲朽坏的症结，这一观念最终影响了明治人对日本历史的看法，在中文世界也广受认同。

但正如与《平安时代》同系列的《飞鸟·奈良时代》所述，早在“日本天皇”名号诞生以前，倭国的大王制度便具有鲜明的“横向”色彩。作为氏族与诸远枝皇族的宗主，上古时期的倭国（日本）君长必须凭自身的血统与人格提供政治凝聚力，即大王位者是否拥有纯正的血统与健全的统治能力因此颇为关键。若在血统上最为纯正的嗣子不及壮年（基准为三十岁），君长之位当在其父辈乃至祖辈中最具信望、亲缘最近者之间流传，而由于皇族之间盛行异母近亲婚，男性女性、父系母系在王权承继时亦无内外之别。换言之，倭国（日本）的王权并非沿抽象的宗族血脉纵向传递，而是在每一代君主的核心家庭之中横向辐射，所谓“万世一系”并非对天皇“宗族”一脉单传的坚持，而是一代代君主在经营自身家庭时作出的现实选择所产生的层累效应。

与平安前期大体同时，中唐时代的中国皇帝为避免太宗、武后之事重演，曾大力打压皇子与外戚的权势，乃至拒绝立后；作为结果，宦官集团最终作为内廷心腹掌握了重大的军政权力，反而在唐末成为皇权的威胁。但在上述强调权力在核心家庭内横向辐射，而非沿抽象的父子世系遗传的古代日本，同样追求父死子继的平安朝天皇不但对父权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也与唐朝皇帝截然相反，选择了与后族密切合作的政治策略。

在先史时代以来的日本贵族社会，夫族与妻族常在核心家庭的生活繁衍中有对等的密切参与，即便进入中古的平安时代，天皇家在皇子或皇女降生时仍遵循古时习俗，由帝后两族轮流负担保育工作。对于天皇的父系继承，后族既有最强的共同利益关切，也在实际上参与了皇嗣的抚养与培育，因此在理想状态下，天皇可以后族子弟有力者摄政，通过默契实现内廷与东宫之间的平稳交接，而摄政一族在外朝（太政官）的权力扩张，也在结果上构成了对父子相继的保障。这一策略在宗族伦理的角度上或许难以理解，在古代日本特殊的家族制度背景下却合情合理。

不过，正如桓武天皇在防范绝嗣与父系继承间作出的折衷安排在一两代人之后即告破产，潜在皇子不止一人的问题也在平安时代的王朝政治中构成了一个不断更新的不稳定因素。而如果藤原北家的同辈子弟也与不同的皇子结盟，帝后两族同时分裂的风险便难以消除。事实上，直到藤原道长在公元1000年前后垄断了连续数代天皇的姻亲关系，在“王统”与藤原北家的正统世系中分别实现一元化之前，两系近亲“王统”之间的交迭与竞逐才是平安朝宫廷政治的主旋律。只有在藤原道长的基础上，平安后期的天皇才得以脱离与后族摄政合作的模式，转而通过生前退位成为太上天皇，从而直截了当地对年轻的继位者行使父权，令“天皇”头衔本身成为一种形式化的工具，藤原北家的外朝权力也通过礼制、文书行政与议政程序等方式得到固化。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建设性的“外戚干政”模式之下，先史时代那种依赖大王个人权威的体制才在平安时代逐渐成为体系化的、基于政治传统的“天皇制”，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以前。

王土与王民：东洋“旧制度”的诞生

因应19世纪的国际形势，明治时代的日本近代化进程除了建立追赶西方的轻重工业设施与军事力量之外，也在制度上试图打破江户时代根深蒂固的身份制度，用“一君万民”的天皇制民族国家取代以人身从属为基本原则的封建秩序。但在保立道久看来，无论是将整个日本列岛置于天皇大权之下的王权思想，还是被认为与这一思想相抵触的封建秩序，在实质上都源于平安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发展。

中文世界的历史教科书常把“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并列，视为日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认为中大兄皇子通过大化改新夺取政权之后，积极引进唐制，开创了以租庸调为基础的律令制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史料记载中“大化改新”政变的借口是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者前来赠送“御调”，而此处的“调”恰与“大化改新”之后建立的租庸调体制中的“调”一脉相承。中古中国的“调”是政府直接向民户征收的税赋，但正如关于“大化改新”的记载所示，日本（倭国）语境下的“调”本意是其他氏族向倭国大王家进献的贡品。易而言之，大化改新确立的所谓唐制更多的是一种基于隋唐律令的文书行政体系，至于以具有神权色彩的倭国大王为宗主，将诸多氏族统合于下，既不穿透基层社会也无明确对外边界的古老氏族国家传统依然存在。

虽然在历史书上常常被视为封建割据的渊薮，但平安时代的新兴贵族大多与桓武以来的天皇家及其后族藤原北家过从甚密。他们在地方社会的权势扩张在表面上导致了律令体制的瓦解，却在客观上令宫廷政治的凝聚力得以空前渗透到列岛全境。到12世纪，拥有完整边境与健全管理体制的庄园已在实质上成为一种囊括耕地、人口与山野河海资源的行政单元。在后世看来以“王土王民”思想为基础，旨在限制权门圈地的“庄园整理令”，反而证明了平安时代的王权意志在摄政藤原北家的支持下，通过贵族之间的内部纽带，能比之前更深地触及地方社会的基层。而在这一日益壮大的统治体系中，利用文武两道的才能服侍于上级权威，或在平安京内部维持治安、保障大贵族安全，或在地方社会代管领地、控制民众的，便是在之后的日本史上大放异彩的“侍”阶层。即便在镰仓幕府与武家政治崛起之后，这种形成于平安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格局也没有受到颠覆性的改变，毋宁说平安时代以来以自上而下、公私混淆的“侍”体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直到明治维新之后才决定性地走向终结。

在今天，如果把明治时代比作日本历史上的“大革命”，那么被其所针对的“旧制度”在根源上仍不乏平安时代遗留的色彩。然而，正如一部单纯讲述“大革命”如何颠覆了“旧制度”的著作无法概括法国历史，把平安时代片面斥为“颓废”或“反动”之世的叙事也难以揭示日本历史的真实面貌。保立道久的《平安时代》虽只是一部面向日本青少年读者的普及性著作，却在“微观”的王朝政治与“宏观”的社会变革之间达到了精妙的平衡。中文读者今后若有机会以这部短小精悍的著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接触土田直镇、户田芳实等中古日本史大家的具体论述，必将进一步发现平安时代与日本文化传统中更多意想不到的魅力与机微。